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八篇
摘要：经济距离的缩短、经济密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分割要素的减少, 为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本文在深入分析目前我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格局演变的基础上, 提出了深入推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形成3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高地;大力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 (陇海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水平, 构筑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3个黄金支撑带;加快推动粤港澳、环长江口—杭州两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推动西 (安) 成 (都) 渝昆 (明) 贵 (阳) 一体化发展, 推进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7大都市圈建设等战略构想, 并分析了建设意义, 以期重塑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发展的战略骨架。同时, 提出了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领导机制、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建立健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分工体系、推动建立区域统一市场体系、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社会意识认同、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格局,战略构想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 根据不同的治理结构来选择不同的交易方式, 可以节约成本。区域分工与合作正是这样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通过构建统一市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 节约了交易成本, 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但从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来看, 尽管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性规划、区域一体化政策, 但一个典型化事实是, 区域分割或区域分工抑制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也有研究表明国家批复的各种区域和规划过多、区域政策泛化、附加的宏观调控职能过多, 造成各类区域间特别重视规划和战略层面的竞争, 区域协同和区域合作动力受到抑制[1,2]。从实践层面看, 这种区域分割之所以出现, 是我国特殊的分权模式——地方政府“竞争俱乐部”制度安排下产生的负外部性, 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也得益于地方政府间这种竞争的驱动。随着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和效率驱动为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这一制度安排产生的“以邻为壑效应”逐渐放大并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点。
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代, 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攻关期, 城镇化率超过了50%的分界线、步入快速发展中后期, 加强区域空间上的分工与合作, 推动一体化发展, 进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分工, 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是延续或维持目前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跃进的重要途径, 也是一个成熟型经济体空间结构演变方向。从超边际分析视角看,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空间过程, 其最基本特征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的有序流动[3], 最大体现是区域内各城市间形成合力的产业分工体系, 从而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规模经济, 也直接提升了区域综合竞争力。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深化区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群体系[4],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体系,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宏观背景下探讨这一问题从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升级更有意义。空间格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体系的基础, 也是基本的空间组织结构, 不同特质的空间格局往往是由于地理变量 (城市) 的空间关联导致的邻域空间的趋同与分异。2018年1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提出要“深化改革开放, 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 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 要树立区域开放、合作与协同发展理念, 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不断改进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一、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趋势与特征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特定区域内, 各城市间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合同或组建一定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及生产分工最优化,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产品和要素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或者体制等统一的过程。经济距离的缩短、经济密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分割要素的减少, 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大主要因素。经济距离的缩短, 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区域之间贸易成本, 为经济要素在区域间的快速流动提供了基础;经济密度的提高, 特别是大范围的经济密度提高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扩大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联系与彼此接近的良好市场准入条件;分割要素的减少推动了市场一体化进程, 在更大范围实现了规模经济与溢出效应。当前, 我国已经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竞争俱乐部式”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加强区域合作与分工内生动力逐渐上升, 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将成为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一) 三大区域战略逐渐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空间主骨架
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最鲜明标志是加快推进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区域战略。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做出相应部署。近年来, 三大区域战略的顶层设计逐渐落实为具体行动, 如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加快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积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三大区域战略的出台与实施, 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两个维度丰富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 拓展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空间感和层次性, 形成了“4+3”的总体战略制度安排。“4”即: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3”即“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4+3”推动形成了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二) 高铁建设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强力支撑
