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一上午的升旗仪式上，值周老师负责宣布本周的注意事项，重申学校管理条例，并在周四下午全校集会上，进行一周总结，依然是不断强调学校纪律条例，学生被要求必须将值周老师的话逐条记录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纪律本”,无论你是否情愿，你都得记录下来。即使如此，纪律条例并非无人违反，因此每周都会重复每一条。在调研期间，中午就餐时出现过一起突发事件，四名学生没有在规定的班级固定地点打饭就餐，校长见状便打翻了学生的饭盒，四名学生在打饭窗口被罚站，最后校长勒令全体学生整顿集合，进行教育，再一次强调就餐的纪律，四名学生又被带到旗台下面对全体学生当众罚站。
被罚学生认为，这样的惩罚只能积攒更多的怨恨和怨言，认为自己被抓住完全是因为运气不好，也有别的同学这么做了却没被抓住。负责食堂管理的老师认为，“学生不在规定的班级固定地点打饭的事情，从开学就在说，有的学生屡教不改，看来光说不行，需要发发火，这样他们才能收一收。”校长在重申就餐纪律条例时说： “有的学生在餐厅吃饭就像在农村自己家里一样，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要知道，吃饭也是一种文化，像喝茶一样。你在自己家里吃饭大声说话没有问题，但在学校就有问题。在城里人看来，‘吃饭说话’显得太粗鲁，举止不优雅”.一位老师说，校长是希望学生“食不言，寝不语”,做到“举止优雅”,而不是“粗野成风”.
3. 全景敞视
若没有监管，制度也会是一纸空文。现代监控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监视提供了便利，机器代替人来记录被监视对象的行为举止。除了校长、行政老师、班主任老师、班委的等级监控外，监视器的安装也使得老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有效的监视，形成不在场的在场，从而有效地控制学生的行为。这便是一种全景敞视，它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 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①。掌管了监视器的校长和老师便站在了中心了望塔，观看学生的一举一动。偶尔的公开惩戒还可以不断强化权威，增强权利监控的有效性。
洪峰中学在教学区、学生宿舍外、食堂等学生主要活动区均安装了摄像头。这一方面能提高学校对学生安全的监护，另一方面也方便老师监视学生的行为。在一次周四的全校集会上，校长为了抓到“将垃圾丢在初三年级一班公共区域”的“元凶”,而调出监控视频，同时还发现了擅自回寝室的两名学生。在得知他们有请假条且符合白天回寝室的规章制度后，就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充分展示了制度不可侵犯的权威。由于这些无处不在的“眼睛”,学生的行为时刻处在学校的监控和凝视之下。如此的公开惩戒，并不直接作用于学生的身体，但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影响。在学生想做某事之前，会考虑到监视的无处不在。可以说，学生在校期间很少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很少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即使电子眼不能“前往”的地方，人眼也会时刻紧盯。晚上就寝，依然有值班老师的巡视，以保证学生按时就寝、不说话聊天等。
四、“差生”的制造
在老师眼里，农村学生缺乏监管，行为习惯差，需要在学校接受严格的管理。同时，学生个体也会和规训的权力进行较量，“斗智斗勇”.违纪便是最直接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惩罚。在这一过程中，很难适应规训体系的学生被不断筛选出来，并贴上“调皮捣蛋”、“违反纪律”、“学习成绩差”、“行为习惯差”等标签，如此一来，“差生”群体便被制造出来。在对“差生”的“筛选”和“矫正”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为了你好”的话语合法性基础。
1. 惩罚---“为了你好”
以前很多人相信“黄荆条下出好人”的教育理念，认同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理学生。现今，体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方式，即如福柯所言的一种合理的惩罚美学，建立在自然（ 本性） 的基础上，惩罚“应该显得是一种事物的必然性，权力在运作时应该隐藏在自然的温和力量背后”②。洪峰中学的日常实践就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监视发现违纪，然后利用罚站、说教等多种惩罚手段来“矫正”违纪“差生”的不良习惯，如同矫正牙齿、矫正 O 型腿、矫正驼背等身体畸形一样。在“差生”看来，这些不良习惯往往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小聪明”进行反抗，是为每日机械重复式的、被遗忘的生活增添的“乐趣”.例如，就寝前先保持安静，等到值班老师巡查完之后再开始自己的活动； 课堂上回答问题，以逗乐大家为主； 迟到了总能找到理由； 等等。他们总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回应学校的控制和管理。
