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大前程的论文第三篇：福柯权力话语语境下《远大前程》中的边缘人物形象研究
摘要：文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视角出发，结合狄更斯的下层生活体验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流放制度，透过对《远大前程》中马格韦契受到的来自国家制度、上层阶级、法律规训的分析以研究马格韦契的人物形象，发现在维多利亚时期下层阶级无法对抗权力话语规训并为自己争取话语权，狄更斯通过权力话语的书写表达自己对当时上层阶级和法律制度的不满及下层阶级为自己赢得话语权作斗争的愿望。
关键词：《远大前程》; 边缘人物; 权力话语; 争取;
A Study on the Marginalized Figure in Great Expec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
Liu Lan Liu Minglu
一、引言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狄更斯出生于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家庭，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童年时期因父亲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入狱，青年时期爱情坎坷，中年时期遭遇婚姻危机，这些人生经历都给他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因此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现象以及他个人的思想。英国狄更斯权威研究G.K.彻斯特顿在其专着《查尔斯·狄更斯》中指出“狄更斯对穷人抱有最高尚和最真实意义上的同情……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它不仅是最低社会阶级的唯一代言人，而且甚至是他们潜在意识倾向的唯一表达者，借他的口道出了穷人内心的委曲”[1]。《远大前程》是狄更斯的晚期作品，发表于1861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皮普的成长历程，反映了中低产阶级的社会状况以及社会底层人物受到的压迫和苦难。
狄更斯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代表作《远大前程》自发表以来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小说《远大前程》进行了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小说的成长主题、叙事艺术、浪漫主义倾向、精神分析以及郝薇仙小姐的形象等。在《远大前程》中出现了很多边缘人物，但关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讨论，研究者更多倾向于男主角皮普和郝薇仙小姐，而较少触及作品中的边缘人物马格韦契，且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解读马格韦契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现。因此从研究可以看到边缘人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挣扎与反抗，从而深层次地理解狄更斯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
法国着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被称为“20世纪法国尼采”，其后现代主义思想和后建构主义思想对西方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权力是福柯研究的焦点。福柯发现了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潜在的意识形态控制网，它在认知方法上涉及知识、权力和话语活动的“微观力学”[2]。在福柯看来，权力和话语是密不可分的，权力不仅是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且权力的实现必须通过话语权的获取。福柯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选择、控制、组织的，这些程序的目的在于消除话语的危险，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话语从生成开始就已经是不自由的，社会对于话语的生成包含着一种戒备的心理，总是需要一些程序来对其进行驯化，以达到一种稳定性的功能”[3]。
二、马格韦契驯顺的肉体和缺失的话语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中，从澳大利亚逃回英国的罪犯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在狄更斯的多部小说以及十九世纪其它作家的创作中都有这一形象。而在《远大前程》中的逃犯马格韦契并非作为小说的主题而是被刻画为一个边缘人物，由此可见狄更斯意在书写权利话语语境下边缘人物驯顺的肉体和缺失的话语。狄更斯的人生经历与他刻画的马格韦契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且有过入狱的经历。马格韦契是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底层人物的典型代表，孤儿出身，靠讨饭、做贼以及做各种各样的短工过活。同时他也是典型的边缘人物，首先，从位置上讲，他远离社会核心；其次，从地位上看，他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上层阶级的压迫；最后，从心理上来讲，他内心渴望靠近中心，不甘于现实，具有反抗性。但在权力话语语境下，马格韦契成了驯顺的肉体，且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