高铁速度快、频次高、全天候、覆盖范围广, 极大地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提高了城市间的可达弹性, 扩大了城市的辐射半径, 改变了原有高铁沿线区域经济空间布局, 提升了高铁沿线区域的要素流动, 使得区域资源配置趋于合理, 为城市间“同城化”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支撑条件。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也迎来了高铁经济新时代, 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高铁的修建极大提高了城市间的通达性, 直接推动了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石林利用我国278个地级城市200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表明高铁的修建可以显着提高沿线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5]。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 到2020年我国高铁“四纵四横”主骨架更加完善, 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将得到3万公里, 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20%;高速铁路网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 相邻大中城市 1～4 小时快速联系, 主要城市群内实现 0.5～2小时便捷通勤圈。2017年底, 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5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 “四纵四横”高铁网提前建成运营。越发完善的铁路网使铁路旅客发送量实现了9.6%的增长, 全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突破30亿人次, 其中动车组发送了17.13亿人次, 占比56.4%。
(三) 国家推动统一市场建设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应有内涵, 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 有形的市场分割已基本消失, 但是无形和隐形的市场分割依然存在, 目前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地区,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市场体系发育最为完善的区域之一, 但市场分割也依然存在[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目前我国政府制定出台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8) 》并在全国全面实施[7], 同时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 健全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准入机制和审批机制, 这些政策和举措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供给。
(四) 国家强力推动城市群建设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助推
随着全球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城市群正在成为全新主体参与区域和国家经济活动。城市群是城镇化演进形成的城际空间一体化高端发展新形态, 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地域性单体城市联合参与世界竞争分工发展的新模式。近年来, 国家相继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发展规划, 未来将形成“3+N”的城市群体系, “3”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N”即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城市群建设推动了一定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降低了城市间的人力资源、物流贸易、信息交换等要素的流动成本, 及其城市群本身具备的“自组织效益”,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效助推。
二、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格局体系基本构想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显着成效, 区域主体功能越来越清晰, 区域差距有所缩小。未来我国将坚定不移地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深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 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8]。为此, 也必须从战略层面加快构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格局体系, 初步研究, 提出如下构想:
(一) 深入推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形成3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高地
1.基本情况
从空间结构来看, 我国已经由点轴模式进入网络开发新阶段, 由单一城市突起向多城市协同转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城市群发展水平最高的3个城市群, 是第一级城市群。也有研究表明, 这3大城市群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变化指数伴随着较高的空间均衡性使其呈现出显着的“成熟型”城市群特征[9]。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嘉兴、合肥、芜湖等26个城市, 2016年常住人口达到15300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8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11.1%和19.9%, 无疑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核心, 包括珠海、惠州、东莞、肇庆、佛山、中山、江门等9个城市, 2016年常住人口达到5873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8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4.25%和9.14%, 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 城镇化率达到84%。京津冀城市群主要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等10个城市, 2016年常住人口达到9336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02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6.75%和9.43%。
2.战略意义
一是从全国范围来看, 这3大城市群发展水平最高, 城市数量多, 集聚人口最多, 经济体量最大, 交通路网发达, 三者合计人口达到3.05亿人, 地区生产总值28.62万亿, 分别占全国的22.1%和40%, 具备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在此基础上, 加快一体化发展进程, 优化资源配置, 将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有利于引领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培育发展新动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可以引领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纵观世界城市群发展历程, 既不是个别城市的“一城独大”, 也不是多个城市的“简单均衡”, 而是多层次梯度演进的协同发展;同样,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体系而言, 也是梯队推进。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层次最高, 产业分工也相对合理, 可以引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按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长三角城市群将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三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从全国来看, 这3大城市群基础最好, 经济增长的质量最高, 也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区域, 加快其一体化发展, 加速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进而带动全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 大力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 (陇海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水平, 构筑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3个黄金支撑带
