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制造业是我国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制造业是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大批就业人口成为制造业员工，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优势资源要素 （刘志成、刘斌，2014）。在继续面临巨大剩余劳动力压力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倾向于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并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我国制造业的继续扩张。
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具有龙头效应和带头作用，有利于形成区域制造业优势产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链，带动大批中、小、微型制造业企业的成长，同时也带来其它相关产业的兴旺，极大地促进地方整体就业增长。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方式，预测未来 10 年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约为 1 亿人 （张丽杰，2012）。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有制造业企业被迫进行了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在城镇中带来了较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和失业。而其后的制造业整体就业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得益于非公有经济的扩大和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蔡昉，2007）[1]。
非国有制造业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高速扩张，对我国庞大的就业人口具有强大的吸纳作用。与国有的相比，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更多地按照市场化方式来决策，按照市场情况配置各类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为目的。
我国各地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往往会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制造业企业的投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将承担起大量容纳就业人员的重任。
就业优先是各地政府政策考虑的着力点，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主要来源于需求冲击，企业需要起着主导作用 （刘宗明、李春琦，2013）[2]，非国有制造业对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本身则是着重考虑经营绩效问题，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进行决策受市场环境因素影响很大。有必要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本身来深入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企业就业容量水平，探索可持续的就业增长方式，探讨科学的宏观管理政策，为政府科学决策和进行针对性服务提供逻辑思路及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宏观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有企业经营处于大范围亏损的状态，中国对 12 万多家国有企业进行了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到 2003 年底国企下岗职工达 2818 万人，国有企业就业份额由 1995 年占城镇就业总量的 50%逐渐下降到 2007 年的 18% （夏庆杰等，2007）[3]。
非国有企业在就业方面的促进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我国近年来的就业研究对制造业进行了重点的关注，发现宏观和微观因素都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直接的影响。李震、魏天巍(2008)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空间进行探讨，发现伴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吸纳就业的行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知识和资本密集的行业，就业需求转向复合型、高技术和高技能型人才[4]。王君斌、王文甫(2010)基于中国宏观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就业的经验特征显示出，在技术冲击之下，劳动就业表现为持续的短期负效应，而生产率水平表现为持久的正效应[5]。康志勇(2012)使用近年来的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和要素市场扭曲共同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超常发展，并诱发有偏的技术进步，形成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最终造成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应纠正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市场扭曲，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作用从而增加就业。
王炜、孙蚌珠(2014)指出，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劳动力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依然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于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减弱，带来劳动力就业数量增速明显放缓。李文星(2013)研究深沪两市 508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动态劳动需求情况，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扩张能显着地扩张就业[6]。李宏兵等(2014)专门对女性职工在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发现真实市场潜能虽然不利于国有和外资企业的女性就业，但显着促进了非国有内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女性就业[7]。曾国彪、刘书祥(2014)研究了中国制造业 28 个行业，表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就业正相关，中低技术行业中技术进步更明显地促进了就业需求。王晓刚、郭力(2013)发现，随着国家中西部战略的相继实施，区域经济差异持续缩小，产业转移进程加快，劳动力回流态势明显。我国加入世贸之后，作为人口大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激发了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活力，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生产分离的深化，发达国家逐步将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Miller & Wrigh)[8]。