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为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全面阐述了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其中包括了生命价值和死亡意义的有益探索，对墨子人生态度、生命态度、死亡态度、殡葬态度进行探索，以期对今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 墨子;生死观: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下层民众的杰出代表。作为平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墨子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以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热切希望能救世治乱，解民众于水火之中。为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十大政治主张，全面阐述了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墨子来自于社会底层，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基本上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了生命价值和死亡意义的有益探索，很少有对生命现象的形而上思考，但这种朴素的思考对几千年以后的今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人生态度———心系天下，积极可为
所谓人生态度，是指人们通过生活实践形成的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基本意愿，主要探讨人究竟怎样活着的问题。墨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相互征伐兼并，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凄惨，社会所呈现的是以强凌弱、以多劫少、以富欺贫、以贵轻贱的悲惨状态；人们过着饥饿得不到食物、寒冷得不到衣服、终日劳作得不到休息的痛苦生活。后人总结为“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断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政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1]。面对现实，墨子以古之仁人有天下的胸境，奉行入世主义精神，走上漫漫的普世之路。他关注社会生活，为了国家、社会的稳定，着书立说，传教授徒，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尽自己所能为天下百姓谋取利益。墨子以解纷救世为己任，使之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曾劝阻鲁阳文君攻打郑国，以智慧阻止了公输盘谋取宋国，阻止楚国攻打越国，寄希望于“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
墨子推崇强力有为的生活态度，提出了“强力和非命”的观点。认为人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不要相信天命，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只要积极从事生产劳动，“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就可以实现丰衣足食，过上富裕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劳动不仅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还决定着人的生存、贵贱、荣辱等，“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2]。
二、生命态度———兼爱利人，兴利天下
生命态度即生命观，是人如何对自然生命的一种态度。墨子极其珍视现实的生命，他在《贵义》篇以反问的语气提问:“‘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意即给你皇位，但条件是先杀掉你，你会干吗？傻子都不会干，为什么？因为皇位不如生命重要，亦即生命高于一切。因此墨子站在高点环视生命，以博爱的心胸关注生命，提出兼相爱的观点，第一是博爱，爱所有人，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不分你我，不分远近，对所有人，一律同等爱护和帮助，“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2]。墨子与儒家所提倡的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区分尊卑，以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爱的深厚浅薄截然不同，墨子的爱是始终真正泛爱天下的博爱，以普天下之人为爱的对象，爱一切人包括陌生人、亲友、父母等。墨子的爱是没有界限的，没有条件限制，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没有国界范围的区别，是真正超越个人和家庭关系之上的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过去、现在、将来都能给与相同深度的爱。第二是互爱，相亲相爱，象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就是说爱人不能把爱自己排除在外，即爱人就像爱他自己，提倡诸侯间相爱、家主间相爱、君臣间相爱、父子间相爱、兄弟间相爱，大家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其乐融融。第三是施爱，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2]，国富民安，百姓衣食无忧而天下和谐相安，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
墨家重视生命的价值，他从下层民众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观点。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是有益于他人的利益，是普天下大众的大利，他明确反对亏人自利，对他人有利的事就做，不利就立刻停止，“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把对方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2]。墨子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最大的祸害，诸侯争霸战争相互杀伐，毁家无数，劳民伤财，使劳动力大量锐减，战争对大国不利，对小国也无益，对百姓更为不利，他渴望和平，希望每个国家平等友爱交往。墨子希望统治者多为百姓办实事,多造福人民，使民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墨子从下层民众的生存之利出发，倡导爱要不分你我、不分阶层的爱，以求得最广泛意义的天下之利。因此，其“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重要思想多是有利于维护广大平民的利益。
三、死亡态度———赴汤蹈火，损己益人
墨子坚持奉行利人则为不利人则止的价值观念，将爱人和利人定为人生最崇高的追求，并将爱人和利人落实在自身的行为中，墨子认为为了实现天下老百姓的利益，即使自己牺牲也在所不辞,死得其所。“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就是断掉手臂，也别无选择，为维护人民的公共利益而死，敢于赴汤蹈火、舍弃生命，摩顶放踵，死了也不转脚趾头，树立了一种济世忘我的奉献精神，这种死得其所的生死观以及极端利他主义思想使墨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献身精神的哲人。墨子高度赞扬“忘死行兼爱”及“舍生行义”的人，他还要求弟子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不辞劳苦、舍己为人的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四、殡葬态度———节葬节用，勤俭节约
墨子对于殡葬的态度也是基于爱民、利民的角度进行阐述，墨子来自于社会下层，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对丧葬中的奢侈浪费现象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批评：一是对厚葬的批评。当时厚葬成风，社会上层时兴棺材和套在外面的椁室木材要重，棺椁埋葬要深，衣服和被子要多，刺绣要繁，坟墓要巨大。随葬物品奢华繁多,金玉珠玑、车马、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等,“寝而埋之”[2]。这种埋葬方式消耗巨大，“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上行下效，普通百姓也竭尽家财以厚葬，殆竭家室，导致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了有限的物力不能尽其用；二是批评殉葬之风。当时杀殉成为时尚，诸侯杀的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杀的多的数十、少的数人，人为地剥夺百姓生命，暴露了统治者的残忍无比，导致人口锐减，生产力发展受到抑制；第三是批评久丧。按照传统，人们为双亲守丧三年，住在茅屋里，睡在草荐上，头枕土块，饿了不吃东西，冷了不加衣服，以致丧家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其直接结果是王公大人不能上早朝，士大夫不能治理官府，农夫不能早出晚归耕种庄稼,百工不能修制车船，妇女不能纺织、操持家务。厚葬久丧既耗费社会财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产，也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妨害社会繁衍，用厚葬久丧治理国家，势必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故如此厚葬，不但不能使国家富强，反而使国家积贫积弱，因此墨子从社会需要出发提出了节葬节用的思想。
第一，节葬。人死后不分贵贱，一律“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曳於上，垄足以期其所”。墨子主张一律“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提出薄葬观念，“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对今天提倡的厚养薄葬观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提倡短丧，对儒家提倡的三年居丧守制提出异议，认为死者既然已经埋葬了，在世的人就不必哭泣了，这样容易伤身,为了生者的利益，要“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停办一些不必要的礼仪、祭祀活动。[2]
第二，节用。墨子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过俭朴的生活，他认为穿衣是为了御寒，吃饭是为了生命存在需要，主张“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手工业产品够用即可，使用财物应当以节约为本，将节省的资源用于国计民生，增进老百姓的福利，提出了“节宫室，节衣服，节饮食，节舟车，节蓄私”等具体措施。墨子所倡导的节用思想，在任何时间、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对当今我国提倡的勤俭办丧、光盘行动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墨子反对“为乐”，认为统治者沉迷于音乐享受，必然会造成大量物资浪费。他在《节葬下》指出，在世的人，“犹尚有节”，已埋葬的人，“夫何独无节此乎？”活着的人要节用，死了的人又怎能与生人争利呢？墨子亲身践行节用的理念，他对自己及其弟子的要求严格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们常年穿布衣，着麻鞋，吃粗食，常常“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以自苦为极”，墨子揭开了当时耗材伤身、误国祸民的殡葬恶俗本质，提倡节葬短丧节用，意在移风易俗，不愧为殡葬改革的先行者[15]。
参考文献
[1]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巴蜀书社，1985.
[2] [3][4][5][6][7]李小龙注黑子[M].中华书局，2016.
[8]周玉萍，董如.先秦儒家与墨子节俭观的比较分析[J].史志学刊，2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