在权力话语的规训下，身体成为驯顺的身体。在福柯看来，“监狱是权力的产物，权力是身体的主体，身体是话语权和权力规训的客体，权力在背后操纵身体，从而保证其统治地位”[4]。人体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中心因素。身份地位高者总有办法对身份地位低者进行压迫，并把自己的过错归结于后者。康佩生以受到马格韦契的挨打为由，处分很轻，而马格韦契则要重新受审，被判处终身流放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没有了来自上层阶级的压迫，同时马格韦契作为来自殖民国家的白人，在当地有明显的优势，靠放羊、养牲口等农活赚了一大笔钱。“经营得好极了，跟我一起出去的人，也有混得很不错的，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狄更斯，287）。说这句话的时候，马格韦契内心是满足的、骄傲的，与他平时自卑、抱怨的口吻形成鲜明对比。在英国马格韦契是一个受到阶级压迫、狼狈不堪的罪犯形象，但在澳大利亚他如鱼得水，靠自己的双手通过正当的劳动赢得人们的尊重，同时操控着别人的命运。澳大利亚对马格韦契是一个“全景敞视建筑”，他在其中受到权力的无形监视，一旦做出任何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便会受到规训。在英国马格韦契因偷东西进过无数次监狱，为报复康佩生而逃出水牢等行为都说明他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对法律制度的不满，但在澳大利亚期间，他本本分分地放羊、饲养牲口。前后行为的巨大改变说明马格韦契在权力的规训下，已经成为了驯顺的肉体，失去了反抗精神，他的肉体屈从于英国法律制度的判决。
福柯指出，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5]。上层阶级利用自己的权力话语对马格韦契这一边缘人物进行改造，使他成为了驯顺的肉体。尽管在澳大利亚赚了一大笔钱，马格韦契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的国家，他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回到了英国。为了避免马格韦契的回国被发现，皮普划船带着他逃亡。在逃亡过程中，马格韦契没有了逃出水牢时候的凶狠和蛮横。在小说开头，狄更斯是这样描述马格韦契的“好一个可怕的人！”（狄更斯，2），尤其是其怪异的走路姿势，一脚高一脚低，既瞪眼又咆哮。马格韦契对皮普说话多用的是祈使句，具有强烈的命令口吻，并用“扒开胸膛”“挖出心肝”等血腥的词语威胁皮普。在船上时，马格韦契认为自己目前的处境已经足够安静和自在。逃出水牢被发现后，马格韦契面临的结果是重新受审，但划船出逃被发现的后果是判处死刑。明显可以看出，逃亡的后果更严重，但马格韦契享受这份“自由”，心中没有丝毫恐惧感和迫切感。作为一个边缘人物，尽管他逃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也只是暂时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权力控制，这种非法的自我遣返最终必须以死亡作为代价，而导致马格韦契落得如此下场始终是因为上层阶级的权力在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认为，上层阶级的话语权力是征服马格韦契的武器，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反抗在上层阶级的压迫和英国法律制度下是无效的，失去了逃出水牢时的反抗精神，成为了驯顺的肉体。
此外，在权利话语的压迫下，马格韦契丢失了话语。上层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对底层社会边缘人士进行压迫。皮普把逃回国后的马格韦契比喻成雪莱夫人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用以强调马格韦契给自己带来的危险。但如果马格韦契犹如弗兰肯斯坦一样可怕，那是谁造就了皮普？又是谁使得马格韦契成了弗兰肯斯坦？在十九世纪，刑事纪律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科学分析的问题：罪犯被测量和分类，惩罚要分类和校准。如果马格韦契是一个怪物，那使得它成为怪物的是不是一个弗兰肯斯坦似的法律系统？马格韦契并非生来就是怪物，而是随着身份的揭示其“怪物”的特质越明显。在小说开篇，皮普认为马格韦契是一个“可怕的人”，原本希望通过马的描述把他归为“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但随着马的讲述他发现故事出乎意料。马格韦契是一个从出生就被边缘化的人，童年开始便频繁进出监狱。尽管出身卑微，马对皮普感情真挚、心怀感恩，因此他的叙述明显充满了因其外表而给他判决重罪的法官、上层阶级的指责。马格韦契作为康佩生的帮手和合伙人，帮他一起诈骗、伪造字据、做其它违法勾当，两人的犯罪行为被揭露后都被判了重罪。