1.基本情况
沿海、沿江、沿交通干线, 是城市分布的基本形态, 也是城市组织体系的主要架构。从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来看, 依托高速公路、海岸线、港口形成的东部沿海经济带,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形成的长江经济带, 以及依托欧亚大陆桥形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陇海经济带) 是我国发展潜力最大, 带动面最广的3条黄金经济带。这3条经济带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人文相亲, 文化相近, 具备一体化发展的基础。3个经济带在空间共同组成的竖“π”形区域开发格局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架构。沿海经济带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位置,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是我国现代高端装备、高技术产业聚集区, 创新能力最强。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串联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两个区域性城市群, 对于我国深入推进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包括30个国家, 人口达到22亿人, 国内段主要包括西北五省, 向东可以拓展至连云港, 也即传统意义上的陇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尽管经济基础、城市数量与沿海经济带相比有不少差距, 但是发展空间相对广阔, 特别是随着我国相继出台《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2014—2020年) 》等政策文件, 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培育与发展都进入实施阶段, 有望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条新支撑带。
2.战略意义
一是有利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向纵深推进。如果说“四大板块”是问题导向型的战略设计, 那么依托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干线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则具有“目标导向型和改革创新型特点”[10]。这3条经济带串联东西、连接南北, 涵盖了我国大部分国土空间, 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具层次性和立体性。二是有利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当前, 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 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冲击, 必须立足国内区域发展大局, 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长江经济带自西向东发展水平依次提高, 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重要支撑, 以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为补充的格局。沿海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深化分工合作提升发展质量的空间依然巨大。三是有利于我国完善对外开放体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我国扩大向西对外开放, 打通面向中亚、西亚、俄罗斯和欧洲的陆上战略大通道, 进一步发展我国与同处于欧亚大陆的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这将使我国经济安全、经济发展空间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 加快推动粤港澳、环长江口—杭州两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参与全球高端竞争
1.基本情况
“湾区”是指由一个海湾或若干个相连的海湾和岛屿组成的海岸区域, 一般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港口城市, 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此集散, 国际上将“湾区”这种特定地形形成的经济集聚现象称之为“湾区经济”。以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为代表的湾区, 以其较强的产业带动能力、财富聚集功能以及资源配置手段, 已成为引领全球技术变革、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核心动力源。世界银行一项数据显示, 全球经济总量的60%集中在入海口, 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70%的人口集中在距离海岸线100公里的海岸线地带。据统计, 目前我国海湾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有150多个, 从地理位置、发展战略、发展潜力来看, 当前我国重点发展的湾区为:粤港澳大湾区和环长江口—杭州湾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东莞、珠海、中山、佛山等8个城市;2016年人口达到5400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52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3.9%和11.4%, 已经具备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实力。杭州湾大湾区地处长三角地区, 主要包括上海、杭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等6个城市, 2016年人口达到5200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3.76%和7.66%。这两个湾区都具备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潜力。
2.战略意义
一是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从历史和现实选择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须要发挥好香港和澳门的作用, 尤其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 这一区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推动一体化发展, 有利于我国利用香港成熟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 成为我国“走出去”的重要桥头堡,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二是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高端竞争。湾区经济以其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成熟的交通枢纽体系、开放的重要门户已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高端竞争的主要平台, 培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环长江口—杭州大湾区将有效支撑我国经济加速向高端化迈进, 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从目前这两个地区发展程度看, 是我国目前经济最活跃、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两个地区。三是有利于我国打造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 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多领域技术相互渗透、交叉融合, 颠覆性技术不时出现。粤港澳大湾区和环长江口—杭州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创新资源丰富, 创新潜力巨大。培育建设大湾区, 推动形成区域创新体系, 将成为引领全国创新发展的高地。四是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香港、澳门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平台, 也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一个治理手段。
