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
在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中， 福利经济学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分配的重要理论体系。 它试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开辟社会分配研究的新领域， 它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 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1]。 经济学界通常将福利经济学分为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 虽然两者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 都是基于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 但在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价值理念上存在明显差异。
庇古 （A. C. Pigou） 既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也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 社会经济福利等于一国的国民收入， 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包括： 一是国民收入总量， 二是个人收入分配状况。 旧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基数效用论和边际递减规律， 论证了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可以增加社会总福利。 根据基数效用论， 商品对人的效用或福利可以用商品的单位价格来计量， 个人与社会的效用可以进行计算和比较。 根据边际递减规律， 随着收入的增加， 个人重新增加的每一单位收入中所获得的效用是递减的， 一个人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 收入愈少， 则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愈大。 因此， 同样一英镑， 穷人和富人获取的效用是不同的， 它给穷人带来的效用总是大于给富人带来的效用。 由此进一步推导出， 在国民总收入既定的条件下， 如果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 穷人所获得的效用大于富人所损失的效用， 社会的福利就会增大。 因此，旧福利经济学派主张通过政府干预， 举办社会福利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从而使社会总效用增加。
具体措施包括两类： 一类是直接的转移， 例如举办一些社会保险或社会服务设施； 另一类是间接的转移， 例如， 对于穷人最迫切需要的食品 （如面包、 马铃薯等） 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单位， 政府给予补贴， 促使这些部门和企业降低这些食品的售价， 使穷人受益[2]。
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 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 （L.Robbins）、 卡尔多 （N. Kaldo）、希克斯 （J.R.Hicks） 等新福利经济学家的批判，他们认为， 旧福利经济学派的基数效用理论假设以及收入分配均等化规范性研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其主张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他们主张通过提高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 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大的福利内容， 而反对像旧福利经济学家那样只注意研究收入分配。 新福利经济学核心理论基础———帕累托最优———就是一个关于效率的标准，只有在某个人福利改善而又不致使其他人福利受损的情况下， 社会福利才是最大的。 但是， 新福利经济学也不完全忽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收入分配的调节在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 总会使另一部分人受损。 他们由此提出补偿原则理论， 即当社会变革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时， 受益人可以对受损人进行补偿， 只要收益大于补偿就说明社会福利增加了。
不过新福利经济学家的补偿原则是虚拟的， 他们认为只要社会整体发展了， 并不需要受益者直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这些受损人终究可以通过“漏斗效应” 从社会发展中得到补偿[3]。
不论是旧福利经济学， 还是新福利经济学，都是围绕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 但两个理论的价值导向与实现途径却是不一样的，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 旧福利经济学更强调公平， 认为收入分配公平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更强调效率， 认为只有在不损害效率基础上对收入分配的适当调节才是合理的。
二、 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性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府的一项社会政策， 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 其根本目的在于熨平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 在实践中，社会保障调节了收入分配差距， 促进了社会公平，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1. 社会保障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财政工具， 是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性手段。 在初次分配领域， 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可以影响和改变初次分配的格局。 通过构建工资、 社会保险与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并适度平抑畸高的资本收益， 实现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调节。 在再分配领域，为了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 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利用政府干预来建立再分配机制， 通过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分配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
Gottschalk and Smeeding （1997）[4]通过分析多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认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工资不平等的过程， 而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 国外众多国家的实践证明， 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 1982 年英国数据为例， 经过社保税和各种补贴， 最高收入的 20%的家庭与最低收入的 20%的家庭的最初收入之比由 120∶1 下降为 4∶1[5]。 美国约有 7%的社会财富， 德国约有15%的社会财富， 瑞典约有 25%的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了收入再分配[6]。