在法庭上康佩生打扮得非常得体，“多么像一个上等人”，而马格韦契却是“好一个低三下四的可怜虫”（狄更斯，316），他们的打扮和地位对审判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康佩生请来的律师为其辩护时指出，在做出判决时要考虑康佩生的身份，康佩生“受过良好的教育”（狄更斯，317），还提到了康佩生的人品和交际圈，而马格韦契的形象与康佩生截然相反，因此罪行更重。最后判决下来时马格韦契被判十四年，而康佩生仅被判七年，理由是康佩生比马格韦契拥有更好名声，且犯罪只是因为交错了马格韦契这个朋友，受其影响而变坏的，法官把马格韦契“看作一个穷凶极恶的积贼惯犯”（狄更斯，317）。马格韦契的犯罪行为都是因为他掉进了康佩生布下的罗网，受到了康佩生的摆布，但作为主谋受到更轻的审判。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只要话语建构存在，权力也就存在并发挥作用。康佩生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因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的律师为他作的辩护，即律师的话语权，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种绝对的话语权力使得他们可以改变甚至控制底层社会人物的命运。而马格韦契作为底层社会的边缘人物，其话语权受到了剥夺，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对于审判团的裁决无能为力，因此最后遭受了受阶级约束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公判决。导致马格韦契成为“怪物”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弗兰肯斯坦似的法律系统。
马格韦契与康佩生都逃出了水牢，在得知康佩生躲在墓地后，马格韦契找到康佩生并与其厮打起来。巡官找到他们后，马格韦契说到“请您注意，是我逮住他的！”（狄更斯，32），之后多次强调是他为水牢抓回了康佩生。而康佩生却说“警卫，请听我说——他想要谋害我”（狄更斯，32）。康佩生以受到马格韦契的挨打为其逃跑的理由，且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名声好，因此受到的处分很轻，而马格韦契则要重新接受审判，被判处终身流放。在这次审判中，作为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马格韦契再次受到了不平等对待，巡官对他的话置之不理，而康佩生得到了信任。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上层阶级的康佩生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而马格韦契丢失了话语权。马格韦契不仅丢失了自己的话语权，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话语权成为上层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武器，并运用这个武器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三、狄更斯下层生活体验与权力话语书写
福柯指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马格韦契受到法律以及上层阶级不平等的对待，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因此一直在权力话语的规训下做出自己的反抗。福柯认为：“限制话语的原则……决定话语的应用条件，对话语持有者给予一定的规范，这样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使用话语了。这次是对言语主体的冲淡；若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谁也不能进入话语界”[6]。因此话语主体想要进入话语领域获得话语权就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在维多利亚时期，掌握话语权的是上层资产阶级，所谓的满足特定条件就是属于上层阶级，这就意味着作为边缘人物的马格韦契与话语领域没有交集，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反抗与努力挤进话语领域。
上层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对马格韦契进行压迫，而作为底层社会边缘人物的马格韦契一方面希望反抗上层阶级，另一方面渴望靠近中心。自从在墓地里获得皮普的帮助后，把皮普培养成上等人便成了马格韦契最大的愿望，因为只有上等人才有资格进入话语界，因此寄希望于皮普，愿其可以为自己争取话语权，或作为自己话语权的代表。他自己苦吃苦用，所有的钱都用以把皮普培养为绅士。“我果然办到了……王爷？王爷算什么！拿你的钱去和王爷们比比看，包你胜过他们！”（狄更斯，290）。培养一个上等人是马格韦契能够反抗抛弃自己的国家以及卑鄙的上层阶级的唯一有效手段，因为皮普拥有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绅士必须具备的财富，进入了上层阶级社会。但是，在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绅士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以诚实、慈爱、自由和勇气为标准的勇士精神被重新解释，只有能够不拘眼前利益，瞻前顾后，超越自我，不含偏见的人才能成为绅士，如果行为高尚，就算出身贫寒也能成为绅士，因此行为高尚与否已经成为判断绅士的标准”[7]。马格韦契只关注皮普成为绅士必备的外在条件，但皮普并不具备高尚的行为和品德，他为了利益抛弃自己的家人，进入伦敦上流社会后以傲慢自负、冷漠无情的态度待人。因此马格韦契没有成功地把皮普培养成一位绅士，没有为自己在话语领域争取到一席之地，因此他对于英国国家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的反抗是无效的。