(四) 积极谋划推动西 (安) 成 (都) 渝昆 (明) 贵 (阳) 一体化发展, 拓展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空间
1.基本情况
“三线建设”时期, 受国家战略布局影响, 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内地省份大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三五”时期内地投资占全国的投资比例达到了 65%。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显着加快。2016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50.19%, 与2012年相比提高了5.46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随着西成高铁、成渝高铁、蓉昆高铁、渝贵高铁、昆贵高铁的贯通, 以及西渝高铁的即将建设, 将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 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 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以及贵阳都市圈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钻石形状的城市群, 无论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发展潜力等我们都有理由认定其为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城市群[11]。这个区域 (高铁沿线) 主要城市包括:成都市、重庆市 (区) 、西安市、昆明市、贵阳市, 以及绵阳市、乐山市、眉山市、广元市、宜宾市、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自贡市、汉中市、安康市、昭通市、曲靖市、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市等21个城市。2016年这21个城市人口达到1.17亿人,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3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8.46%和7.12%。
2.战略意义
一是依托高铁快速通道深入推进沿高铁线组成的西 (安) 成 (都) 渝昆 (明) 贵 (阳)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进一步集合政策优势、产业优势, 优化资源配置, 将对中国西部地区与城市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有利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二是推动这5个城市一体化发展, 形成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 拓展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这5个城市各有特点, 成都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分迅速, 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重庆是制造业聚集地;西安装备制造业和军民融合产业比较发达;贵阳近几年大数据产业异军突起;昆明是旅游业、制药业、烟草业比较发达, 这5个城市形成了优势互补。加快一体化发展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抓手, 将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后又一大的战略举措, 也必将引领西部大开发由点到面, 向纵深发展。三是有利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地区在四大板块中小康社会程度最低, 目前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高达53.6%, 贫困发生率5.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涉及西部的有12个, 中央重点支持的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全部在西部。推动这5个城市一体化发展, 将带动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提高对贫困人口的就业吸纳能力, 全面提高小康社会发展水平。
(五) 积极推进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7大都市圈建设, 加快推进省内区域经济一体化
1.基本情况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既要从全国优化生产力布局的角度考虑, 也要从一个省域来推进。相对于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培育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这种范围更加紧凑、联系更加紧密、核心更为明显的城市集合体, 实施制度成本更小, 空间组合更优, 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基本的设想是:选择常住人口1000万左右的省会城市 (不包括成熟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等) , 以1小时交通圈为半径, 发展潜力和空间相对广阔,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 建设一批都市圈。依据这一选择标准, 建议重点培育建设成都都市圈 (成都、德阳等9市) 、郑州都市圈 (郑州、开封等14市) 、武汉都市圈 (武汉、孝感等23市) 、西安都市圈 (西安、咸阳等8市) 、长沙都市圈 (长沙、岳阳等12市) 、沈阳都市圈 (沈阳、抚顺等6市) 、南宁都市圈 (南宁、钦州等9市) 等7大都市圈, 重点强化省会城市与周边小城市发展的协同机制, 依托便捷高效的交通网、信息网络、公共服务网络, 推进产业一体化和消费水平均衡化, 打造同城效应明显、带动能力较强的都市圈, 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聚集发展精华的新增长极。2017年这7大都市圈常住人口为2.03亿, 地区生产总值11.5万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14.6%和13.9%, 加快一体化发展, 将进一步释放我国内需的潜力, 拓展经济增长空间。
2.战略意义
一是这是顺应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内外经验表明, 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 也是大城市从空间蔓延转向组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有研究表明, 1950—2016年, 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人口由1305万增长到3629万, 增长了178%, 其中东京23个区 (相当于主城区) 人口增长了72%, 其他发达国家都市建设情况也基本类似。从城镇化发展规律看, 依托省会核心特大城市构建都市圈, 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协同发展, 是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空间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新型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二是拓展区域发展空间的客观要求。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 潜力最大的部分还是集中在都市圈地区。都市圈需要密集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高效的市场体系进行支撑, 是各种先进技术的应用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基地, 蕴含着巨大的投资空间。不仅如此, 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也比较显着, 通过都市圈建设, 逐步填平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服务质量上的差距, 也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三是有利于培育区域新的增长极。都市圈建设的核心是协同机制而不是“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 加快培育这7大都市圈, 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使各类产业在区域内实现更加合理布局和有效分工, 提升区域发展新动能。
三、推动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目前, “十三五”规划实施已到后期, 今后5—10年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 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契约行为 (incomplete contract) , 为实质性推动一体化发展也必须通过强化制度设计、优化契约的形式来降低交易费用。为此,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 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领导机制