盛斌、马涛(2008)重点是考察国际间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分析其对中国工业总体和分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发现中间产品的出口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有显着的拉动效应，即在国际生产体系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中国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无论是总体还是分部门检验都表明，对外贸易产出对劳动力需求呈正向影响[9]。魏浩(2011)具体研究了我国纺织品对外贸易出口对就业效应，发现从长期影响来看，在所有影响纺织工业就业的因素中，出口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影响仅次于工资水平和国内消费水平，出口额每增加 1%，行业就业人数就会增加 0.68%[10]。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纺织工业市场化程度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深，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商品出口比例高，产业关联性较强等原因(Messerlin，1995)[11]。
由上述分析可见，制造业是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长期以来就业人数虽有两次波动，但总体上还是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员。制造业就业量受到政府政策、社会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正处在产业升级转型时期，未来的就业情况呈现复杂多变的情况。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在产业链中具有带动作用，带动众多小微企业的发展，对地方就业贡献显着，应该作为关注的重点。文章拟首先分析我国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大中型企业就业的基本情况，然后探讨企业就业情况相关的人均的总资产、固定资产和利润等因素，还将尝试实证研究影响企业就业容量的主要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从中探索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环境等对就业人数的影响，也探索所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于就业人数的影响是否显着，提出促进制造业就业的相关思考与建议。
三、研究样本与描述统计
1. 研究样本选择
按照 《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 行业分类方法，选择 C 类制造业上市公司，排除 ST 企业，企业员工人数最少的仅 6 人，而员工人数最多的约有 55 万人，数据差距非常大。文章为深入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容纳情况，排除就业人数较少的公司，尽量减少因上市母公司合并后的财务报表数据的干扰，着重于就业人数较多并进行全面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尝试参照大中型企业划分标准，选择员工数量为 300 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排除 300 人以下小型企业，共有大中型制造业企业 1270 家，其中 810 家是非国有控股企业。
2. 数据描述统计
（1） 分地区企业平均职工人数描述分析
810 家非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分布情况是：东部省份 588 家企业，每家企业职工人数均值 3060 人；中部省份 133 家企业，职工人数均值 2925 人；西部省份 84 家企业，职工人数均值 3908 人。样本企业多数集中在东部省份，比较三地企业就业平均人数，各企业平均职工人数约 3000～4000 人，东中部企业之间差距不大，而西部企业人数规模要大 30%左右。从分省数据分析来看 （见图 1 所示），最多的是河北，平均职工人数达 6868 人，其次是四川、湖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而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平均职工人数偏小，反映了产业结构分工的特点，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步转移到二线三线省市。
（2） 分行业企业平均职工人数描述分析
依据 CSRC 行业分类标准将非国有控股制造业企业划分为10 类 （见表 1）。按单个企业的就业人数来看，除了其他制造业，平均职工人数最多的行业是纺织、服装、皮毛业，再次是食品、饮料，达 4596.96 人；最少的是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业企业。
（3） 企业人均资产与效益统计分析
810 个非国有控股样本企业的人均总资产为 149.2241 万元/ 人，人均固定资产为 28.5532 万元 / 人，人均税费为 5.5210 万元 / 人，人均净利润为 8.3931 万元 / 人。按东中西部划分来看，人均总资产、人均固定资产、人均净利润和人均税费指标都是西部企业最多，中部企业最少 （表 2）。
按分省职工人均数据来看，人均总资产最高的是重庆市 （391.8523 万元/ 人），人均固定资产最高的是内蒙古 （96.5400 万元/人），人均无形资产最高的是黑龙江省 （21.5299 万元 /人），人均净利润最高的是北京市（17.4101 万元/人)，人均税费最高的是内蒙古 （16.5074 万元/人），人均营业总收入最高的是重庆市 （131.9971 万元/人）。北京的优势资源聚集得到体现，人均净利润最高，而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在人均总资产和人均营业总收入两项领先。
四、模型设定与回归分析
为着重分析企业各类资本投入对企业人力资源数量需求的影响，根据秦海林(2011)、田素华(2012)等人相关研究和文章的分析，考虑指标可得性和科学性进行选用，对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就业人数有影响的因素大致可分成四类：
1. 企业资产配置数量
通常研究中选择固定资产(asset1) 和总资产(asset2)两项指标来衡量企业资产配置数量，固定资产配置水平对制造业企业有着特殊意义。一般认为制造业企业资产数量增加会对企业职工人数(employee)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另外，文章还选择无形资产(intAssets)作为一个指标，类似的研究中还没有充分关注这个指标，它可以较好地反映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与价值提升能力。
2.企业经营管理水平(manage)。
自由经营管理水平(manage)选用资产周转率表示;文章还增加了商誉(goodwill)这一指标，商誉可表示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美誉度，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同行正常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我国制造业中已有若干企业成为龙头企业，品牌优势明显，有良好的经营示范作用.
3.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赢利情况
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赢利情况用营业总收入(turnover)和净利润(netprofit)表示，它们的良好增长会提高企业的就业需求水平.
4.与企业经营环境相关的指标
与企业经营环境相关的指标选用企业承担的税费数量(tax)和当地市场化程度(marketization).通常认为企业承担的税费越高，对企业就业容纳能力会有负面影响;当地市场化程度用樊纲等测算的各地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市场化指数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本研究采用樊纲等人提供的客观的指标，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企业所在的市场环境情况.
