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受到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启示和古圣先贤榜样的感召，“隐忍以就功名”,在生死炼狱中悟出、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死观、荣辱观，并将其从讲究气节，维护人格尊严的层次，提高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层次，坚定了通过“发奋着书”实现人生理想的信念，决心为中华述史，为民族写心，最终完成了《史记》的写作。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司马迁在苦难中磨练的人生价值观”的人生价值观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现代启示
摘要：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受到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启示和古圣先贤榜样的感召，“隐忍以就功名”,在生死炼狱中悟出、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死观、荣辱观，并将其从讲究气节，维护人格尊严的层次，提高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层次，坚定了通过“发奋着书”实现人生理想的信念，决心为中华述史，为民族写心，最终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关键词：生死观； 荣辱观；“发愤着书”说； 人生价值
你知道一部《史记》是怎么写出来的吗？ 你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得以最终完成和他对于生死问题的认识，和他在生死炼狱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吗？ 可以这么说，司马迁所以能够完成《史记》的写作，铸就辉煌的人生，是和他在生死炼狱中焦思苦虑，终于悟出并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生价值观---包括生死观和荣辱观是直接联系着的。他所以终于能够完成《史记》的写作，铸就人生的辉煌，乃是他新的人生价值观的胜利。
我们知道，司马迁身逢盛世，自幼才华横溢，雄心壮志是很高的。他出身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初一位着名的史家，司马谈期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遗志，学习孔子，像孔子那样写出第二部《春秋》。在接替父亲当上太史令之后，司马迁更是“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一心一意想做好工作，博得汉武帝的欢心。不幸，事实给了他这种天真的想法以无情的打击，在他四十七岁那年，因为无所顾忌地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到“李陵之祸”.
李陵是汉朝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是当时屡胜匈奴的一员勇将。在天汉二年与匈奴的一次战斗中，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平素对李陵的为人抱有好感，觉得他有“国士之风”,认为他的投降是出于一时无奈，以后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的。因此就挺身而出，为李陵说话，在武帝面前力陈李陵孤军奋战的功劳。不料因此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是替李陵开脱，并借以攻击这次统兵的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而这个李广利乃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这样，司马迁便以“诬上”的罪名被关进牢狱。由于司马迁家境清贫，下狱之后没钱赎罪，又不会巴结人，平日的一些朋友慑于武帝的震怒，也没人敢出来替他说话，便只好在监狱饱受酷吏的摧残。不久，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谎传投降匈奴的李陵，在为敌人练兵，武帝一怒之下，便“族陵家”,而“下迁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是一种阉割生殖器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事后证实，那个为匈奴练兵的人不是李陵，而是一个叫李绪的人，但是已经晚了！ 宫刑，对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具残酷性。司马迁平生极为看重名节，是一个堂堂正正，豪气非凡的人，现在居然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他“肠一日而九回”,“愤不欲生”,几次想要“引决自裁”（ 自杀）。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宫刑是人间第一大辱，受过宫刑，便成了“刀锯之余”的人，成了肢体和人性都残缺的废人，受这种刑罚，上辱祖先，下辱人格，被不齿于士流，从此便无颜面对世人，原本高昂的头颅再难抬起。受刑之后，一种不容于天地人世之间的巨大羞耻感，时时在撕咬、吞噬、烧灼他那已经破碎的滴血的心灵。
遭遇李陵之祸，命运之神把他推向生与死的交叉路口，逼迫他进行生死两难的抉择： 生，要面对和忍受人间最难堪的奇耻大辱，面对比死不知要痛苦多少倍的生； 而死，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和理想---为中华民族写出第一部通史的工程便会半途而废！ 尽节一死，固然痛快，甚至还带有几分潇洒、硬气。因为这维护了他平素所讲求的做人气节和人格尊严，然而却要使他与父亲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和凝聚着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希望与时代要求的巨着，付之东流！
这两难的处境，痛苦的抉择，引起了他剧烈的思想斗争。在《报任安书》里，他以回肠、腐心之痛，讲到他受刑后的精神状态： 受过腐刑，他已“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既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就再没有“仰首伸眉，论列是非”（ 参与社会活动） 的 资格，甚至再没有面 目“复 上父 母 之 丘墓”---连给父母上坟都没脸了。从此只有“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戮笑”的份了。“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陷入精神狂惑，心神恍惚的状态。这个时候，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几次想到要“引决自裁”,尽节一死。
