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普通话能力数据的分析， 展现了当前普通话普及的基本状况、普通话普及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城乡以及区域的社会差异情况。这些分析结果与2000年前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 可以大致看出近十五年来国民普通话能力发展的基本态势。文章最后就今后的推普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普通话普及； 语言能力；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utonghua Proficiency
Abstract:Drawing on the Putonghua proficiency data i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disparities among different ages, occupations,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areas. It then compares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Usage Survey in2000, and discusses the trend of national Putonghua proficiency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15 years. It concludes with the suggestions about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language proficiency;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目前， 我国新型城镇化深入发展， 人口流动速度加快， 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 这些迫切需要国民具备普通话的沟通能力和较高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以方便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 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 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产生重要作用”. （1） 因此，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提出的首要任务即是“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到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基本普及， 全国范围内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2017年3月， 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更是联合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 以推动普通话的普及。
任何一项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 都需要基于对当前语言国情状况的了解。国内大规模的语言国情调查是2000年前后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以下简称2000年数据） , 该调查涉及全国1063个县市， 16.5万户， 47.5万人， 为当时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2010年国家语委曾抽取河北、江苏和广西三省区开展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 共回收三省区2430户6928人的入户调查问卷 （谢俊英， 2011;孙曼均， 2011;苏金智， 2012） .限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 目前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全国性普通话能力状况调查，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了解全国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和国民语言能力状况。近年来， 大型数据库日益受到研究人员与决策者的重视， 大型数据库不仅能提供丰富的资料， 让研究人员从资料中获取有用的大数据， 而且开放兼容的大型数据库大大降低了各学科的研究成本， 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本文尝试利用国内大型数据库来分析全国的普通话普及状况及国民普通话能力情况， 以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取自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 （CNSDA） 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 这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调查始于2003年， 每年一次， 对中国大陆各省区市1万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其所采用的抽样方案是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 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第一阶段以区 （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各大城区和郊区） 、县 （包括县级市） 为初级抽样单位。第二阶段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位。第三阶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第四阶段以家庭住户为抽样单位并在每户中确定1人进行面访。2015年的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区市的478个村 （居） 委会， 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 数据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发布。
自2010年起CGSS问卷中就设置了对受访者普通话能力的调查题项， 具体为：“您觉得自己听普通话的能力是什么水平？”“您觉得自己说普通话的能力是什么水平？”回答选项分别是“完全听不懂/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和“很好”.本文将运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SPSS 23.0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获得的10968份数据加以分析， 以期掌握当前普通话的普及状况和发展态势， 为今后的语言文字工作提供参考。
二、国民普通话能力发展的基本状况
（一） 国民普通话能力的总体状况
