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是现代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人类学引入中国后，田野调查也成为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与其他学科相区分的主要标志。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已有 8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熟悉、掌握田野调查方法，发展和完善西方学术界形成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使之中国化，形成适合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当代人类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点
( 一) 长期性
长期性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特点之一。从事人类学研究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常要求初次做田野工作的人居留在调查点一年或半年的时间。许多中外人类学者都曾在研究对象所在地生活数月甚至数年。例如，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于 1914 年至 1918 年人多次到新几内亚的梅鲁 ( Mailu) 和特罗布里恩德 ( Trobriand) 等岛屿进行田野调查，与这些岛屿的土著民族共同度过近4 年的时间。另一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 A·Ｒ·拉德克利夫 － 布朗 ( A． Ｒ． Ｒadcliffe Brown) 于 1906至 1908 年曾在印度洋上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调查岛上居民两年。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许多人类学者也曾在边疆民族地区调查数月、半年甚至数年的时间。作者之一何星亮曾在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调查数十次，其中时间最长有两次，一次是 1981 年 3 月至 8 月在新疆伊犁新源县哈萨克牧区调查 5 个月，与哈萨克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另一次是 1983 年 6 月至 11 月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和图瓦人 ( 现属蒙古族)人中调查了 5 个月的时间。
( 二) 参与性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最大特色。走马看花的非参与观察，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观察难以深入，结果容易失真。参与观察者不仅作为旁观者深入观察当地人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相当程度地参加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之中，以求亲自体验当地人的文化，获得较细致深入的感性材料，从而能够深入理解和把握该文化的全貌。
在参与式的田野调查中，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扮演不同的角色。主要有完全参与观察和参与式观察两大类。完全参与观察即研究者在研究场合中扮演与被调查者相同的角色，即与当地人们长时间地同吃、同住、同劳动，使自己成为被调查者的一分子，不仅详细观察其行为、活动，而且亲身经验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要学习被调查者的语言，不仅要会说，而且能使用他们的语言进行调查。采用这种角色定位，其优点在于能深入观察到细微情境，并能在该情境中获得体会，所以它是一种较具深度的实地研究方式。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调查期间，在岛上的一个村子里搭了一个帐篷，与该岛居民生活在一块，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直接观察土著民族每天 24 小时中是如何地生活，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我国民族学界20 世纪 50 年代的田野调查，大多是完全参与式调查，大多数人都与当地人同食、同住、同劳动，并参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作者之一何星亮在新疆伊犁新源县黑宰部落的调查也属于完全参与式调查，笔者居住在哈萨克族家庭中，和他们同住一个毡房，像他们家的成员一样一起睡觉、吃饭，并参与各种牧业生产，如放羊、挤奶、做饭等。1983 年在阿勒泰地区调查图瓦人也一样，住在图瓦人木屋里，和他们一起生活。
参与式观察即指研究者虽参与调查对象所经历的各个生活和生产情境，却扮演观察者的角色，心态上以局外人自居，而且不隐瞒研究者的身份。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特里布里恩德 ( Trobriand)群岛考察属于参与式观察。他并没有住在当地人家中，而是在村子里搭了一个帐篷单独生活。他学习当地土著民族的语言，直接观察土著民族生产和生活，观看当地的各种仪式，并与他们深入交谈，问得很细、很具体，并常问一些在当地人看来十分无聊的问题，从而获得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在 1922年出版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 Argonauts of theWestern Pacific) 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调查方法的三条原则: “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 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 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①
( 三) 深入性
人类学者长期参与被调查者的生活和活动，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把自己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里，亲身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和日常生活经验，详细观察其行为，深入了解其社会系统的运作过程，细致体会其心理活动。由于当地居民把调查者当作 “自己人”，调查者可以亲身参加并详细观察一般人无法看到的神秘仪式或活动。因此，研究者能够在调查中透过表象看本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仅调查表层的文化，而且调查分析内在的观念、结构、规则和意义等，从而能够观察到当地居民的灵魂深处，熟悉其思维模式，理解其细微情境，发现到其无意识层次的行为模式，是一种颇具深度的实地研究方式。
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何星亮教授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在1999 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何星亮让她到老板娘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娘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自己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她，甚至连自己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