生死关头，是什么力量使他看到一线光明，帮助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 其中有两个关键或说决定因素： 一是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光照； 二是古圣先贤的榜样作用。
先说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光照。中华民族不止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很早便产生了高远、高尚的人生价值观。我国春秋时代，处于人类的轴心时代（ 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期） ,当时士大夫中的精英人物之一的鲁国贤大夫叔孙豹就提出了着名的“三不朽”思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 祀，无 国 无 之。禄 之 大 者，不 可 谓 不朽。”
这里，叔孙豹首先把“不朽”与“世禄”划清了界限，就是说“不朽”和世家大族、高官厚禄不是一回事； 其次，叔孙豹指出，他所说的“不朽”是指在道德、功业或言论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惠及国家和人民，就是死后，仍然被广大人民记住、遵行与纪念。这才是有抱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
不朽思想与不朽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三不朽”思想，则是中国人人生智慧的结晶。
不朽思想与不朽意识，自有它的卓越性，“不朽”意味着什么？“不朽”,首先是超越肉体生命的，其次还是超越时空的。
中国人把“不朽”与人生联系起来，把“不朽”与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人应当有怎样的追求和理想？ 人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等联系起来； 还把“不朽”按“立德”“立功”“立言”分出等次和顺序（ 按孔颖达《左传正义》的注解，“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扶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标志着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成熟。
叔孙豹的“三不朽”观念，像一道思想的曙光，受到春秋时代士大夫先进分子的重视和欢迎。司马迁以他渊博深厚的文化素养，对它早有了解和服膺，在《与挚伯陵书》（ 见《全上古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 里，他就有劝朋友“立德、立功、立言”的话。不过，真正领悟“三不朽”思想的真谛，并使它成为自己强大的精神支柱，还是在他遭李陵之祸，受了宫刑，处于人生最悲惨、最痛苦的时刻。
自从叔孙豹提出并阐明“三不朽”思想之后，中国传统的士人、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道路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走“三立”的道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司马迁受了宫刑之后，像前面说过的，他“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丧失了正常做人的资格，也丧失了正常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立德”“立功”根本谈不上了，正常的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已经有两条被堵死。剩下的就只有闭门写作，“立言”这一条路了。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因此，古圣先贤的榜样的作用便与“三不朽”思想的光照相汇合，统一在一起了。
说到古圣先贤的榜样作用，在痛苦的思索和艰难的抉择中，是平素丰富的历史知识帮了他的忙，他打开记忆的闸门，检阅古圣先贤的行迹，在他们身上寻找启发和借鉴。从周文王到孔夫子，从屈原到左丘明，以至孙膑、吕不韦、韩非等等都想到了，于是他看出：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
总之，所有这些古圣先贤，各自都遭遇过不同的打击和磨难，但是他们都没轻生、没屈服，相反，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他们不约而同的从“发愤着书”中找到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彻自己意志的有效手段。这些古圣先贤，从人生绝路开辟新的路径以实现自己理想和追求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他坚定了活下来把书写成的信念，给了他战胜羞耻、战胜一切折磨的力量。
四年的牢狱生活，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摧残和煎熬中，纵然极度苦痛，甚至精神处于狂惑状态，但他并没失去理性思考。直面生死，他思考了许多人生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死观和荣辱观。他反复考量、反复权衡生与死的价值和利弊： 名誉、尊严、人格等等，固然重要，固然神圣，然而现实的真理告诉他，有比这些更为重要、更不容舍弃的东西，那就是理想和事业---在他，就是那部功告垂成的《史记》。他知道，这部《史记》，不止凝结着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承载着社会与时代的期望，而且，它所创造出的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纪传体（ 实为综合体） ,使《史记》不但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部通史，并且成为能够全面反映社会发展面貌的全史； 尤其是，占全书绝大篇幅的人物传记，体现出他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作为述史中心的识见。这些人物传记，在教人怎样做人，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上，将起怎样的作用，正是他“述往事，思来者”,寄厚望于来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