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 （见表1） , 在所有10968名受访者中， 共有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基本能听懂普通话。具体来看， 自报普通话听力能力“很好”的占25.6%, “比较好”的占34.5%, “一般”的占27.7%, “比较差”的有9.8%, “完全听不懂”的只有2.3%.在说的方面， 共有70.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基本能用普通话与人交流， 自报普通话能力“很好”的占15.9%, “比较好”的占23.2%, “一般”的占31.6%, “比较差”的有19.1%, “完全不能说”的有10.1%.整体而言， 当前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 （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 确实达到了70%以上 （1） , 但国民普通话能力的发展仍有可提升空间， 一方面是国民普通话的口语能力与听力能力并未协调发展；另一方面， 真正普通话能力很好或较好的并不多。因此， 今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工作不仅要考虑普及率， 还要重视普及质量， 注重国民普通话能力的整体质量提升。
从历时来看， 与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结果相比， 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上升了2.5%, 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比例下降了1.1%, 完全不能说普通话的比例下降了2.9%.与2000年前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 （全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为53.06%） 相比， 全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上升了17.64%.可见， 近15年来， 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工作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效。
（二） 年龄段特征
2000年数据将15~69岁人群分为四个年龄段， 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受访对象是18周岁以上。经综合考虑， 我们将受访者分为五个年龄段：18~29岁、20~44岁、45~59岁、60~69岁和70岁以上。不同年龄段的数据显示 （见表2） , 普通话的普及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 18~29岁人群基本能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高达94.2%, 30~44岁人群的这一比例为84%, 45~59岁人群的比例为68%, 60~69岁人群的比例为58.1%, 70岁以上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只有48.5%.其中30~44岁与45~59岁两个年龄段之间的差距最大， 相差16个百分点， 这一点与孙曼均 （2011） 的河北调查结果相同， 这种分布趋势是与我国推普时间表相一致的。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改革开放之后， 国家才开始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大力推广普通话， 推普方针也从最初的“重点推行， 逐步普及”逐步转变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和逐步提高”, “积极普及成为推普新手段” （郭龙生， 2008、2016;王晖， 2016） ,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30~44岁年龄段人群的受教育阶段正是处于这一时期， 所以这一年龄段人群的普通话普及率会有明显的突增现象。
与2000年数据相比， 各年龄段普通话的普及率均明显上升， 其中30~44岁年龄段增幅最大， 从2000年的52.74%上升至2015年的84%, 上升幅度高达31.26%, 这与谢俊英 （2011） 的调查发现相同。可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世代更替， 特别是具有较高普通话能力的年轻一代的成长， 推动了普通话的逐步普及。另一方面， 通过对特定群体的历时比较， 例如比较2000年30~45岁年龄段人群普通话的普及率与2015年45~59岁年龄段人群的普通话普及率， 可以发现每个年龄段群体的普通话普及率在这15年里均有15%左右的增长， 这也说明近15年来普通话普及率的提高， 不仅是因为语言人口的世代更替， 还在于每个年龄段群体掌握普通话的人数都在增长。
（三） 职业特征
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体系 （ISCO88） 记录了3832名从事非农工作被调查者的职业， 本文将其转换为中国职业标准分类体系。不同职业群体的数据显示 （见表3） , 普通话普及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 （含教师） 群体， 其基本能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高达96.9%;其次是办事人员群体， 普及率达到96%;再次是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管理人员群体， 普及率为95.4%.再往下依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 （82.4%） 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80.7%） .与2000年的数据相比， 近15年来各职业群体基本能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群体的普通话普及率上升了19%, 办事人员群体的普通话普及率上升了26.3%.目前普通话在科教文卫、政府部门、商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普及状况良好， 这些领域通常对工作人员的普通话运用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此外， 不同职业群体的普通话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各职业群体中自报普通话水平达到“很好”水准的比例， 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有40.5%, 办事人员群体有30%, 党政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群体有27.8%, 而商业服务业人员群体只有17.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群体的比例更低， 仅有14%.37.3%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39.6%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只能达到“一般”程度。普通话能力在不同职业群体身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通常具有相对较高的普通话能力， 低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的普通话能力相对较低。这也说明普通话能力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另外， 商业服务业作为直接面向社会的行业， 应具备良好的普通话服务能力， 但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 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大多停留在“一般”程度上， 其整体的普通话服务能力仍有待提高。
（四） 教育程度的特征
