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并形成了不可计数的古籍。为了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发展，需要对古籍进行整理。避讳是古代各种忌讳中最普遍的一种，随着时代的不同，避讳的特点也有所区别，存在种种不同的避讳现象。避讳学对古籍整理有重大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鉴定古籍版本，主要分为明确撰文年代和细读主要记载两个层次；校勘古籍，主要分为校勘古籍中的讹文和衍文两个层次；辨别伪书，主要分为从称谓上辨伪和从年代上辨伪两个层次。避讳学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有推进意义，但也需注意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是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另一方面是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关键词：古籍整理 避讳 运用 问题
Theory of Taboo i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Abstract：There are thousands of years written records in China, and formednumerous ancient books. To get a better development for the ancient culture, ancient books haveto be arranged. Taboo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scene in various ancient taboo, with thedifferences of the tim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boo are also different, there is a variety ofdifferent taboo phenomena too. The learning of taboo has significant boost to the collation ofancient book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dentif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edition, mainlypided into two levels:clear the writing times and read the records; Collating ancient books,mainly pides into two levels:correct the wrong and excess words ; Identify fake books, mainlypided into twolevels:scrutiny from the appellation and scrutiny from the times. Taboo inlearning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ancient books but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problems in theprocess of learning, on the one hand ,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overthrow the taboow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dition of ancient books make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ah taboowords.
Key Words: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Taboo;Applications;Problems
目 录
一、引言
二、古籍中的避讳现象
（一）避讳现象的复杂性
（二）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
三、古籍整理对避讳学的运用
（一）鉴定古籍版本
1.明确撰文年代
2.细读前后记载
（二）帮助校勘古籍
1.校勘古籍中的讹文
2.校勘古籍中的衍文
（三）帮助辨别伪书
1.从称谓上辨伪
2.从年代上辨伪
四、避讳学运用在古籍整理中要注意的问题
（一）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
（二）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不可计数的灿烂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可计数的古籍形成并存在着。因此，古籍的整理是一项重要而浩大的工程，其中细枝末节的注意点更是不胜枚举。一个小小的文字，甚至是符号的鉴定错误就可能导致对全文文意理解的偏差。而一篇小小文章理解的失误，亦会引发系列的连锁反应，小者可以更改人名、地名，大者可以推翻历史事实，重塑整个时代文化，正因为如此，古籍整理工作的进行需要严谨而认真的科学态度。这项整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一是通过对濒临损坏的文献进行保存，有利于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二是提供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继承发展，贯通古今，皆是以古籍整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作为基础。