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科学认识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方法，它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不同，但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调查也有共同的原则，因此，必须遵循科学调查研究的一般原则。离开科学研究一般原则的田野调查，是不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的。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般性原则，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通常有三大原则: 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尊重性原则。
( 一) 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即客观实在性，指事物的客观存在。客观性原则包括真实性和可靠性两方面。真实性要求调查资料必须与事实的实际状况相一致; 可靠性要求做到不偏不倚，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不为主观意志所左右。田野调查者必须客观地观察事物，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调查的材料必须反复核对，不能只凭一人所说为根据，同一问题应该向多人了解，如果各人所说均一致，说明材料是可靠的。调查材料不求其多，但不能有假，以免假材料流传，贻误他人。调查者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让事实和数据 “说话”。人的行为和心理现象是复杂多样的，不同族群或民族的行为和心理是各不相同的。必须克服各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既不能给各种客观事物注入自己主观臆想的成分，也不能被传统或流行的老框框禁锢，同时也不能根据某种理论或某“权威”人士的理论观点，任意歪曲调查事实。简单地说，客观性原则就是既不 “唯己”，也不 “唯他”; 既不固执己见，也不唯他人马首是瞻，在事实面前敢于否定自己和他人或权威的错误理论和看法。客观性原则要求在田野调查中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和资料可靠，杜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造、伪造和弄虚作假。
国内外的田野调查均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少是与违背客观性原则有关。同一个地区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结果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别很大，因此而引起论争的不少。例如，我国学者李安宅对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关于祖尼人调查研究的批评; ① 德里克·弗里曼专门写了一本 《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② 全面批驳玛格丽特·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调查和研究; 奥斯卡·刘易斯也曾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一本名为《墨西哥乡村生活: 特波兹特兰再研究》，严厉批评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关于墨西哥特波兹特兰村的调查严重失实，调查草率。③另有一些研究人员不尊重客观事实，不重视真实性和可靠性; 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或观点，伪造事实，假造数据; 有些人则是出于情感，不考虑客观性，有意夸大或美化客观事实。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客观性原则的。
( 二)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研究结论的逻辑性和普遍性。
科学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可靠的、真实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重视因果关系、相关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在调查中多问 “为什么?”此外，调查资料和结论必须具有普遍性，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不具有普遍性和逻辑性的事实，不能作为科学的根据。资料的收集必须全面、系统，不能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以偏概全，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科学、全面的资料。有些人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或理论，在调查中随意摘取不具有逻辑性的部分事实或片言只语作为例证，不是科学的态度。
坚持科学性原则，应该注意四点: 一是要把握信息的全面性，切忌依据片面的信息作结论; 二是把握信息的关联性，即因果关系、相关关系、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的调查; 三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差异性，例如，同一个民族，不同支系、不同地区的语言和习俗均不相同，忌用一个标准、一种方法、一种模式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 四是坚持理论与调查相结合，既重视以现有理论指导调查，也注重从调查中探讨新的理论; 五是既要坚持人类学 “参与观察”、 “深度访谈”等基本原则，也要重视吸收社会学等学科定量、定性调查。
科学性原则要求调查资料具有信度 ( reliabili-ty) 和效度 ( validity) 。一个具有信度的调查研究成果，无论该项调查研究过程由谁操作，或进行多少次同样的实践操作，其结果总是一致的或稳定的。信度系数愈高即表示该研究的结果愈一致、稳定与可靠。效度 ( validity) 是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亦即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效度与调查研究的目标密切相关，调查研究结果与客观事实越吻合，则效度越高; 反之，则效度越低。
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科学性原则问题。大多数人只满足于一般现象的调查和描述，只问 “是什么”的问题，不重视问 “为什么”的问题。不调查了解客观事实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不重视各种客观事实之间以及与外部的逻辑联系，从而导致田野调查成果水平不高。