2015年的数据还显示 （见表4） , 普通话的普及率随着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明显提升。学历在小学以下 （即未受教育、扫盲班等） 群体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只有28.7%, 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比例高达33.5%;小学学历群体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有55.4%;初中学历群体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达到77.9%;高中学历 （含中专、技校） 群体的这一比例达到88.9%;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7.6%.与2000年的数据相比，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普通话普及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中小学学历的普通话普及率上升了29.91%, 初中学历的上升了21.82%, 高中学历的上升了13.14%, 学历在大专以上的上升了10.83%.小学和初中学历段的普通话普及率上升幅度最为明显， 这表明近15年来我国教育领域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推普工作成效卓着。
另一方面，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普通话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大专以上学历群体自报普通话能力达到“很好”水平的比例有40.8%, 高中学历群体的该比例为21.4%, 而学历为初中、小学以及小学以下群体的该比例分别只有13.1%、6.5%和1.9%.普通话能力达到“较好”水平的情况也类似。受教育程度越高， 普通话水平也就越高。这说明教育对普通话能力的提升作用极为明显。
（五） 城乡差异
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将受访者的样本类型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类。调查数据显示 （见表5） , 城市居民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高达81.5%, 而农村人口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只有55.2%, 仍有17.9%的农村人口完全不会说普通话， 另有26.9%的农村人口在使用普通话上存在明显的困难。农村的普通话普及率与城市相比相差了26.3个百分点。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要远远高于农村。
200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城镇人口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为66.03%, 农村人口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为45.06%.近15年来城镇人口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提高了15.47%;农村人口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仅提高了10.14%.近15年来城市与农村的普通话普及率均有提升， 但城镇的增幅更为明显， 城乡差距有所扩大， 这可能与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存在一定的关系。
除了普通话普及程度存在明显的城乡不平衡以外， 普通话水平也存在相同的情况。从表5可以看出， 城乡普通话水平差距最大的主要还是在自报普通话能力“很好”和“较好”的人群比例上， 城市自报普通话能力达到“很好”水平的比例有21.6%, 而农村只有7.7%;城市自报普通话能力达到“较好”水平的比例有28.1%, 而农村只有16.1%, 差距相当明显。这种差距不仅是由于城市人口流动量大、人际交往面广等原因造成的， 还与城乡教育质量有关。要形成良好的普通话能力， 不是仅靠日常多交流多接触就能够实现的， 还需要成长过程中学校教师的语言教学保证， 而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往往无法达到城市水准， 因此也就造成了城乡普通话水平不平衡。
（六） 区域差异
在分析2015年普通话普及的区域特征时， 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 将各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类。 （3） 分析显示 （见表6） , 普通话普及的区域不平衡性极为明显。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最高。东部地区普通话的平均普及率达到81.1%, 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 （60.1%） 相比平均上升了2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的普及率达到98%.东北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率更是达到了97.3%, 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 （78.9%） 相比， 平均上升了18.4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高普及率不仅是由于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相对较小， 也与其已有的历史基础条件有关， 2000年前后的调查即显示东北三省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78.9%, 远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普通话的平均普及率为63.8%, 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 （49.05%） 相比， 平均上升了14.75个百分点， 与东部地区相比上升速度相对缓慢。西部地区普通话的平均普及率仅为48.6%, 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 （38.14%） 相比， 仅上升了10.46个百分点。西部一些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至今仍只有40%左右。近15年来， 东部地区普通话普及率的上升幅度最为明显， 这与东部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入紧密相关；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出， 也影响了该地区普通话普及率的提高。近15年来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又有所扩大。
在普通话水平上， 区域不平衡的现象更为明显。东北和东部地区自报普通话能力达到“很好”水平的人数比例分别有34.2%和23%,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7%和4.9%.自报普通话能力“较好”的区域差异情况也同样如此。在“完全不能说”普通话的人数比例上， 西部地区有22.3%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会说普通话， 中部地区该比例有9.6%, 东部地区该比例仅为5.7%.此外， 中部地区自报普通话水平只有“一般”程度的人数比例最高， 达到36%.因此， 今后的推普工作确实应考虑“因地施策”, 东部地区在高位普及的基础上， 应考虑向提高普及质量转型；中部地区要在提高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上并重；西部地区则要深入开展普及攻坚， 加快提高普及程度 （杜占元， 2017） .
