博弈，英文称作 Game，欧洲人认为人生乃游戏（博弈）。西方知识分子对赌博游戏的兴趣使得博弈问题成为了他们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而逐渐产生了“博弈论”（Game Theory）。自 1944 年正式诞生以来，博弈论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已经6 次折桂诺贝尔奖。其中，与国际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为托马斯·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他对博弈论的非数理化研究和运用增进了人们对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理解。作为一种理论兼分析工具，博弈论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实为罕见，足见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应用价值。不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虽已对博弈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研究情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博弈论研究的综合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跨库主题进行检索，在目前能够查阅到的相关文献中，笔者发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博弈论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一）博弈论研究的进展
1985 年，陈乐民教授在《西欧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以介绍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为主题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博弈论。陈乐民教授认为博弈论是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方法论，并且对博弈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运用进行了简要介绍。
孙廷元教授也是早期在国内国际关系期刊上专题介绍博弈论的学者之一。在发表于《外交学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上的“浅谈博弈论”一文中，他着重介绍了几种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并对博弈论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博弈论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而实际上，在上世纪 80 年代，西方对博弈论的研究早已从这种简单的、静态的、完全信息的博弈模型研究发展到对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研究和运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学界对博弈论的研究并未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继续跟进。相反，其发展势头戛然而止。从那时起直到 1994 年的近 10 年间，每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中涉及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几篇（1990 年甚至是空白）。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博弈论研究的趋势也与之类似，在此期间只有倪世雄教授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之七”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博弈论的相关知识。
直到 1997 年后，博弈论研究的相关论文才又陆陆续续地在各类刊物上开始发表；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博弈论研究相关的论文依然不多。据笔者统计，截止 2012 年底，在“CNKI”登载的国际关系期刊论文中涉及博弈论研究的文献还不到 60 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近 30 篇。另外，以博弈论研究为选题或以博弈论为研究视角的硕博士论文也只有 30 篇左右。由此可见，中国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30 年来对博弈论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充分，关注度也比较低。
图 1 是近年来中国各领域学者就博弈论研究的相关文献统计，图 2 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在相关期刊上发表的涉及博弈论研究的文献统计，图 3 是国际关系学位论文中涉及博弈论研究的论文统计，表 1 是部分外交与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上刊出的涉及博弈论研究的文章统计表，以上统计的时间跨度均为 1980 年至2012 年。
从图 1、图 2 和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博弈论作为一个新兴理论引入国内的时间较晚，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相关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直到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 3 位在博弈论研究领域做出奠基性贡献的学者，人们才意识到博弈论的巨大应用价值和学术地位，博弈论也逐渐被国内学者所关注。1996年、2001 年、2005 年、200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继颁发给博弈论研究专家，则直接刺激了国内学界对博弈论研究的极大兴趣。但是通过图 2、图 3 和表 1 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界涉及博弈论的研究长期低迷，相关理论研究和运用的文章只占据整体研究的一小部分，其中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少。而且学界对博弈论研究的学术敏感性普遍较低，在 1994 年诺贝尔奖颁发之后的第 3 年，刘靖华教授在《欧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力量均衡，还是制度霸权？——当代国际关系中两条逻辑的分析”的论文中，梳理了自由制度主义运用博弈论论证合作的可能性、化解“囚徒困境”的研究。这种状况到 2004 年才有所改变：该年度在“CNKI”上刊登的相关硕博士论文有了零的突破，达到 3 篇；发表在学术性期刊上的相关论文也有所增多。最近 8 年来，相关文献渐渐增多，研究的主题也愈趋多样化。
（二）博弈论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分析.