而惩罚，尤其是随时随地的当众罚站，过往学生好奇的观望和议论，往往使受罚者产生屈辱感。执法的老师常常不告诉受罚者要站到什么时候，不可预知的惩罚时间也加重了惩罚的心理打击。这样便可以向学生证明，他们所丧失的是任意支配自己时间和人身的自由，这样学生才会尊重他人①。同时，当众罚站也向其他人警告，这是违纪的后果，使其他人在心里形成越轨的障碍，从而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但现实是，这种做法对受罚者本人的教育目的很难达到，因为在强大的自尊心和屈辱感下，受罚者往往会积攒更多的怨恨并“屡教不改”.用言语反复教导也是教师最常使用的技巧。老师坐着，学生低着头无声地站在老师面前，听老师教导，不难想象，教师的言语“介入可怕的沉默惩戒时对心灵，对人的力量”②。洪峰中学初二年级的一位班主任老师特别有耐心，经常找“不听话”的学生进行说教。小永是其班里的一名内向寡言的男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庭，父亲长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小永学习成绩不好，上课不认真听讲，经常违反学校规定。该老师经常劝导他，要他改变自己，要对得起在外辛苦工作的父亲等。“你在学校的表现对得起在外辛苦打工挣钱养家的家长吗？”小永偶尔听进去几句，但始终无法彻底改变自己。该老师表示，这样的学生越来越没有感情，“油盐不进”,不懂得这是“为了他好”.而对于小永来说，他认为这不叫关心。而对于什么是关心，他举例道，当自己掉进鱼塘的淤泥里出不来时，身边的朋友能及时伸手把自己拉出来，这就是关心。小永说： “知道老师说的一番话是为了我好，但自己做不到。”
杜威指出，“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与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感情与同情”③。至于说教，老师站在知识和道德的制高点俯视教导学生，告诉他们“好好学习”的真理，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却也往往会忽略儿童世界的感情和同情。在老师眼里，这些“油盐不进”的“差生”体会不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而学生往往反感老师重复这些话。
2. 被放弃的“差生”
对于“屡教不改”的“差生”,老师常常感到无力“改造”,认为花再多心思也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这些“差生”被当成不可同化或“规训”之物，是现代性秩序的“他者”或“异端”,从而他们不被宽容，逐渐被孤立。小龙是洪峰中学初三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新疆打工，母亲在乡镇的灯笼厂打工，每天很晚回家，也没时间管他。家长认为洪峰中学校风严，将孩子托付给这所学校是个很好的选择。然而，小龙最终变成了老师眼里“无可救药”的学生---抽烟、打架、上课看小说、玩手机、睡觉、不做作业，还获得了“烂龙”的外号。他的班主任老师说：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叫了多少次家长，想了多少方法，朽木不可雕，可以说我敢做就敢当，我已经完全放弃他了，以前是小错每天五六次，大错每两天一次。我们老师教学任务也很重，很难改变他的习惯。”小龙从不听数学课，因为数学老师在上课时老是叫他的外号，而老师也因他不听课而更加生气，且越发批评得厉害，如此恶性循环。每当班级发生不好的事情，老师都以为是小龙做的，而小龙也懒于解释。班里的“好学生”与他保持距离，但又很同情他，觉得他“本质不坏”.小龙说，对于这些惩罚和“特殊”对待，他早已习惯。这显然是一种“麻木”的表现，是对惩罚和训诫的习以为常。在一定程度上，“差生”“习惯了”的表现，是在给自己打心灵麻醉，形成保护，从而不觉得“疼痛”和“难受”,最后成为老师眼里“屡教不改”的“差生”,老师也不再对他们抱有“变好”的期望。现如今，小龙初三，被安排在教室的角落独自一人，只等待毕业的那一天离开学校。对于未来，他觉得可能会跟父亲一起去新疆打工。
五、结语：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综上所述，农村的学校教育以“农村学生有问题”为价值判断，教育过程充满了对“问题学生”的规训和矫正。在此过程中，“差生”被不断制造、不断淘汰。这是现代性思维在农村学校教育中的渗透和控制，其价值追求显然是城市偏向的，与农村孩子的天性相背离。无论是被规训了的，还是被淘汰了的，农村学生普遍感受到的是日益增加的挫折感和疏离感。正是现代化过程对农村教育的挤压和现代性对农村教育的霸权，导致了农村教育的日益溃败。刘云杉教授指出，“学校不仅是国家的，也是村庄的，是社区的； 学校应该是甜蜜的，应该是方便的，它应该是安全的，应该是亲和的，还应该是温暖的”①。但是，在农村中学，有的学生想逃离。根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最高达到了惊人的 74. 37%,平均约为 43% ,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 3% 以内的要求。②虽然我们无法重拾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无法做到“只要他（ 儿童） 处在社会生活的旋流中，不至于被种种欲念或人的偏见拖进旋涡里去就行了； 只要他能够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他自己的心去想，而且，除了他自己的理智以外，不为任何其他的权威所控制就行了”③，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思考： 什么是教育？ 什么才是适应农村社会、农村人口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又该还乡村以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