2. 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局限性
福利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对失衡的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和矫正机制， 就其本义而言， 亦是一个分层化体系[7]。 传统上， 人们通常认为， 福利国家通过社会和市场力量提高了社会层级流动， 从而促进了公民平等，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福利国家的社会阶层化更加明显。 济贫传统及其衍生出的当代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 都明显地意在导致社会分层化， 它通过惩罚受助者来推进社会两极分化的局面。 Alvin L. Schorr （1974）[8]指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 “二元结构”： 贫困者越来越依赖于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 而非贫困者则依赖于非家计调查的社会保险。 政府救助能够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 但不足以使其脱贫， 很多贫困者由于缺乏专业技术， 往往倾向于依赖政府福利救济而不是找一份低工资的工作， 导致贫困群体极易陷入 “福利陷阱” （welfare trap）。
由俾斯麦和冯·塔夫等保守主义改革者所倡导的社会保险模式， 显然也是一种阶层形式， 它进一步强化领薪者之间的分化， 它为不同阶层和地位的群体制定有本质差异的福利计划， 每一项计划都带有明显而独特的权利和特权， 意在把人们固定在恰如其分的社会位置上。 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固化就业的二元结构， 妇女、 黑人和拉美裔居民被禁锢在 “垃圾职业” 领域， 男性和白种人则独占着管理和专业职业领域。 在德国， 由于社会保障具有浓厚的职业特征， 它不仅固化了不同职业分层， 而且一种 “局内人—局外人” （in-sider-outsider） 的分裂现象极有可能发展起来， 即通过失业计划等鼓励劳动生产率低的职工退出劳动力市场， 而形成一支非常精干的劳动力大军。
女性主义者强调社会保障的性别不平等， Madon-na Harrington Meyer （1996）[9]认为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过时了的男性赚钱—女性持家 （malebreadwinner -female homemaker） 传 统 福 利 模 式 ，男性获得更慷慨更稳定的福利待遇， 相反女性获得更少更不稳定的待遇。 Orloff （1993）[10]进一步将女性细分为母亲和妻子两类， 认为他们的待遇随着婚姻和家庭角色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保障待遇更加不稳定。
除了职业、 种族、 性别被隔离与固化外， 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再分配效应同样存在分层特征。 虽然总体上， 社会保障降低了基尼系数， 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但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最低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的收入比重下降， 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都上升[11]， 意味着社会保障不利于处于收入两个极端的群体， 而中产阶层是最大的受益者。
Howe and Longman （1992）[12]指出， 超过 50%的美国联邦政府转移与税收支付待遇受益于月均收入超过 3 万美元家庭， 是政府向四口之家拨付减贫财政支出的两倍还多。
三、 研究设计
1. 研究缘起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源于欧洲， 代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的 《济贫法》 颁布于英国， 标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社会保险制度最早在德国实施。 欧洲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最高、制度最完美的地区， 英国于 1941 年第一个宣布建立福利国家， 瑞典则被视为 “福利国家橱窗”。 因此， 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绕不开欧洲这个重要地区。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 1995～2010 年间社会保障相关的完整的数据统计， 鉴于此， 本文以欧盟 27 国①为分析对象。 此外， 在欧盟内部， 各国社会保障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状况差异明显， 因此，研究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选择欧盟是比较合适的。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考察欧盟社会保障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本文选取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分配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社会福利模式作为解释变量。 但是考虑到一国收入不平等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尤其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水平等。 因此， 本文将税收水平以及人均 GDP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1） 被解释变量 。 本文以 “收入分配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洛仑兹曲线、 百分位比率、 十分位比率、 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等都是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 在欧盟的收入分配统计中， 采用了收入 1/5 占比、 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最高 20%人口收入占比三个指标。 在收入不平等研究中， 基尼系数仍然是使用最广的一个统计指标[13]。 因此 ， 本文选取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gini） 作为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
（2） 解释变量。 第一， 社会保障水平。 为了评估社会保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需要评估国家财富中有多少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 即社会保障水平。 学者普遍采用社会保障收入或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来度量[14]。 在公布的数据中 ， 欧盟采用了社会保护（保障） 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 具体包括保障待遇、 管理成本以及其他支出， 如社会保障计划的辅助性支出。 因此， 本文以欧盟的统计指标作为度量社会保障水平指标。 第二， 社会福利模式。 从安德森开创的福利国家类型学以来， 欧洲社会福利模式研究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并衍生出多种分类标准和组合类别②。 安德森将福利模式分为三种类型： 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将欧洲大陆的南欧国家独立出来， 称为 “南欧模式” 或“地中海模式”[15]。 考虑到欧盟国家还包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其福利特征与上述四种模式存在较大区别， 因此，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欧盟划分为五种福利类型：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北欧模式、欧洲大陆模式、 南欧模式和东欧模式 （如表 1）。
