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与领导力最新成果综述(4)

　　3.3   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除了以上所介绍当今组织行为及领导学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之外，我们特别介绍近年来本领域内有卓越影响力的研究，这些研究者立足行为研究的范式、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关注重大的社会现象并开展严谨的科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对于实践产生了影响。这些研究启发中国学者，要关注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重大问题，从中敏锐地发现适合本学科研究的问题，并以严谨且有创造力的方式去开展研究，这样就有可能对于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并且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这里根据研究发表时间的先后呈现出来。
　　
　　3.3.1构建社会公平
　　
　　Norton和Ariely  （2011）采用了巧妙的方法来确定理想化的“财富不均水平”:让美国人构建一个他们认为的合理的财富分配模式。作者对美国47个洲的超过1亿的美国人进行了线上调查。在任务一中，作者生成了三个饼状图，第一个图描述了社会财富在5个层级平均分配的状态，第二个图反映了美国的财富分配状态（分配很不均衡），第三个图则描述了瑞典的财富分配状态（有些许不均）。统计结果显示47%的美国人选择愿意加入了图三所描绘的社会，  43%的美国人选择了图一，百分之10%的美国人选择了图二。在任务二中，作者让参加者估计美国实际的财富分配状况，以及他们喜欢的理想的财富分配形式。研究结果发现，美国人大大低估了美国实际的财富不均程度，认为前20%的人占有的财富为59%,大大低于实际的84%.并且，在不同人群之间人们对财富分配的方式有较高的共识。不同的人群（即使是最富有的人）都希望更平均的财富分配方式，同时人们（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都希望有一些不均的存在。
　　
　　3.3.2透明管理的悖论
　　
　　透明管理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组织学习和作业控 制，从 而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的 有 效 途 径 . 然 而Bernstein  （2012）提出了“透明悖论”,认为维持工人的可见性可能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工作绩效。作者以位于中国南方的一家手机生产厂为研究场景，通过参与观察和现场实验检验了透明组织设计对工人生产率和组织绩效的影响。
　　
　　在研究一中，作者让三个本科生作为普通工人进入了工厂流水生产线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嵌入式观察。根据观察，对所在组装流水线的问卷调查，和对若干工人的深度离职访谈，研究者发现在透明管理的模式下，操作工人会向管理者隐藏他们创新性的技术，从而避免承担向他人解释的成本或避免因与他人做法不同而带来的麻烦。在研究二中，作者进行了现场试验，同时安排了二位本科生在实验组进行嵌入式观察。在16条流水线（32个流水线班组）中随机抽取了2条流水线（4个流水线班组）作为实验组。实验组的两条流水线周围挂上了帘子，从而操控生产的隐私度。结果显示，装上帘子的4个流水线班组在第一周后其每小时无缺陷产出提高了10%到15%,并在未来5个月内持续领先另外28个生产组。嵌入式观察的提供了增加隐私度后有效促进了生产组的绩效提升的原因。研究有效证实了，即使是中等程度地提高团队水平的隐私都能够持续和显着地提高生产线的绩效水平；隐私对于支持正向的生产偏离行为、避免注意力分散和持续改进有着重要的作用。
　　
　　3.3.3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
　　
　　Chua,  Roth和Lemoine  （2015）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理解在全球背景下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作者推论，创新投入（engagement）和创新成功受到创新者和受众所在国家的文化松紧程度（cultural  tightness,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被描述为是有很强的社会规范和很低的对越轨行为的容忍度）以及两个国家的文化距离的影响。
　　
　　作者利用来自全球在线创造力众包平台的现场数据检验其理论假设。该平台会将客户提出的创造力商业问题发布给来自160多个国家的注册成员，并以比赛的形式选出最终的获胜者。作者获取了2010年1月到2011年12月期间的99场比赛信息，以及该期间的用户信息，作为数据分析的原始材料。结果显示，来自紧文化国家的个体相比来自松文化国家的个体更难以参与国外的创造性任务，也更难以在任务中取得成功；这一效应随着创新者和受众所在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的增大而增强。此外，来自紧文化国家的个体更不容易接受外国的创造性想法。然而，与当前理论预测相反的是，作者发现在个体参与其所在国家的或者与其文化相近的国家的项目时，文化松紧程度反而能够增加他们的创新投入度以及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更进一步，作者随机抽取了5场以法国为市场环境的比赛，从各个比赛中随机抽取了10件到12件未得奖作品，并请市场专家分析这些作品失败的原因。现场访谈的结果基本支持了作者的观点，即有用性和新颖性的文化匹配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研究展现了在全球范围内文化规范对创造力的作用。
　　
　　3.4中国学者未来的方向
　　
　　首先，在理论发展方面，学者将组织行为和领导力的研究议题逐步深入，推进了诸如领导效能、个体、团队与组织创造力与创新、个体有意工作行为（purposeful work behavior）及跨文化等主题的发展。就领导力研究而言，为了让研究更加贴近当下复杂多变、知识驱动的经济环境，有些学者提出复杂领导理论（complexity leadership）。该理论认为，领导力产生于复杂的系统，该系统中动态且不可预见的因素发生交互作用，进而产生一系列结果变量（包括知识扩散、学习及创新等），因而，需以复杂动态系统视角来研究领导力。这些领导力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领导效能的理解，但未来仍需更多的探索性研究来加深我们对领导力适用情境的认识。中国现有的领导力研究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大部分研究专注验证西方学者发展的理论，二是在研究中忽视普遍中国的特殊情境。为此，有学者呼吁今后中国的领导力研究应当考察宏观的社会环境对于领导力的塑造，或者对于领导力与组织结果变量的调节。同时，由于中国年轻员工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与以往的中国人相比出现了变化，学者也应当考察对于这类员工的有效领导方式（Zhang, Chen, Chen, & Ang, 2014）。