( 三)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也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法则。任何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都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之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元素所构成的系统。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例如，在宗教中，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现代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其独立性更强。在系统中，各种元素的性质和行为影响到系统的性质和行为，相反，系统的性质和行为也影响各种元素的性质和行为。因此，系统并不是各种元素之和，各种元素在孤立状态下没有任何功能，只有在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和特性。系统的纵横联系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任何一种元素的变化都会影响系统的功能和其他元素。系统的整体性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在田野调查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整体性。
系统性原则在田野调查中的运用，必须注重四点: 其一，调查构成系统的结构要素。一个系统通常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因此，首先必须调查构成事物的各种要素，例如，民间的祭祖习俗通常由祭品、仪式、禁忌、时间、主持和参与人员等要素构成，必须调查清楚这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其二，调查系统的内部结构，即各种构成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例如，南方民间制作年糕的方式中有各种原料和一套制作的流程。研究证明，系统的性质和功能，既与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各种要素之间的结构不可分。如婚礼习俗，各地构成结构不同，有些地区较简单，有些地区较复杂。因此，调查研究各种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是认识和了解系统的关键一环。其三，调查研究系统的整体特性和功能。系统的整体功能并不等于各种构成要素功能的总和，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取决于系统的总体联系、协调和控制，因此，必须深入调查和认识系统的整体特性和整体功能。其四，必须调查系统的外部环境。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系统都不是封闭和孤立的体系，都与外部环境和其他系统存在紧密的联系。各个系统自身生存和发展，必须与外界及其他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例如，传统的居住习俗，南北差异较大，均与自然环境有关。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客观、完整认识系统，既要注重系统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也要注重系统的外部环境及其与其他系统的关系。
( 四) 尊重性原则
尊重被调查者，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习俗，也是田野调查的重要原则之一。尊重对方，是田野调查者的职业道德。其一，必须尊重当地人的礼仪、习俗、禁忌和宗教信仰等，尤其是禁忌，调查者必须首先了解清楚，绝不能伤害当地人的感情; 其二，不做不利于调查对象的任何事情，尊重他们的人格，前往观察或访谈必须征得当地人的同意，不能随意进入外人不能进的地方，如厨房、姑娘卧室等，部分民族不让外人进入。有些民族甚至认为，如果男子坐在未出嫁姑娘的床上，表示愿与该姑娘成婚，有时甚至会引起纠纷; 其三，尊重当地人的个人隐私权，本人不愿意公开的事，有义务为之保密，如果需要该材料说明问题，则应隐其真实姓名，以其他名称代替; 其四，对当地古老的习俗，如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习俗等，一妻多夫习俗等，不能当面说他们落后或原始。
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类型
田野调查的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笔者综合有关内容，把田野调查分为五组基本类型。
( 一) 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从研究对象和内容划分，可分为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三类。
综合调查是传统的、典型的田野调查，不少学者称之为 “民族志调查”或 “社区调查”。人类学者普遍把自然社区当作一个社会单元，认为一个村落或村镇就是 “完整”的社会系统，影响个人行为的许多重要变量和因素都可以在这个系统内找到。因此，研究者以其专业素养，长期居住、生活于研究对象所在地，参与和观察当地居民的生活，做深入、系统、细致的调查，全面了解其文化和社会系统及其运行过程，收集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依据。
综合调查通常是对当地社会、文化和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既调查其物质文化，也调查其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既调查其自然环境，也了解其与其他社会的联系和交往; 既调查其文化的功能和结构，也探讨其变迁和发展。总之，凡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语言、文学、艺术等，均在调查之列。例如，我国民族学研究者在20 世纪50 年代进行的民族大调查，大多是综合性调查。
专题调查即集中调查文化的某一个部分而不是文化整体，也就是对一个或几个群体或地区做专题调查，以了解某一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或用以验证、检验某一理论的真伪。例如，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调查，都是专题性调查。或者更小的专题，如宗教仪式、婚姻习俗等专题调查。例如，田汝康受吴文藻和费孝通的委派，于 1941 年到芒市调查傣族，他在芒市那木寨调查研究傣族的宗教仪式 “摆”，经过 9 个多月的调查，他发现 “摆”这个看似微小的宗教仪式，其实关联着傣族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中，竟容纳了整个摆夷 ( 傣族 － 引者注) 文化的全面影响，甚而还启示我们对现时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一种新的看法”①，于是田汝康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报告完成了 《芒市边民的摆》 ( 又叫 《摆夷的摆》)一书。该书由费孝通作序，1946 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并将其作为人类学研究重大成果之一。1948 年田先生又根据该书写成博士论文 “Ｒeligious Cult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 States of the Yunnan － Bur-ma Frontier” ( 伦敦经济学院) ，1986 年经修订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典型调查是从调查总体中有意识地挑选出少数具有代表性、较有特色的地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以达到了解整体的特征和本质的调查形式。