（3） 控制变量。 第一， 经济发展水平。 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 早在 1955 年库兹涅茨 （Kuznets） 就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倒 “U” 型关系的假说， 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伴随， 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在现有探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选择人均 GDP 这一指标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 为消除量纲与异方差问题， 最后纳入模型时对人均 GDP 取对数。
第二， 税收水平。 税收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 它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前者改变了生产中要素相对投入的比例， 从而改变了税前要素收益率， 后者则是通过直接税影响到税后要素收益率。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主体税种的平均税率指标， 但本文是从宏观上考察税收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因此选择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更合适， 它体现了一国税收对调节收入差距的总体能力 （见表 2）。
3. 计量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最基本的形式是个体效应模型，如下。
yit=x'itβ+αi+εiti=1，2，… ，N； t=1 2，…，T；x'it=αi+εit
其中， t 表示时间， i 表示个案个数； β 为 k×1的矩阵， x'it为 k 个解释变量的第 i 个个体在第 t时期的观测值， 为 1×k 的矩阵， αi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特殊效应、 潜在变量、 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等， εit代表剩余的随机拢动。
根据对个体效应 αi处理的方式不同可将面板分析模型分为 “固定效应” 模型和 “随机效应”模型。 前者将个体效应 αi视为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性因素； 后者将视其为随机因素。 但在实际的分析中， 判断个体效应是否随时间改变比较困难，研究者通常采用 Hausman 检验来决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与随机效应模型相比， 当 N 较大时， 固定效应模型中存在参数过多和自由度损失过多等问题，对于随机效应模型， 一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算， 由于 αi被假定为随机的， 无须估计， 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可以一次得到所有系数的估计值从而进行边际分析。 同时，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中含有虚拟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一阶差分之后将虚拟变量自动排除， 无法纳入分析模型。 基于以上原因， 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回归方程如下：
四、 描述性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 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时间趋势不尽相同， 有些国家很平稳 （如捷克、 希腊、 卢森堡等）， 有些国家呈下降趋势 （如爱沙尼亚等）， 有些国家则为上升趋势 （如瑞典、 芬兰），但更多国家呈现波动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 基尼系数的国别差异有助于估计决定基尼系数的因素。
总体上， 欧盟收入差距较之其他地区相对较小 ， 1995～2010 年 27 国 的 基 尼 系 数 最 小 值 为0.200， 最大值仅为 0.392，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 处于收入绝对平均与收入相对平均之间 [0.2～0.4]。 总体来看， 各国收入不平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至 21 世纪 00 年代前半期呈上升趋势，但近几年又开始趋于下降 （如表 3）。 值得注意的是， 基尼系数最小值却逐年上升， 表明原来收入最为均等的国家出现了不平等扩大趋势。
为初步探索社会保障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对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与基尼系数做散点图（如图 2）， 直线为两个变量的拟合回归线 ，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越高， 收入差距越小。
同理可以画出基尼系数与福利模式的散点图（如图 3）， 很明显， 不同福利模式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差异较大， 其中北欧模式的收入分配最为平等， 其基尼系数全部低于 0.3； 其次是欧洲大陆模式， 只有少量国家的基尼系数略微越过0.3 分界线； 而其他三种福利模式的收入差距相对前两种模式来说更大。
五、 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12.0 对模型进行拟合回归， 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模型总体效果显着， 显着性水平达到 0.01。 总体 R2达到 0.4490， 虽然不是特别高， 考虑到收入不平等受到社会、 经济、 文化，甚至政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再分配手段仅是其中因素之一， 模型中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水平、 税收水平解释了近一半的收入不平等致因， 这样看来， 模型拟合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模型中，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且在 0.05 的置信水平上显着， 说明社会保障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 且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越高， 收入差距越小。 同时， 福利模式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中 dum2和 dum3 在 0.1 的置信水平上显着， 且回归系数为负， 说明北欧模式、 欧洲大陆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 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影响存在差异， 且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化。 北欧模式的回归系数更高，说明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更大； 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南欧模式的回归系数为正， 即与其他模式相比， 调节力度更弱， 但不显着。