避讳是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作为古代忌讳中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一种，避讳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文化的发展，逐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也存在变化，造成古籍中历史记录的混乱，两者有不可缺少的联系。如果能做到充分掌握避讳的知识和规律，了解古籍中出现的各种避讳现象，从而更好地运用避讳的知识进行古籍版本的鉴定、古籍的校勘工作和古籍的辨伪工作等，对古籍的整理工作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避讳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籍整理研究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古籍中的避讳现象
不计其数的古籍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避讳现象，这些避讳现象的存在大大丰富了历史文化内涵。避讳的复杂性与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对避讳在古籍整理中的运用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一）避讳现象的复杂性
避讳是一种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独特的文化现象。避讳，简单来说就是要避开历史上的种种忌讳。古代君王及有地位的尊者为了凸显尊严，严格规定禁止在说话或书写过程中直呼直写其名，用别的字词加以替代。1避讳的对象主要可以划分成为四种：第一种就是处于最高位的君王、国主，对当时处于政位及历朝历代的君主的名讳避讳，称为国讳或公讳，如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用“代”代替“世”字、“人”代替“民”字；第二种是长官，对长官以及长官先辈的名字避讳，称为宪讳，因为古代下属称其长官为大宪得名，如晋朝的羊祜死后，用“门”字代替“户”字；第三种是圣贤，对至圣先师的名字避讳，称为圣讳，如宋朝时，为了避孔子孔丘的名讳，用“瑕县”代替“瑕丘县”；第四种是长辈，对父母以及先祖等的名字避讳，称为家讳或私讳，如诗圣杜甫，因父亲名字中有“闲”字，一生写诗无数却从未提及。
避讳学最早起源于周，最初是由于古人对鬼神有一种特殊的信仰，《左传·桓公六年》中提到：“周人以讳事鬼神，名终将讳之。”1可见古代对于鬼神的迷信思想以及避讳学的起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自周以来的人通过避讳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尊敬的人的敬仰，因而避讳学不断丰富发展起来。
避讳不仅仅是口头上不能直说，在书面语中也不能涉及，因而在各种古典文献的记载中也充斥着避讳的现象。避讳的范围、方式等同样是不胜枚举的，范围包括熟知的公讳、圣人讳，还包括家讳、私讳和宪讳；方式有常见的改字，用一些意思相似或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本字；空字，直接空出本字不写；缺笔，将本字的某一笔划进行删减；用字号、官职、地址、谥号等代称。并且，不同时期的避讳规则也不相同，因而避讳的运用富于变化，需要细致的区分。需要注意的是，避讳不仅仅是避同样的字，由于古代阶级区分的严格和宗法制度的严密，避讳还需避同音的词、近音的词以及意义相同或相关的词，这就更增加了避讳的范围和识别避讳的难度。避讳本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逐渐演变成封建统治的一道枷锁，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限制了人性的自由，但也正因如此，避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华文化中思维方式和宗法理念。各个朝代的不同，君主的禅位更替及实施的方针政策都能在避讳中有所体现，体现出避讳鲜明的时代性。除却外在条件的影响，避讳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存在着发展的规律和条件。避讳对古代汉语字形语音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影响，各种异体字、通假字等的出现与避讳的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有关，运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代替本字的手法也对古代语音系统产生了影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古籍整理形式的多样性
