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庄子的人生境界对比(2)

可见，在达到人生至境的通途上，亚里士多德通过“沉思”使人成为“超然的观察者”,充分发挥人类最高的天赋---理智以达于理想的“闲暇”至境； 庄子则通过“心斋”进达“坐忘”之功，实现“无己”、“物我两忘”以及与“万物冥合”的“逍遥”至境。两者都立足于人自身的、秉持内在性的纯化之路，对至境的追寻都发端于“心”,因为亚氏的“沉思”中枢是“心”[13]198,469a11-18而非“脑”.当然，亚氏的“沉思”更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而庄子的“坐忘”则蕴含了对主客体界线的超越，达于“无己”、“物我两忘”.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是从“有”而庄子是从“无”的角度达到人生的巅峰境界。
　　
　　三 至境的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是令人快乐的，但不是俗世的消遣之乐。“闲暇自身能带来享受、幸福和极度的快乐。忙碌之人与此无缘，只有闲暇者才能领受这份怡乐”[2]273,1338a2-4.
　　可见，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生至境即休闲的价值彰显并不是外在的获得，而是内在快乐的拥有，是人生所能获得的最大快乐。处于人生至境闲暇中的人，才能获得有理智沉思活动所产生的最大快乐。同时，在通往至境的沉思之途中，人过着最为幸福的沉思生活，而与此幸福所伴随的快乐也无疑是最真切的快乐。在至境中，理智的沉思活动是自足自在的，是完满且完善的生活。因为“沉思的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的追求，它有着自身的快乐”[1]228,1177b20“一个沉思者除了沉思之外一无所需”[1]228,1178b4.因此，沉思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从事，而且就在活动进行中臻于圆满，它没有明显的开始，也没有从前提到结论的发展，它就在进行本身当中全然完美地达成[14].这就是说，处于闲暇至境的人，历经着有理智沉思活动而获得最纯正而又确实的快乐[1]227,1177a25-26.而除了至乐之外，从更为实践的角度上看，闲暇也是德性生成与政治行为或活动所需要的[2]247,1329a2.
　　
　　而对于庄子而言，在逍遥的至境中，所达到的是无用之大用。诚如《逍遥游》所道出的：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6]29-30,《逍遥游》世人也有许多想如惠子那般，执着于俗识俗见，宛若狸狌，极尽自以为机巧之能事，往往因此陷己于困境、绝境而不自知。世人好“大”喜“功”,殊不知，“大”若垂天之云的斄牛也不得尽捕捉“小”耗子之“功”.惠子有大树，还要愁它“无用”; 世人也如此，只见眼前事物，眼光极为有限，自然无法体会庄子的“无用”之“大用”,当然也就无法获得“逍遥”的门道，更别想要领略“逍遥”之乐。因此，我们常常陷入日常的琐碎之中，而无视对境界的提拔，自始至终，无法体会到人生至高境界的乐趣。所以，唯无用能堪大用。
　　
　　可见，亚里士多德和庄子，均立足于人生至境，澄明其价值彰显与世俗价值体系之间的距离。因为，在世俗的功利价值中，直接、明显的实用价值则被当作衡量的基本甚或唯一标尺。而实际上，世间万物的价值并非表象的功用价值，而常常具有某种更为幽深的、间接而隐含的意义。因此，若以世俗的功利价值来审视，无论“闲暇”还是“逍遥”,无疑都会被视为“无用”或“虚”.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所带来的是内在性的至乐，而在庄子看来，“逍遥”所把握的是“无用之用”
　　,这都非世俗的“有用之用”的价值标准所能揭示的。这种超越世俗性的价值指向，在某种程度上为人追求人生的至境提供了形而上的价值导引。也就说，人生至境的追求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四 至境的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智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所在。理智是人所独有的，且可进一步区分为主动理智与被动理智，而主动理智更是所有灵魂能力中的至高者[13]78,430a14-18.在人生至境追寻中，无疑更是将这种人的本质规定性发挥到极致。哲学的智慧是闲暇者所必备的条件[2]262,1334a22.因此，在人生至境中，智慧特别是理论理智将处于完满的状态。对理智纯化过程，就是对闲暇至境的求索过程。正因如此，如果将“沉思”作为通达闲暇的途径或手段，那么理智纯化则是其实质性的内涵。事实上，作为达到闲暇至境的“沉思”活动，不仅是人之理智灵魂的最高级状态，也是对宇宙万物的无上智慧求索过程。强调并推崇理智是纯粹的理智活动---沉思的必然要求。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类将自己独有的天赋---理智发挥到极致，才能真正达于闲暇。换言之，“闲暇”至境绝非无所事事，而是与求知、崇智密切关联，是在洞察了宇宙万物的“真”之后所获得的精神自由。无疑，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理智的推崇是对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延续与升华。
　　
　　然而，庄子则认为一旦过于强调理智，就会妨碍人真正地达到逍遥。因此，理智反而成为人通往“逍遥”的障碍，“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6]274,《在宥》。逍遥者必须超越理智的障碍，也就是“无待”于理智，才能进入“与道冥合”的“逍遥”境界。因为智慧使人失去纯洁的天性，成为争斗的“凶器”,“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 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6]108,《人间世》。庄子的“坐忘”使自己得以与万物消融为一体，需要“绝圣弃智，无知无欲”,“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6]205,《大宗师》，即抛掉自己的聪明，忘却所有的“知识”,在精神领域内毁弃自身的形体而完全融合于无所不为的“道”中。因此，“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5]250,第四八章换言之，庄子所追求的逍遥至境下的思维，是超越了理智思维的、“非对象化的”、整体把握式的、直觉“体道”式的思维方式。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庄子是凭借“以理化情”的精神摆脱生死之忧，而达致“适性、逍遥”的理想精神境界[16].当然，庄子并非是在反人类、反文明意义上的去智，而是说在人生至境层面，智慧对于逍遥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有待”的累赘。在终极的意义上，庄子指明了“智慧不一定使人幸福，相反，从根本上来说，智慧正是人的悲剧性之所在，因为智慧使人具有意识，而意识是人类悲剧的根源”[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