在通过“CNKI”跨库数据库检索获得到的近 100 篇相关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中，经过整理分析，博弈论相关主题分布在 18 个方面，如图 4 所示。
这些主题之间多有相似性，又可以归纳为：（1）利用博弈论解释国际核武器问题的有 5 篇，占文献总数的 6%；（2）运用博弈论研究两国间相互关系，侧重于政治、安全领域问题的有 27 篇左右，占文献总数的 34%；（3）研究区域经济、安全合作问题的有 3 篇，占文献总数的 3%左右；（4）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研究博弈理论问题，包括对博弈论基本知识的介绍、不同流派学者对国际合作的争辩、西方国际关系中博弈论研究综述等，共有 15 篇。这也是单个主题中数量最多的，达到总量的 18%；（5）研究博弈论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系，或是两者结合来探讨实践问题的有 15 篇，占 18%；（6）运用博弈论研究国际合作制度和国际法的有 9 篇，占 12%左右；（7）还有一些是运用博弈论研究各种新问题的，比如国际碳排放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危机管理等。从这些研究主题中可以发现，在 2000年以前，相关主题的研究多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研究博弈理论，主要是对其起源、基本概念、分类和国际关系各流派的理论观点进行介绍和综述，缺乏运用该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研究。
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意识到博弈论的学术价值和研究前景，对博弈论领域研究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特别是 21 世纪后，学者们涉及博弈论的研究主题拓展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诸多领域，并且努力结合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进行阐述。但在这些研究中，不同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博弈论的研究和运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对博弈论的理解和解读往往也并不相同，造就了博弈论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同类型。
（三）国际关系学界对博弈论的研究及其类型.
1.介绍综述型.
此类研究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博弈论的相关知识进行引入和介绍。它包括对博弈论的起源、基本要素、分类、常见模型、运用领域以及其他基本概念的解释。早期由陈乐民教授、倪世雄教授和门洪华教授等人将博弈论作为西方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引入国内，提出博弈论是国际关系学行为主义流派推崇的一种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方法论，是目前探讨国际机制最有效的理论工具之一。
刘靖华研究员承接他们的研究。在辨析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对于国际社会应该是力量均衡还是制度霸权的讨论时，简要概括了自由制度主义者运用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论证了合作及打破“囚徒困境”的可能性，对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命题提出挑战。
此后，还有多位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深化研究，如厦门大学刘志云教授、北京大学金亨真博士、北京大学王磊等。任东来教授在讨论西方体制理论时，指出西方学者通过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和“鸡雏较量”模型说明促使行为体相互合作并维持稳定的诸种条件，进而为解释国际行为主体建立、维持和改变国际体制的原因提供了依据。
2.借鉴分析型.
博弈论不仅拥有众多理论模型可供国际关系学者选择，它的许多重要概念和独特思维方式对开拓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路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从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出发来分析和解读国际问题是许多学者的兴趣所在。如华东师范大学燕玉叶与肖雄教授从博弈的概念——“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出发，考察了经济实力对大国博弈的影响，得出经济实力是大国博弈基础的结论。
北京师范大学李兴教授在研究俄美在欧亚大陆的政治博弈时，将博弈论中“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一次性博弈”与“重复性博弈”、“合作性博弈”与“非合作性博弈”三组概念与案例结合进行分析论证，指出围绕亚欧大陆的主导权和影响力问题，美俄之间进行的博弈与明争暗斗不会停止、不可避免。上海社会科学院刘阿明研究员以博弈论的基本分类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认为中美博弈可以被抽象为两方合作性的“非零和博弈”，双方应当通过“六方会谈”的机制加强双赢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
而国际关系学院林宏宇教授撰文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可运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论”来分析和解读，目前的“G20”体制就是当前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博弈的制度框架，并据此通过案例进行了论证。将博弈论的相关概念与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分析国际问题的框架使用；通过历史事件分析或案例解读，而非博弈论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此类研究的显著特征。
3.综合研究型
所谓博弈论方法，主要指的是对博弈模型的运用，其中最常见的包括“围猎模型”、“囚徒困境”、“协调博弈”等。在实际的研究中，其运用方法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概括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对博弈论的分析性运用和解读性运用。