　　
　　在组织行为领域，学者们在个体、团队创造力与创新等领域取得许多令人欣喜的新发现，并探索出了更多的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包括个体创造力自我效能、奖励制度、网络结构及领导的垂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等。当然，这类研究比较零散，未来需要更整合的视角。另外，跨文化的研究在领导学、组织行为学科的应用也日趋深入，随着动态文化理论的提出，中国式的跨文化研究收获了许多特色的创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中国学者参与在Academy  of  ManagementReview上发表文章并提出个体有意工作行为理论，解释了个体行为的动力机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有意工作行为被个体特质、工作特征及感知意义所共同决定。这个理论提供了个体在组织情境中行为的分析框架，值得未来去探索。为了推动中国组织行为学的发展，研究者既要避免单纯的模仿和跟风式的研究，也要避免没有依据的创新，应该从相关的科学中吸收营养，并在研究中体现出中国的情境特征（张志学等，  2014）。其次，从研究的方法、范式方面，学者们应该逐步采用更多元、前沿的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来探索研究问题。例如，综合运用多类型（包括文献回顾、实证研究、元分析及理论研究等）、多研究、多方法（如同时应用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及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多样本、多层级（跨个体、团队或组织层面）的研究范式。同时，采用基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经验抽样（experience  sampling）的研究方法加快了领导学与组织行为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其它学科的方法，如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社会学的社会网络分析、心理学中的实验设计及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等，也可被借鉴，用以多角度考察组织中主体行为。就研究角度或范式而言，在考察领导力与组织行为的过程中，学者的关注点由过去以领导、关系为中心，转变为越来越以员工为中心，而且，相信未来的学者会注重研究的动态性，提倡自下而上的理论构建。
　　
　　最后，在研究选题方面，中国学者应紧随社会时代脚步，关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现象，敏锐地发现适合本学科研究的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人们的工作与沟通交流方式都有了根本性转变；不少企业开始了大企业团队化的组织变革。因此，关注互联网经济中组织和个体行为的特点与效率，关注虚拟工作团队以及远程合作模式，关注信息资源分散流动情景中的领导力形成等，便成为未来组织行为与领导科学的必然趋势。另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换挡期，组织发展也面临新的棘手问题，例如人口红利消失，新生代员工的生活及工作价值观与他们的“前辈们”都有较大不同，组织中也出现了一批娴熟而倦怠的工作者，技术高超而内心冷漠的工作者，生活殷实而内心贫穷的工作者。因此，从深层意义去探讨工作的动力机制问题，可以从更本质的角度去激发和引导人类建立更加终极，更加高尚的生活和工作追求，这也是组织行为科学应该关注的基础性问题。还有，在跨界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今天，学者们更应该关注并研究企业组织的创新模式、知识管理，以及知识型员工创造力来源等。最后，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国组织管理学者已逐步具备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能力，而且这一群体规模正在快速扩张，因此中国学者向人类管理知识库形成重要贡献，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正所谓本土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学者应以本土‘人文’思想为基础，融入了西方‘科学’思维，融合东方人情管理法则与西方企业法则的管理理论，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形成对西方以科学和效用为导向的管理理论的创新与贡献。
　　
　　组织行为和领导行为的研究既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同时又特别强调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这就意味着，包括心理学研究者在内的多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立足本学科的理论视角、发挥本学科的方法优势，去探讨组织中的现象以及领导行为的规律。同时，要确保研究发现对于现象的解释力、甚至启迪实践界对于问题的解决，研究者需要贴近现象、走进研究现场，在深入了解现象之后做出科学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既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同时也充满了机遇。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发掘的组织和领导力现象。研究者不仅可以利用中国的独特之处检验现有的西方的理论，还可以根据中国正在发生的管理事实开展新的研究。在经历巨大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环境相对复杂，对企业的运营和能力建设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所关注的，也是研究者发展新理论的良好契机。组织行为和领导力的研究只有通过剖析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才能避免纸上谈兵，做出有贡献意义的研究。但是，立足现实做研究不等于就事论事、只关注现象本身或者针对提出解决方案，这样仅能做出微小的理论贡献。研究者需要将现象中蕴含的问题抽象出来，结合以往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建立能够表达现实世界的理论。希望本文报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国际上的研究动态，能够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更高水平的研究。
　　
　　参考文献
　　
　　张志学，鞠冬，马力。  （2014）。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现状：意义与建议。心理学报， 46, 265-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