在1857年，即狄更斯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连载小说《远大前程》的前三年，英国已通过《1857年刑罚奴役法案》正式废除了把罪犯运往澳大利亚的刑罚。该法案结束了英国刑法中采用交通作为便利的刑事措施的百年惯例，且在当时把罪犯运往澳大利亚的案例已经减少。正当流放要载入英国法律历史档案，在当时广受欢迎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家狄更斯却仍把新小说的时间设定在这样一段时期，即一群罪犯被放逐出英国领土到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时期。狄更斯的用意何在？1860-1861年英国的冬天极其严寒，成千上万的劳工离开工作岗位流落街头。在这段艰难时期，大都市的流浪者成为恐惧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严冬将许多人推入了骚乱，同时也使许多无家可归的可怜人死在街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狄更斯刻画了一个流浪汉马格韦契这一人物形象。狄更斯一直自称为城市的闲逛者、街道的流浪者，闲逛于市郊之时他亲身体验了伦敦这座城市的黑暗、贫穷与罪恶。研究狄更斯的学者认为罪犯马格韦契形象的塑造并不比狄更斯其它小说中的恐怖杀人犯略胜一筹，如《雾都孤儿》中的比尔·塞克斯，但马格韦契的形象又不同于其他罪犯。马从出生便是流浪汉，一直受到上层阶级的压迫，在审判中因没有话语权而被判终生流放到澳大利亚，最后成功逃回了英国但逃不过被处以死刑的命运。维多利亚年代人们对于流放的争论已经将罪犯妖魔化，流放罪犯被控告犯了鸡奸罪、性侵儿童罪、食人罪以及其它法律禁止的性行为罪。长期关注法律改革、反对当时人们对被流放罪犯的控告的狄更斯毫无疑问对这些罪犯的形象有深入了解。由此可见流放制度和狄更斯本人的社会体验影响了其创作，同时他也通过人物的刻画表达对上层阶级和受阶级控制的法律制度的不满。
英国是18世纪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经济得到繁荣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物质生活相当繁荣，但隐藏在繁荣背后的是动荡和不安。贫富分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像是无处不在的幽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8]，因此资产阶级的丑陋与肮脏使得人们对于建立于理性之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狄更斯也不例外，来自贫寒家庭的他因为父亲无法偿还债务曾体验过囚犯生活的艰辛。在他十二岁时，母亲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与弟妹搬到监狱与父亲同住，这种强烈的被抛弃感对狄更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这段经历就像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马格韦契的经历，都有着被遗弃感，但又无法为自己争取权力话语。成为下议院的记者后，狄更斯看到了上层阶级的丑态，他们只是夸夸其谈、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的人。因此狄更斯刻画的马格韦契这一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离不开他本人的社会经历，通过刻画这一人物诠释对社会制度和上层阶级压迫的不满，同时也希望下层阶级可以努力为自己赢得话语权。
四、总结
《远大前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把维多利亚时期边缘人物受到的压迫和反抗刻画得栩栩如生。通过分析可见，狄更斯对马格韦契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受到了其下层生活体验和维多利亚时期流放制度的影响。在小说中，马格韦契受到了来自上层阶级的压迫，因不平等审判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冒着被处以死刑的风险回到英国体现了他对社会制度、法律和上层阶级的不满，他有意识地反抗社会试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但最后都失败了。尽管结局并不完满，但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有意识的反抗既是一种进步，也体现狄更斯通过人物的刻画无声地表达自己对当时法律制度和上层阶级的不满及下层阶级为自己赢得话语权作斗争的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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