唐世平教授是国内首个对博弈论进行分析性运用的学者。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将“围猎模型、“囚徒困境”以及“死结模型”三个初级博弈模型综合运用和比较分析，探讨了中国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学博士吴笛运用静态分析模型，对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的领土地缘、自然资源、军事、民心、制度和文化方面等维度的效用分别进行了比较。南开大学谢建国博士则建构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框架分析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美伊可能的战略选择，发现了美国面临的不利局面以及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此外，也有学者使用了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和探讨中美关系的互动和台湾企图独立的可能性问题。 除了对传统问题的探讨外，上海大学张金翠还将“囚徒困境”与“协调博弈”引入到对中印水资源争端的博弈分析中，指出其中的合作难题。
4.理论互联型
虽然博弈论常常被看做一种研究工具；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发现博弈论本身也是一种理论，并且博弈论还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科院世经政研究所王鸣鸣、北京大学张慧在探讨外交决策中的理性选择模式时指出，该模式以古典现实主义为思想基础，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决策过程和行为后果，博弈论正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工具。
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惠耕田则认为以博弈论为基础的策略行动理论对于很多问题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因此他融合了理性选择模式和建构主义互动论的基本原理对国际合作现象进行解释。
而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余万里对将博弈论运用于相互依赖研究中持有批评性意见。他认为这一方法的实用性不足，研究者在筛选变量、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往往会把一些无法量化的重要因素忽略掉，使得模型呆板化。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向钢华与清华大学王永县教授指出博弈论方法是西方国家威慑理论研究的主流方法，为此他们归纳了博弈论方法在威慑理论研究中应用的历史、研究新进展和博弈论方法目前存在的一些争议。而在谢林对讨价还价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细致的分析后，博弈论出现了非数理化运用的分支，由此也诞生出相互依存的决策理论以及博弈与冲突的战略，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实践。
5.模型创新型.
除了借鉴国内外既有的博弈论模型来对国际问题进行分析，国内的一些年轻学者也尝试探索博弈模型的变体或新的模型结构，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中国政法大学硕士何海峰在讨论中美在对台军售问题中的博弈模式时，将“囚徒困境”的假定做出了修改。
他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承担的风险是不相同的，因此在原模型基础上，将A（中国）假定为主犯，B（美国）假定为从犯，分别对他们的收益函数（支付水平）重新设计，发现博弈双方的决策行为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延边大学朴秀英在其硕士论文中，不但运用了“囚徒困境”解释中日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而且运用坐标轴上的三角形代表中美日三角关系，通过其中博弈各方的位置变换，分析了在这种三方博弈之下日本应采取的最优安全策略。
此外，学界对初级博弈模型的拓展和运用也具有创新之处，如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张昊参考格伦·海劳尔德等人的研究，将“囚徒困境”模型进行了拓展，从原先的2×2的策略选择结构拓展为6×6的结构，用以研究国际危机的升级或降级的动态过程。
虽然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博弈论模型原创性贡献相比，国内学界对博弈论本身的理论贡献还较少，但是在青年学者身上却让人感受到了创新的潜力和希望。
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博弈论研究的不足和局限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博弈论的运用和研究的时间不长，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但是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与国外相比并不逊色。随着国际关系学者对博弈理论研究及运用的增多，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日益暴露出来。
1. 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文献积累有限.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博弈论科学研究方法的采用相对较晚，目前所能见到的博弈论教科书也基本都是其他学科的。在相关论著中运用大量篇幅专述博弈论研究方法的也比较少见，因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博弈论最近研究进展的了解比较滞后。自 20 世纪 80 年代被引进以来，博弈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一些反对者甚至认为博弈论是用数学模型将复杂的国际事件简单化，使生动的国际关系发展趋于僵化，并不可取；另一方面，抽象化的语言和复杂的计算对于国内许多没有自然科学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自然激发不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因此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国内学术期刊上每年发表的博弈论研究论文平均还不到 2 篇。即使最近几年在诺贝尔奖的激励下，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依然不多，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些重复性的研究以及简单的介绍，高水平的文章屈指可数。
2. 研究领域狭窄，理论研究质量不高.