尽管市场机制是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内在基础, 但在当前体制机制尚未顺畅的情况下, 仍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积极引导[12]。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 当出现不确定性时, 为了减少契约不完全导致的敲竹杠或承诺等交易费用, 应该将契约的剩余控制权赋予对关系专用性投资更重要的一方[13]。按照这一理论, 对信息优势更明显的地方性改革而言, 由地方政府主导效率更高;对协调优势更明显的区域性的改革而言, 中央政府主导效率更高[14]。因此,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由中央政府牵头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地方政府予以推动, 建议国家积极研究成立区域协调委员会, 强化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 可以考虑设立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便统筹推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切实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性成本。
(二) 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必须着力构建区域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 才能提高合作意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 是否具有区域一体化发展合作意愿遵循“预期收益—交易成本”的基本逻辑, 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合作意愿。现实中, 导致区域一体化发展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城市间要素流动方向是单向的, 利益分配不均衡, 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效应会导致一个城市的发展可能是以其他城市利益受损为前提的。为此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 要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与互动协调机制, 积极构建推进区域合作发展的组织保障、规划衔接、利益协调、激励约束、资金分担、信息共享、政策协调和争议解决等机制。可以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试点设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设立一体化发展基金, 推动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布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区域竞争力, 因此,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实现基础, 就要以提升区域内全部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根本导向。
(三) 建立健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分工体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就是通过契约制度和地理空间上的集中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资源错配, 从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分工。产业分工体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 分工体系的形态决定了区域一体化合作空间维度的大小。按照超边际分析理论, 一个城市要选择的就是专业化方向和专业化水平, 然后根据给定的专业方向和专业水平, 决定资源的分配[15]。因此, 必须深化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协作, 加快形成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群“空间—产业”耦合发展格局和空间组织机制, 以消除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要素空间集聚失衡和产业空间分布的同构竞争现象[16]。推动大城市产业升级,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提升区域整体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实现“腾笼换鸟”;对于中等城市要着力提高空间集聚效应, 空间集聚效应越充分, 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率就越高;还要研究制定具体举措, 推动制造业向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转移, 从而着力提高区域内产业联系水平、效益效率、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同时, 要推动核心城市的人才流动和科技成果、重大装置、科研平台向区域内城市开放, 带动区域内中小城市创新发展。
(四) 推动建立区域统一市场体系
区域一体化合作可以视为地方政府间广义的集体行动, 在其他条件约束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合作收益高于谈判、监督、信息搜集等交易成本, 就能发生制度性的集体行动, 也即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目前的难点在于城乡、区域和贸易自由化相互交织, 市场化指数的提高难度比较大, 尤其是省际的一体化难度更大[17]。要研究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和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机制, 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加快降低交易成本, 才能为政府间、地区间一体化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为此, 要积极推动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与有序流动, 构建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有研究表明, “新常态”下人力资本要素是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总体水平的显着要素[18]。完善区域资本流动渠道, 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区域内的投融资体制机制, 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布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规划、协同发展的理念, 构建“一张蓝图”, 形成“一张基础设施网”。
(五) 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社会意识认同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加快推进还需具备相应的社会基础, 这种社会基础首先表现为区域一体化共同意识的培育[19]。目前, 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 缺乏社会民间组织的有效互动和参与, 事实上单纯依靠政府调控无法解决社会意识认同问题, 因此从建立更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角度考虑, 必须加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资本投入。为此, 区域经济学创始人瓦尔特·艾萨德特别强调区域发展中社会力量 (组织) 的重要性, 他指出社会力量 (组织) 在教育人们理解区域问题、实现共同目标、解决社会认知冲突、实现一致行动等具有独特作用[20]。因此, 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大力发挥社会组织力量的作用, 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同时, 结合实际积极推进区域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衡化建设, 鼓励和引导中心城市优质教育和医疗机构通过托管、集团化办学、建设医疗联合体等模式向中小城市延伸, 促进区域正义的实现。
(六) 加快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
政绩考核是“指挥棒”, 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加强“合作”治理能力建设, 建立健全考核指标体系, 在考核中树立区域一体化导向、绿色发展导向、差异化发展导向, 引导破除“唯 GDP 论”, 弱化缩减 GDP、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辖区性”经济发展指标, 对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交通一体化发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的指标予以考核, 打破“辖区人”观念和“一亩三分地思维”, 从而间接使区域协同发展达到帕累托最优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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