从表3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在0.01水平上，职工人数与资产周转率、支付的各项税费、净利润、营业总收入、固定资产、商誉、无形资产和总资产的相关系数显着为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130、0.583, 0.490, 0.690, 0.578, 0.172, 0.644和0.674).
总的看来，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两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为0.857 ,考虑到这两个变量对职工人数的影响作用较大，将固定资产与总资产分开建立两个回归方程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提出以下基本的多元线性模型:
从表 4 可以看出，其他解释变量之间也存在相关程度较高的情况，文章采取 Stepwise 逐步回归筛选合适的合适的解释变量进入方程，并对建立的模型采用容忍度、方差膨胀因子(VIF)和特征根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表 4 （固定资产） 模型 1 中，结果显示税费的回归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着为负，较多的税费会负面影响到企业就业人数。资产周转率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显着性较为微弱，因此有微弱的证据表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对企业就业人数有负面影响。而净利润、无形资产、营业总收入、固定资产、各地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在 0.01 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净利润、无形资产、营业总收入、固定资产、各地市场化指数越好，企业就业人数就越多，其中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较大。商誉的回归系数不显着，它对企业就业人数没有影响。在表 4 模型 2 中总资产代替固定资产进入模型，结果与模型 1 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商誉的回归系数在 0.05 水平上显着为负，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也是更为显着。
五、结论与建议
文章以我国 810 家上市大中型非国有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就业容纳能力情况，样本数量较大，较之通常的调查具有较多的统计指标，除了利用通常研究者运用的总资产和固定资产等指标进行观察外，还关注了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当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且运用无形资产和商誉两指标观察非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期经营中形成的竞争优势的影响。通过分析，文章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1. 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开始从大城市转移到内地
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中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平均人数规模偏小，然而在内地西部省份中平均人数较多，说明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开始从大城市转移到内地。从非国有制造业的 10个行业就业人数来看，纺织、服装、皮毛业和食品、饮料业是单个企业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从推动更充分就业的角度来看，可着力推进这些行业环境的优化，重点扶持这些行业企业的投资与经营。就单个企业而言，西部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容纳能力最强。
2. 西部地区制造业已进入较为有利的发展阶段
从人均总资产、人均固定资产、人均净利润、人均税费和人均营业总收入等指标来看，西部省份企业较高，中部企业较低，如内蒙古的人均税费最高，重庆市的人均总资产和人均营业总收入最高，说明由于西部资源优势逐渐体现，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红利正在呈现，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动力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西部地区制造业已进入较为有利的发展阶段。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还未能较好的体现，尤其需要全面思考检讨制造业产业政策。
3. 当前非国有企业对经营环境比较敏感，资产配置具有明显市场化倾向
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利润和营业总收入越多，企业就业人数就越多；当地的市场化程度对投资与就业影响较大，市场化情况越好，企业越能扩大就业容纳能力。说明当前非国有企业对经营环境比较敏感，资产配置上具有明显市场化倾向，这是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可喜现象。这就要求各地政府要改变用行政手段简单干涉非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的做法，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努力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才能达到长期吸引民间投资、增加税收来源和扩大就业的综合效应。
4. 大中型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特点
研究中还尝试选用了无形资产和商誉两指标，较好地体现了大中型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特点，力图反映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和长期积累的核心竞争力的积极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大中型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具有较多的无形资产会有利于提高其纳税能力、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水平，增强其就业的容纳能力；而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商誉可能是由于它们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或是由于经营效率高和人员素质较高等原因，能为企业带来较好的投资报酬率，但还没有能提升企业的就业人数。
5. 大中型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保障就业稳定性
大中型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可能会提升劳动效率，减少其就业容纳能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利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保障就业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蔡昉.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J].经济研究，2007(7)：4-14.
[2] 刘宗明，李春琦. 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性路径依赖与劳动就业动态[J].管理世界，2013(2)：18-31.
[3] 夏庆杰，李实，宋丽娜，Simon Appleton. 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1988-2007 [J].经济研究，2012(6).
[4] 李震，魏天巍. 制造业就业增长及趋势[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8，990：70-74.
[5] 王君斌，王文甫. 非完全竞争市场、技术冲击和中国劳动就业 - 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 [J].管理世界，2010，9，10：2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