四、分析与讨论
（一） 当前国民普通话能力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来看， 当前全国普通话的普及率确实已经超过了70%, 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语言交际障碍初步消除。但普通话的普及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一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比较明显。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 城市居民基本能说普通话的比例达到了81.5%, 而农村地区的比例只有55.2%, 仍有大量农村群众完全不会说普通话或在使用普通话上存在明显困难。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相比， 城乡之间普通话普及率的差距又有所扩大。二是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差距仍比较明显。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 东部地区普通话的平均普及率达到81.1%, 一些省份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普通话的平均普及率分别只有63.8%和48.6%, 西部一些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甚至只有40%左右。近15年来， 我国东部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率上升幅度明显， 而中西部地区普通话普及率的上升速度相对缓慢，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
除了普及率， 国民普通话能力的发展也体现出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当前全国基本能说普通话的人口中有近半数的普通话水平只是达到“一般”水准， 具有较高普通话水平的人口比例并不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社会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 一些行业或领域可能会对普通话服务和应用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 不少国民的普通话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此外， 国民普通话能力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仍非常明显。这就提醒我们， 今后普通话普及的攻坚任务应重点考虑农村地区、西部地区， 尤其是民族地区， 而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在高位普及的基础上， 今后可以重点考虑如何提高国民普通话能力；中部地区则应在提高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上并重。
（二） 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启示：坚持普通话的推广方略
魏晖 （2015） 认为， 从人力资源角度， 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表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和水平， 这是国民语言能力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指标。为了提高国家语言能力， 以及“到2020年，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我们可以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一是教育在过去十多年普通话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和水平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明显的提升；与2000年相比， 小学和初中阶段普通话普及率的上升幅度最为明显， 近15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推普工作成效卓着。学校作为推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领域， 学校教育也是提高国民普通话能力的主要渠道。因此， 今后推普工作和国民语言能力的提升计划仍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二是数据显示近15年来普通话在科教文卫、政府部门、商业服务业窗口等领域的职业人群身上普及成效显着， 说明“以党政机关为龙头、学校为基础、新闻媒体为榜样、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的普通话推广方略是卓有成效的， 今后推广普通话仍应继续坚持这一方略， 并可进一步考虑建立公共语言服务体系和监测体系。
（三） 新时代的推普工作：服务和融入国家宏观战略
目前我国普通话的普及发展仍存在明显的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要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实现国民语言能力的提高， 应积极考虑将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工作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宏观战略， 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支撑。在当前国家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开展精准扶贫攻坚等战略中， 普通话都可以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语言能力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国内外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 语言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会起到明显的作用。语言经济学界的研究认为， 普通话或通用语言对于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影响路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工作寻找效率；二是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可以扩大社会网络 （陈媛媛， 2016） .陈媛媛 （2016） 在对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 数据的分析中就发现， 普通话对城镇和乡村劳动者的收入均有显着影响。因此， 在对普通话普及率较低的西部、农村、民族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 应将普通话普及工作放进扶贫攻坚工程之中， 积极发挥普通话提高劳动者收入的经济作用， 通过提高西部、农村、民族贫困地区民众的普通话能力， 帮助其获取外界信息、扩大与外界交流、学习技能、改善教育以及劳动力流动， 从而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 改变贫困地区的发展劣势 （王春辉， 2018） .推普工作在服务和融入国家宏观战略的同时， 普通话在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普及率也会有明显的提高。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还在深入地发展， 大规模的社会人口流动和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迫切需要国民具备普通话的沟通能力和较高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5） 这也为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和能力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发现， 普通话能力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提高和市民化过程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比如Gao和Smyth （2011） 利用200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普通话流利程度对其劳动力收入有显着性影响。秦广强 （2014） 对北京市城八区农民工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分析发现， 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能够获得高于不熟练者21~40%的月收入， 普通话熟练者在工作培训、职业技能、自我价值意识、工作适应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俞玮奇 （2017） 对上海农民工的调查发现， 提高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有助于减少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距离， 增强其对城市身份的认同度， 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在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和市民化过程中， 普通话的普及和提高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积极开展农村青壮年普通话能力培训， 推动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区和东部劳动力输入地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工作， 不仅将有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收入， 推动其融入城市和市民化进程， 而且以此为动力， 可以快速有效提升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有关普通话能力数据的分析， 展现了当前普通话普及发展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城乡以及区域的社会差异情况， 将这些结果与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相比较， 揭示近15年来国民普通话能力发展的基本态势， 并获得以下启示：一是当前普通话的普及发展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区域不平衡性；二是过去十多年的普通话推广方略是卓有成效的；三是今后的推普工作应通过服务和融入国家宏观战略来开展。
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研究所利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普通话掌握情况的问题设置过于简单， 仅是“很好”“较好”“一般”“比较差”和“完全不能说”;题项设置的科学性仍有待提高。但最终的结果与2010年国家语委抽样调查河北、江苏和广西的结果大都基本一致。美国在人口普查中也设置了对语言能力的调查题项， 其对英语掌握程度的调查也只是分为“很好 （Very well） ”“好 （Well） ”“不好 （Not well） ”和“一点也不好 （Not at all） ”四个级别 （张璟玮， 2012） .因此，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有关普通话掌握情况的问题设置不能说是不科学的。始于200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其连续多年来对普通话能力的调查实践和数据结果的可信性， 也为今后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增设相应的语言调查项目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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