古籍的整理是对各种形式的古代文献的整理，不仅仅包括古代书籍，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甲骨、金石、竹木、帛书等等。甲骨文字出现于我国的商代，最早用于占卜吉凶；金石分别指青铜铭文与石刻文字，是先秦记录古籍的重要载体：竹木即竹简，又称为牍，录入了许多古代典册；帛书则是丝织品和后来出现的纸质材料，记录文字，便捷且流传很广。古籍拥有了载体，接下来便是记录方式形成完善的古籍。古籍的形成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着、述、编、译四种，由开创性的、遵循前人成果的，编辑旧文的、翻译其他语言等因素分类。要形成古籍，接下来的重要步骤便是流布，而流布又存在着极其多样的方式，流传至今仍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包括以下几种：现代的激光扫描、微机输入、摄影、印刷等，古代的流布方式有讲唱、镌刻、抄写等。讲唱的方式是最为原始的，起源于文字产生之前，口耳相传、代代相传于后世；镌刻则是以某种载体刻上文字符号等；抄写的方式主要产生于印刷术产生之前，以帛书等抄写文字以实现记录目的；印刷、摄影等方式是现代较常用的流传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产生，也使得古籍的整理工作变得更为方便。
正是由于这种种包容物，使得古籍内容充实而丰富，涵盖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对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但正是由于这许多复杂的程序，使得古籍的整理成为一项浩大而繁复的工作。古籍整理的优秀代表性作品不胜枚举，如西汉时期《七略》一书，最先由光禄大夫刘向奉命校订，刘向去世后，由其子刘歆继承并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使命。《七略》对当时的皇家藏书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对古籍分条目种类进行了严密细致的整理，《七略》包括七个分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每个分略下又能再划出若干小类，共计三十八种。书中还包括了总序、小序、目录等形式，是具有极高成就的古籍整理辑录着作。对当时西汉以及西汉之前，由战国时期开始的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与司马迁所着的《史记》并列成为汉代两部代表性的作品。西汉刘歆的《七略》之后，最为着名的古籍整理作品便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修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最早录入了当时由皇帝从全国各处征集的图书三千多本，并将同时收集的六千多本图书总结概要，编入《总目》中，共二百卷，成为极具研究价值的目录之一。《四库全书》按照古籍整理编纂最为常见的经、史、子、集四个方面的内容分类，再对这四部划分更为详尽的类和属，总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四库全书》无论从其记载的书籍的数量规模，或是内容中对书籍的分类工作，或是内容和编纂方式等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各个方面，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四库全书》后世经过不断的增删添补，流传至今，成为人们由阅读通往古代文化殿堂的通道，有着难以估量的实用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不可计数的古籍中，既包括着善本，同时也存在着错误，因此，古籍的整理工作显得至关重要。整理过程中，吸纳其中的优秀成分，及时发现错误，真正地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存本民族文化中值得借鉴之处，更好地传承优质的中华文化。
充分掌握避讳的条件和规律，对于阅读古籍，了解古代各朝的皇权轻重、民主与否、文化氛围及思想的开放程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我们要在借鉴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前提下，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
三、古籍整理对避讳学的运用
（一）鉴定古籍版本
古籍版本类型十分丰富，常见的有写本、刻本、活字本等，每一版本的类型又有很多细小的分类，并且各个朝代及各地版本避讳各有不同。宋元明清时期，每个朝代刻本避讳均有偏差，可以据此进行古籍整理工作。如宋朝避讳，元朝不避，明朝最后三位皇帝避讳，清朝在康熙后避讳，了解规律后，整理古籍版本有很大方便。
1.明确撰文年代
《南史·范晔传》中记载道：“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这里的“虎帐冈”正确写法应为“武帐冈”，可以依据《宋书》和《资治通鉴》一二四卷的《宋文帝纪》中记载的“武帐冈”得到验证。“武帐”的具体意思可以参见《汉书·汲黯传》“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同样在《资治通鉴》二十四卷《汉昭帝纪》中记载道：“将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