典型调查要求全面性和深入性，搞清所调查的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并作系统、细致的解剖。典型调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和应用性。典型调查一般都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等方法进行收集资料，实施典型调查的主要步骤: 一是根据调查目的，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研究对象的总体情况; 二是从总体中初步选出备选单位，加以比较，慎重选出有较大代表性的典型; 三是进入典型调查地点或单位进行调查，具体收集第一资料; 四是分析研究第一手资料，从感性的经验资料中归纳、总结，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笔者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现状调查研究，选择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市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其中一项是典型调查，即选择有代表性、有特色的乡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写出典型调查报告。
个案调查是以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单位作为对象而进行的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个案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或家族。个案调查是一种定性的分析研究方式，在方法上强调细致、深入、全面，强调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个案调查中，一般采用参与观察、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来搜集资料。个案调查的主要优点主要有: 一是可以做深入的定性分析，彻底把握对象的全貌; 二是调查方法上不拘一格，可以灵活掌握; 三是调查时间安排上不受限制，有一定的弹性。有不少学者就某一个宗教神职人员作过专门的调查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就某个具有特殊技术的家庭或家族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
四类调查各有特色，但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的。综合调查也往往包含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而专题性调查也通常涉及文化整体的内容。从 20 世纪 20 ～60 年代，综合调查占有较大的比重。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较为重视专题调查和个案性调查。台湾人类学者唐美君在 “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词条中称: “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之新趋势为: 逐渐着重于特定问题及理论之试探，而渐少作传统之整体性研究。”①
( 二) 无理论假设的调查·有理论假设的调查
田野调查是否需要理论指导，是否需要有假设，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田野调查没有必要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必要为田野调查构建假设。进入田野之后，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社会和生活之中，客观观察各种现象，在充分熟悉和掌握当地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或假设。
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理论支撑的田野调查是盲目的调查，主张必须以理论或假设作为指导，否则不可能获得较好的田野调查资料。布朗认为，“观察与假设的分离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当它们在像其他科学中一样结合起来，社会人类学才会取得应有的进步。”② 他说: “新人类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坚持调查和理论决不能分离，而必须像其他学科一样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③布氏坚持，事实必须是科学观察的结果，假设必须能够解释这些事实，并且必须接受更深入、更广泛的检验，从而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同类现象。作为一个称职的社会人类学家，既要熟悉有关理论发展情况，又要在田野工作上训练有素，并且，至少要在他所研究的地区，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二年。“资料的观察、假设的阐述以及通过进一步的直接观察来验证这些假设，是一个过程的所有步骤，这一过程应尽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
④带着理论假设进行调查的典型事例可以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新几内亚萨摩亚的调查为代表。关于青春期危机问题，有两种理论，一种是生物决定论，另一种是文化决定论。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有些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等都主张人类的基本人性是由生物性决定的，美国一些社会学家曾提出 “青春期危机”的理论，他们认为，青春期象征人类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男女青少年一到青春期，就会紧张、烦躁、心绪不宁、冲动，从而导致少年寻衅肇事、破坏、犯罪等活动。因而认为少年犯罪具有生物性的一面，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直至现在，仍有不少社会心理学家持这一观点。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其中基本人性是由文化决定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反对生物决定论，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来批驳生物决定论者，他让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玛格丽特·米德进行有关的调查研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25 年，24岁的米德在导师博厄斯的支持下，独身一人到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萨摩亚岛上进行长时间的调查。