六、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收入差距越小。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 且在 0.05置信水平上显着， 回归系数为-0.099， 表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收入越趋于平等， 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基尼系数则下降 0.099 个百分点。 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欧洲并繁荣于欧洲； 作为一项收入再分配手段， 社会保障水平在欧洲远高于在其他地区。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第一个宣布建成福利国家 ，此后， 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福利国家成为欧洲的代名词。 福利国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核心， 确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则，以 国 家 为 直 接 责 任 主 体 ， 为 全 而 西 欧 占 比 为23.3%， 中欧及东欧为 18.9%， 以充分就业、 收入均等化和消灭贫困等为目标。 欧洲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也是世界最高的， 2009 年， 平均而言， 世界各国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 GDP 的 10.9%， 而西欧占比为 23.3%， 中欧及东欧为 18.9%， 除了少数几个东欧国家低于 20%以外， 法国、 丹麦、 瑞典、 荷兰等国家更是高达 30%以上， 高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区 （如亚太地区仅为 6.9%）[16]。 欧洲项目全且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的确成功地降低了收入不平等， 欧洲是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第二， 在不同福利模式下， 社会保障水平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存在差异。 虽然习惯用 “福利国家” 称呼整个欧洲的社会保障模式， 粗看上去，各福利国家之间的类似之处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都是通过税费实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 将养老、 扶贫、 失业、 工伤和医疗健康看成是国家的责任， 并且把这些职能和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管理、 对于政治生活的引导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为边界的福利国家体系， 然而在实践中， 甚至在理念上， 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17]。
尽管安德森强调传统按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划分福利模式是不合理的， 但不同福利模式之间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支出结构确实存在差异。 模型验证了不同福利模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 模型结果显示， 北欧模式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最强 （回归系数为-0.045）， 其次是欧洲大陆模式 （ 回 归 系 数 为 -0.034） 。 这 与 Heady et al.（2001）[18]的结论相似， 他们比较了不同福利模式在降低收入不平等上的差异， 认为像比利时、 丹麦和荷兰等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高， 其调节收入差距的力度更大； 葡萄牙、 希腊等支出水平较低，其调节力度最小； 而像英国， 由于社会保障待遇给付采用家计调查式， 其收入再分配边际效应最强。 但与学者不同的是， 本研究将东欧国家纳入模型中， 结果表明，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南欧模式的回归系数为正， 即与东欧模式 （参照组）相 比 ， 其 调 节 效 应 更 差 ， 但 不 显 着 （没 有 通过检验）。
第三， 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需与其他政策措施相协调， 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模型决定系数 R2小于 0.5， 说明模型中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不到 50%。 如果仅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基尼系数进行回归， 回归系数β=-0.067， R2=0.1943， 且在 0.1 置信水平上统计性显着， 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或机构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国际劳工局以 OECD 国家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呈正相关关系， 其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0.2151。 Chen Wang and Caminada （2011）[19]对36 个 LIS 国家进行分析 ， 决定系数达到 0.501，且回归系数统计性显着， 然而他对其中最富裕的20 个国家进行回归， 这种相关关系则消失了。 以上研究表明除了社会保障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收入差距。 在本研究中， 将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水平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两者对收入分配都具有统计性显着影响 （P 值都小于0.01）。 其中， 税收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达到0.171， 表明税收具有正向收入调节效应， 税收水平越高， 收入越趋向平等。 还发现， 税收水平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高于社会保障水平 （-0.099）， 表明与社会保障相比， 税收的调节效应更强。 经济发展水平则与收入不平等呈正相关关系， 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收入差距越大， 且在 0.01 置信水平上显着。 在发达国家， 收入差距之所以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是因为综合运用了税收、 社会保障、 义务教育、 反贫困、 农业政策补贴、 工资决定机制等措施。 社会保障属于二次再分配范畴，是一种事后调节机制， 它的成效需要以初次分配为前提。 刘强 （2006）[20]对北欧福利国家收入分配考察后总结道： 虽然通过政府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维系社会公平和收入均等的另外一个关键环节是， 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实现了工资收入相当程序的均等化， 为分配结果的公平创造了基础条件。 因此， 在治理收入不平等问题中， 需要综合协调运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各种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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