这里的“武帐”，就是织成帐的意义内涵。因此前文提到的《南史·范晔传》中提到的“虎帐冈”，是由于没能充分掌握唐朝时期避讳规律，以为《南史》的作者李延寿由于要避讳将“武”字改成了“虎”，没有意识到“武帐”原本就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词语。从避的讳中就可以发现作者所处时代对其文章的撰写有一定影响，也可由所避字及改字推算出古籍写成所处的时代。因而掌握各朝避讳规律，及时发现书中的失误错漏，对于鉴定古书的版本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2.细读前后记载
《南史·隐逸传》中记载道：“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1而在另一本着作《宋史》却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一本记载为“渊明”，一本记载为“深明”。《南史》这本书是唐朝史官李延寿编撰而成一书写于唐朝，为李延寿所撰，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的官修正史。唐代高祖是李渊，后世子孙为表尊敬避其名讳，有两种方式。一是避讳其名而改称其字，因此当时公孙渊被称作公孙文懿，而刘渊被称作刘元海；二是改渊为深，唐高宗时期的《南史》自然也遵循先祖遗例，“深明”的称呼也由此得来。《宋史》同样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写成于元代惠宗时期。从历史发展进程上来看是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元代，避讳，特别是对于名字的避讳之说是基本为零的，因此《宋史》的记载中直接称呼他为“渊明”，并不存在什么不妥。如果不能理清唐元两朝的避讳规律，陶渊明字号的理解上就会出现偏颇，文句的理解也受到影响。
查避讳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环节，根据所避讳的字可以推知文献古籍的撰写年代，也可以根据前后不同时代的因避讳的不同记载，来鉴定古籍的不同版本。掌握规律后，避讳学对古籍版本的整理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帮助校勘古籍
文献错误包括讹、脱、衍、倒、错乱等，讹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发生错误，脱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中散失或脱落，衍文主要指文献在后世流传中多出文字，倒文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发生颠倒，错乱主要指文献中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和散乱。避讳则可能成为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能发现因避讳造成的误字、少字、多字、倒字、混杂字等，可以来对古籍中的错误进行校勘。
1.校勘古籍中的讹文
如“常”与“尝”为一对通假字。明朝以前，“常、尝”二字区分较为清楚。“常”为形声字，从巾，尚声，本来意义指旗。《诗经·小雅·六月》中“载是常服”用的就是本来意义，常可以组词为平常、经常等。“尝”同“常”字一样，也是一个形声字，“尝”从旨，尚声，本来意义为辨别滋味、品尝。《礼记·月令》中：“天子乃以雏尝黍”用的就是“尝”字的本来意义，即辨别滋味。“尝”字现代意义上可以组词为尝试、未尝、品尝等。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名为朱常洛，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位及后代时期，为了避其名，“常”字一律改用为“尝”字。因此，出现了经尝、平尝等词语的写法，当时的常熟也写作“尝”熟，后来才予以纠正，将这两字作出了区分。古汉语中，“尝”、“常”二字被归为通假字一类。古籍中不少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等的出现也与种种避讳规则有关，明确避讳范围和多样性，对于古籍中的讹文校勘有极大帮助。
2.校勘古籍中的衍文
《晋书·后妃传》中记载道：“成恭杜皇后讳陵阳，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这样的结果并非史无前例，宋代的武公名讳是司空，为表示尊崇，改“司空”变成“司城”，但这里的“陵阳”改为“广阳”却不是同样的情况。晋朝时期，对于皇后妃子等名讳的避嫌是十分严格的，“陵阳”变为“广阳”，只改动一个字，似乎不符合历史文化情况。
经过查证，在《宋书·卅五州郡志》中记载道：“广阳令，汉旧县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缘由就可以揭晓，杜皇后原名只有一个“陵”字，《晋书·后妃传》中的“讳陵阳”是因为后面提到的“广阳县”而衍了一个字。了解了当时的避讳情况，对于文献中衍字的鉴定也更为方便。
通过了解避讳的相关知识，能辨认出古籍中因为文献的传播流布造成的改字、空字、缺笔等文字变法。了解各个时代避讳的严宽定律，找到古籍中记载错误的原因：讹、脱、衍、倒、错乱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校勘古籍的目的。
（三）帮助辨别伪书
避讳并非毫无规律，相反，各个朝代的避讳内容、避讳方法都有所不同，可以据此对古籍中的伪书进行识别，从而达到去伪存真，并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与效果。
1.从称谓上辨伪