从上述对学界博弈论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学者们更多地是关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对博弈论的理论研究，或是博弈论方法在西方某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运用现状。但对博弈论的介绍性和解释性内容多于对其核心理论的分析和系统化的研究，理论研究质量不高，深度不够。实际上，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相当普遍。在西方除了将博弈模型用于军事政治战略分析以外，也用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新领域的研究。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比较少，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往往是经济学教授跨界交叉研究和年轻学者简单尝试所取得的。博弈论常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进行分析型运用，解释国际关系具体案例的文章却并不多见。部分学者对博弈论的运用仅仅停留在引用一些相关概念和分类的层面，并非严格意义上科学方法的使用。
3. 模型建构简单化，缺乏创新性.
博弈论源于数学，但是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被广泛吸收和发展，如今分析模型早已经从简单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研究发展到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还出现博弈学习理论的相关内容，弥补了博弈论理性人元假设的部分缺陷，博弈参与人数也从二人博弈发展到多人博弈。但是在国际关系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博弈论的认识还停留在对诸如“囚徒困境”、“胆小鬼博弈”、“猎鹿模型”等初级博弈模型的运用上，建构的实证模型也比较简单，也因此常常被人批评为不符合实际。另外，国内研究者对博弈模型的创新性研究也非常少，在外交国际关系类期刊上笔者一篇都没有看到，仅有的几篇成果也是一些研究生的初步尝试。此外，国内学界对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运用也非常罕见，基于演化和学习的博弈学习理论则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4. 研究方法不够规范，有效性被质疑.
长期以来，简单枚举法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还未普及。博弈论进入中国后，许多学者对这种方法的运用不够规范，使得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来引导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将博弈论看作一种描述性工具而非一种分析工具，就误读了博弈论的力量和意义所在。博弈论的应用不仅仅是挑选案例：朝鲜核危机到底是“胆小鬼”模型还是“囚徒困境”模型？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重构和解读特定事件，但却很容易使理论去迎合某些历史事件或现实困境，不能对博弈论的运用产生在经验上可以证伪的任何预测，限制了对博弈论有效性的检验。
研究方法的不规范还表现在对博弈模型名称的随意改写上，这对比较研究和学术规范化造成困扰，也容易引起一些低水平的重复。
三、博弈论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趋势与展望
博弈论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可以用来产生新的发现和理解，而非重构单个的情势。博弈模型的简约性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说明社会现象，而博弈论的演绎使我们得以预测国家互动行为以及产生关于国际政治的新理解。鉴于博弈论如此重要的学术价值，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将呈现出如下趋势。
1.研究前景广阔.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博弈论目前还处于辅助性的位置。这主要在于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兴趣大多在政策研究领域，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一项政策的背景资料、出台过程、实施情况、产生的结果等。
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预计中国在未来 10 年里将会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将会遇到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和前所未有的国际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依靠对相关政策的解读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对它们进行具体分析，寻找一般性规律。如此，必然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将目光转向对具体事件的研究、对某些新现象给予解释以及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论思考。这些要求使得学者对复杂推理过程的依赖性增强，对博弈模型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2.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国际关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国际社会中一切成员跨越国界的互动关系。
如果进一步划分，国际关系又可以分为 3 个不同范围的领域：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包括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传统上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强调政治关系，所以博弈论也比较多地被运用于这方面的分析。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在各国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反而被淡化。未来对博弈论的运用必然走向多样化，并向更多的领域拓展，多人合作博弈的理论价值也将被显现。3. 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以及学界与西方同行合作交流的增多，相关领域的队伍将会逐渐扩大，研究人员会越来越多，层次也会越来越高，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也将逐步提高。今后研究的重点应把博弈论的运用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使两者相互促进，以推动中国在此领域的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和完善。对博弈论的研究类型将由简单介绍和解释走向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由描述性运用转向推理性研究，由简单模型求解转向复杂模型建构，对博弈论方法的运用也更加灵活化。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缓慢，博弈论方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也不太可能会像在经济学中那样普遍，对博弈论模型本身的发展一般也不会来自国际关系学科。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博弈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研究水平还不高，还没有将博弈论对决策过程的指导作用挖掘出来，离发挥出博弈论的真正价值还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