米德在萨摩亚岛上住了 9 个月的时间，在三个毗邻的小村庄仔细调查访问了 50 个妇女。她和穿草裙的少女们生活在一起，从最深的一层去了解她们在青春期的生活。调查归来后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且不断再版的 《萨摩亚人的成年》 ( Coming ofAge in Samoa) 。米德认为，萨摩亚的少女们并没有青春期的烦恼，更谈不上少年犯罪，这是由于萨摩亚人文化所决定的。一是萨摩亚的儿童教养方式绝不会引起压抑，儿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安心吃奶到二三岁，一哭就受大人的安慰，稍大后即由兄姐陪伴，很少去吵闹大人，也很少受到大人的责罚。除去一些必要的社会规律外，萨摩亚儿童很少受到限制。二是社会详和，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互不竞争。他们从不去做竞争性的行为，社会的理想是满足而不超高，不鼓励胜过别人。三是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与西方完全不同，少女们的性生活自由而正常，她们从不感到有什么烦恼和冲突。她说: “在萨摩亚，青春期的青年男女并没有什么表现出任何危机或压抑，相反，他们却有条不紊地发展了一系列日趋成熟的兴趣和行为。姑娘们的头脑不因任何冲突所烦恼，不因任何哲理所迷茫，也不因任何不着边际的雄心大志所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①通过对萨摩亚人的研究，米德得出结论: 少年期的烦恼和冲动并不是普遍的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于若干特殊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在美国社会更为明显。在萨摩亚的儿童教养方式下，则不会出现少年期的烦恼。因此，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生物性的。米德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社会各界极大的兴趣，科学界开始了解文化对人性的塑模的程度，同时也引起大批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教育学家以及法理学学家从事儿童教养方式对人类行为与人格的影响的研究。
( 三) 无问题取向的调查·问题取向的调查
无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是早期田野调查的基本形式，其特点主要有: 一是选择一个乡村或一个社区，长期居住于调查点内，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并与当地人交朋友，深入了解当地人各方面的情况; 二是全面调查被调查点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方面的详细状况，完整地记录调查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全貌; 三是文字记录之外，通常还包括录音、录相、照相等。
无问题取向的典型代表是马林诺夫斯基于 20世纪初关于新几内亚东北的特里布里恩德岛 ( Tro-briand) 调查，以及拉德克利夫 － 布朗于 20 世纪初关于安达曼岛人的调查，他们长期生活在当地人中，系统、全面调查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分别形成著名的民族志调查报告 《西太洋上的航海者》和 《安达曼岛人》。
笔者在 1981 年对新源县哈萨克黑宰部落调查时，随着该部落由春牧场转到夏牧场 ( 即现在著名的旅游区那拉提风景区) ，住在哈萨克族毡房里，与他们同食同住，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深入交谈各方面的情况。当时并没有问题意识，无论什么问题都感兴趣，都详细询问。
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的特点是带着问题进行调查。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调查，是典型的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男性缺乏而雇用许多女性代替其工作。战争结束后，被雇用的妇女大多都愿意继续留任，同时进行女权运动以争取女人也和男人一样拥有各种权利。当时，社会的反应激烈，大部分男性都认为女性参加工作对家庭影响极大，并以男女两性在体质和气质上差别作为两性在工作上应有分别的理由。米德不同意男女两性在气质上的差异是生物性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提出计划，前往新几内亚调查三个距离不远、但文化差别很大的民族。根据这一次调查，米德写了另一本名著 《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 Sex and Temperament in Primitive Societies，中译本译作 《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于 1935 年出版。这一本书，米德描述了这三个民族由于文化不同，两性的气质与行为也各不相同。她根据三个民族的材料，得出结论: 男女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极少与生理性别差异本身有关。两性的人格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致。文明社会的传统文化制度塑造的是男人刚强、勇武，女人温柔、贤惠。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男子在社会上争名逐利，而女子在家中生儿育女、料理家务。那些背离这种社会规范的标准人格的人必将遭到社会的议论。而实际上这种文化制度是对女人情感与才华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两性间的严重对立。米德主张，社会应允许同一性别的个体可以具有截然相反的气质，每一个个人不必为是否具有男子或女人气而顾虑重重，特别是女性，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要受传统性别角色标准的羁绊。米德的这些观点，受到后来西方女权主义者的重视，并被加以进一步发挥。米德的理论被视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先声。
( 四) 一点调查·多点调查
一点调查是传统的田野调查，一般选择一个社区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他们日常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活动，探究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切身经验来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观点认为，一个乡村或一个部落是相对独立的空间，对乡村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研究常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就是 “社区”，即通常所说的 “微型社区研究法”。这一方法始自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这种方法传播到中国，就是所谓的 “微型社区研究法”。所以，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选择一个村落或一个部落作为长期的调查点，注重调查该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根据相关的理论进行解释。另一种形式是选择一个墟镇作为调查点，如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有些学者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选择圩镇作为主要的调查点，因为圩镇较村落更具独立性和封闭性，因而也更具代表性，各村落均以的圩镇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地点，更能反映中国农村的生活。