如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唐书》，在《昭宗纪》一篇中提到：“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叛，附于王建”。这里记录的“思恭”一人在宋代欧阳修负责修撰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记作“思敬”。“思敬”这个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并且是夏州节度和保大节度思恭、思孝的弟弟。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宋朝时期，宋翼祖名为赵敬，当时名中有“敬”字的人全部改为“恭”，因此《新唐书》中记载的“思恭”其实是指弟弟“思敬”。这一点在《新唐书·党项传》一篇中可以得到验证：
“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思孝为保大节度，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思恭是哥哥，思敬是弟弟，“思恭、思敬”是两个人，因为避讳改敬为恭，使得兄弟俩人的名字混乱不清。在《新五代史》中一篇《李仁福传》中记载夏州攻破黄巢的人是思恭，但后人却误以为是弟弟思敬。区分清楚的话，镇保镇守武定的是弟弟思敬，而攻破黄巢的是哥哥思恭。这本是兄弟两个人，由于避讳的缘故使得两人分辨不清，后人在阅读时没有细心考量，非常容易混淆。运用到研究中，容易出现错误，导致伪书的出现。因此掌握避讳的相关用法，对于伪书的辨别和去伪存真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2．从年代上辨伪
由于校对书籍者不能通晓避讳的规律，出现失误，容易使原材料失真，也影响后世的文史典籍。《北史·崔仲方传》中记载道：“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帝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庚午，合三百七载。”1这里的“庚午”是错误的说法，正确应写作“景午”。唐高祖的父亲名讳为李昞，为表尊敬，当时的“昞”字以及和“昞”字同音的字，如“丙”都需要进行避讳，因此当时的“丙午”年写作“景午”。将“丙午”放入文中推算可以发现，从“庚子”到“丙午”正好是三百零七年。这一点在《隋书》中记载的“景午”一词中也得到验证。《北史·崔仲方传》中接下来又记载道：“陈氏草窃，起于庚子，至今庚午。”按照“陈氏”即陈霸在丙子年立为丞相，第二年受禅可以推知，这里的“庚子庚午”，也说的是“景子景午”。发生这类错误的原因在于校对书籍者不知道景是丙的避讳字，以为丙、景二字读音相近，草草下了定论。造成文字材料失真，影响了记载的真实度和准确度，对当时代的研究有一定影响。
由于避讳由统治者决定，一般具有严格的规则，记载过程中需要照本行事。因此，在部分文献记载中，因避讳的使用造成文章一些句子难以理解，读者对文句的理解会有困难。
避讳学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通过鉴定古籍版本，校勘古籍内容以及辨别古籍中的伪书，去伪存真。注意避讳现象出现过程中因各种文法变化引起的文字使用混乱、义理不通等，细细鉴别，古籍中的细小缺陷便能逐一得到改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及相当数量的文字代表作品也能以真正的面貌出现在后人面前。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原文学与历史以真实的面貌，才能够更好地继承我们流传几千年的优质文化。
四、避讳学运用在古籍整理中要注意的问题
（一）历史文献考察对避讳字的推翻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位于常熟古里镇的铁琴铜剑楼，其名称的演变很多学者认为与避讳有关。铁琴铜剑楼的名称在历史上一共变化了三次，最初名称为“恬裕斋”，由“引养引恬”和“垂裕后昆”等句子得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皇帝，名为爱新觉罗·载湉，为避其名讳中一个读音相同的“恬”字，于同治末年，即 1874 年将楼名改为“敦裕堂”。翁同龢在其着作《瓶庐丛稿》中提到“海内藏书家扫地以尽，而吾邑瞿氏敦裕堂之书独完”1，恰好可以佐证。后来瞿镛由于“尝得铁琴铜剑，遂以名其藏书之楼”，因为得了一把铁琴一柄铜剑，以琴剑名命名楼名，而为“铁琴铜剑楼”，并且与清代山东聊城杨以增的“皕宋楼”、清代归安陆心源的“海源阁”、清代钱塘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齐名，四大名楼因藏书的丰富而一起被称为清代四大藏书楼。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的考察依据，但是缺乏直接的证据支持，主观臆断的分量过重。而另外一种观点及支持支持证据则发现“铁琴铜剑楼”这一楼名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早在 1811 年，瞿绍基所辑录的《海虞诗苑续编》一书，就有了“海虞铁琴铜剑楼瞿氏”这一刻本。
清朝王振声在其手校的《晦庵诗钞》后面的题记中也提到：“今夏‘恬裕斋’又得嘉靖间闽刻《大全集》，虽已出文恪后，然文恪所见来自福唐，盖亦闽本。咸丰丙辰六月中旬文村居士声校毕识于瞿氏之”铁琴铜剑楼“。盖二者同为瞿氏藏书处，而绝非名称更替。
”2在咸丰丙辰年间，“恬裕斋”与“铁琴铜剑楼”楼名同时出现，更加证明了“铁琴铜剑楼”名称的由来并非由避讳导致的楼名更迭。