多点调查即选择多个乡村调查，并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调查大多以专题调查为主，带着问题进行调查。例如，前述美国人类学家米德 1925 年对萨摩亚人的调查，她独身一人到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萨摩亚岛上进行 9 个月的调查，调查三个毗邻的小村庄。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米德又前往新几内亚调查三个距离不远、但文化差别很大的民族，一是居住于山区的阿拉佩人 ( Arapesh) ，二是居住在河畔的蒙杜古马 ( Mundugumor) 族人，三是居于湖边的德昌布利族人 ( Tchambuli) 。笔者 1983 年夏天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北部调查图瓦人 ( 阿尔泰乌梁海人) 时，也采用多点调查的方法，一是哈巴河县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哈巴村，二是布尔津县北部的喀纳斯村 ( 即喀纳斯湖周边地区) ，三是布尔津县北部阿尔泰山中的禾木村。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曾于 1938 年至1942 年间，与助手张之毅一起，利用 6 年时间完成了 《云南三村》的调查，包括了 《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 “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 30 万字。该书详细描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社会生活，包括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入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 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 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多村落的田野调查超越狭小的村落社会，使人类学的视野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从而为人类学提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也为理论建构和问题探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 五) 历时性调查·共时性调查
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田野调查可分为历时性调查与共时性调查两大类。历时性调查主要是根据当地文字记载、家谱或族谱、口耳相传的历史、家族史或个人史、文化交流和传播等，重构当地的历史。例如，上世纪 50 年代围绕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的调查，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是历时性调查。笔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撰写 《哈萨克族简史》，于 1983 年到阿勒泰地区调查近半年，主要调查哈萨克的历史情况，收集了大量的族谱资料、文物和文书资料以及老人的口述史资料。近十几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十分关注近60 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调查，他们采用社区调查的方法，大量收集当地的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等，进行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的研究。
共时性调查主要围绕当地文化现状做静态的调查，包括调查文化的结构、功能或象征意义等。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属于共时性的静态调查，功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调查以及结构学派和象征学派的调查，也大多是共时性的调查。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于 1930 年代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人类学调查，也属于共时性调查。在通过调查而形成的博士论文 《江村经济》中，作者没有去深究村落的历史，也不期望通过村落的历史来找到解决农村现实问题的秘方。作者详尽地调查了开弦弓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详细介绍了当地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通过该书，使读者能够看到当时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存在的问题。
另有一些调查往往是历时性调查与共时性调查相结合，既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收集现状资料。中国近百年来的田野调查，大多是历时性与共时性调查相结合的，例如，凌纯声的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属于此类调查。
四、结语
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田野调查的方式和方法争论较多。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的田野调查，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面面俱倒的综合性调查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这两种调查方式有利于较深入地研究某一问题，可以避免空泛议论，可以避免村志、乡志、县志式的调研报告。
其次，带着问题调查有利于撰写高质量的调查报告。一是可以围绕该问题进行调研，全面收集与之相关的有价值的资料; 二是可以集中精力思考该问题，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调查资料论证自己的观点。调查结束后，很快就可以写成论文或专著。
第三，带着理论假设调查有利于检验理论、修正理论或创建新理论。通过调研，可以检验该理论是否科学，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研究。如发现该理论不符合中国社会时，可以提出修正理论或独自创立与之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
第四，多点调查有利于归纳理论或法则。在当代社会，一点调查已失去优势，一个村落或乡镇的文化现象往往不具有普遍性，难以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或法则。而多点调查可以进行比较，比较差异，归纳规律或法则。多点调查可以超越狭小的村落社会，使人类学的视野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从而为人类学提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也为理论建构和问题探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