除了与楼名相关的考察证据，相关的藏书目录的出现时间也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恬裕斋藏书记》四卷，是瞿镛所撰的藏书目录，现在收藏在南京图书馆。在经过岁月变迁，由后来瞿氏的三代人加以增补和修订，体例结构基本保留，篇幅内容扩充到二十四卷，藏书目录的名称也变成《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可以换一种说法，《恬裕斋藏书记》是最初的稿本，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是前者的修订增补本，两本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经过扩充后，侧重点变得有所不同。《恬裕斋藏书记》这本具有极大历史和文学价值的书至今还没有人正式整理出版，实在是一大缺憾，经过文献考证，找到清朝宋凤翔在咸丰七年为其所撰的序。《序》中说道：“因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一编，则邑之明经瞿君子雍之所籑录也。铁琴铜剑楼者，则其先人学博君所构藏书之室也。盖其所收藏皆宋元旧刻及旧钞之本。至明而止，则从邑中及郡城故家展转搜罗，卷逾十万。拥书之多，近未有过之者也。” 3从中不仅看出铁琴铜剑楼藏书极其丰富，也要关注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这一目录名称的出现，出现于《恬裕斋藏书记》，足以说明两者并非因避讳而出现的替代更换关系。经过很多直接与间接的证据考察表明，铁琴铜剑楼名称早已有之，不是“恬裕斋”因避清帝讳从“敦裕堂”再逐渐演变而来，与避讳没有关系。
（二）古籍版本造成避讳字难以分辨
避讳在应用于古籍整理时要注意不能过于绝对。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每个时代的古籍版本有很大不同，分为写本和刻本，刻本可以细化为四个类别：
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影印本。除原刻本外，其他版本并不能精确反映避讳字与原字的时代特点，用作古籍整理过程中的证据自然也稍显不足。另外，翻刻本、影刻本、影印本各种版本的内部也存在着高下优劣之差。翻刻、影刻得精巧细致的，可以尽可能大得反映出原来刻本或抄本内容特点和结构规划，但在粗制滥造的刻本面前，原来刻本的内容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改变，刻本的质量及其价值也会有显着下降。这样的情况下，刻本中的避讳字结构书写上有所变动，与原字的转化特点也会模糊，避讳字的发现难度有所增加。版本的分辨问题在古籍整理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另一方面，古籍的版本还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1官刻本一般是国家的专门机构出资并开展的图书刻印，以冯道主持刻印的《九经》一书为最早官刻本。其他着名的官刻本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皆出自宋代。私刻本则是由私人，多为士人和学者出资开展的图书刊印活动。
私刻本开始出现在唐五代时期，兴盛在明清，着名的有《儒学警悟》、《格致丛书》等。
坊刻本则是由书商为主要出版人，开展的图书刊印活动，唐宋直至明清时期坊刻本出现都十分频繁，促进了市民文化的传播与繁荣，为文化历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虽然私刻本和坊刻本都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但其组织缺乏系统性，刊印的内容也没有经过严密的筛选，因而流传的刻本出入都比较大。私刻和坊刻不是很可靠，流于后代古籍可能影响到鉴定工作，需要注意辨别。官刻本虽然由国家出资并选派人士进行刊印，但细小错漏的发生也是无可避免，避讳字的出现，未必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因此，在研究避讳学对古籍整理研究的影响时，例证资料的查询要注意官刻、私刻、坊刻三者之间可信度的问题，不能人云亦云。
五、结语
避讳与古籍整理两门学科，虽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层面等各个方面都南辕北辙，甚至在所属学科层面也是历史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不同领域，但避讳学的相关知识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推进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充分掌握避讳的知识，仔细观察古籍中的各种避讳现象，总结概括出各种避讳现象间存在的固有规律，并且能够进一步做到利用避讳的知识明确古代文章书籍写成的年代，仔细阅读记录前后的记载内容，从而进行版本的鉴定；校勘古籍中讹脱衍倒错乱等各项错误达到校勘古籍的目的；从古书记载中的称谓年代以及更加细小的层次分辨真伪而达到辨别伪书的目的，避讳学的运用对古籍的整理工作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对避讳的充分利用也使得古籍的整理更加全面而真实。古籍的整理不仅仅是对内容杂乱的古书进行梳理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籍的整理工作是对中华文化的整理和传承。因此，正确地运用避讳学知识，也并非仅仅是纠正某些字、某些词的错误那么简单，即使是细小的发现也可能引起一些观念性的改变，避讳学的正确运用可以提高古籍整理过程中的准确度和严谨性，与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掌握及延续发展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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