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恩思想一直占着主流的地位。而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今天 , 优秀传统的文化却被忽视，家长、学校往往把目光盯在孩子的成绩上，特别是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 从小娇生惯养 , 感恩教育的缺失，导致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对学生进行包括感恩教育在内的优秀传统美德教育 , 是每一个教育者的责任 , 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此，笔者作了以下尝试，收到了不错的教育效果。
一、引导学生探源传统感恩文化的思想内容
中国自古崇尚 " 知恩不报非君子 " 的古训，唾弃 "忘恩负义 " 之人，痛恨 " 恩将仇报 " 之徒。儒家文化是传统感恩文化的集大成者，也将感恩发展到了极致，倡导的“忠、孝、节、义”皆为“感恩”。
忠为报君恩：把孝由家庭推广到国家社会，移“孝”为“忠”，“忠孝一体”，是儒家对感恩文化的一大发展。
从家庭到家族，再到宗族，集合成社会，进而发展为国家，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实现了维护宗法血亲关系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一。“孝”这一家庭伦理观念也发展成为同时维系家与国的政治伦理纽带。“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对父母长辈之孝转化成了治国安邦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此，感恩文化正式进入到政治领域，成为治国文化。做臣如做子，忠君是为报君恩。荆轲冒死行刺秦王是为报燕王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是要感刘备“三顾茅庐”之恩。
早期，儒家计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唐宋以后，突出强调“臣忠”，提出了“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等绝对化的愚忠报恩原则。
孝为报亲恩：孝文化是中国感恩文化之根本，从古至今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受到国人的遵从。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恩惠莫过于得到生命，所以父母应当是我们最大的恩人。父母之恩，其一是生育之恩，其二是抚养之恩。古人认为，对父母之恩的报答是无限的，报答方式亦多种多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从爱惜身体发肤到扬名天下，都是对父母之恩的报答。对父母尽孝，成为子女报恩的主要形式。孝既包括“养”，也包含“敬”。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因此“敬”是极具人文精神的孝，是孝之根本。
随着封建感恩文化的发展，孝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唐宋以后，“父为子纲”“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将孝绝对化，扭曲了孝为报亲恩的本来面目。
节为报夫恩：儒家思想不将夫妻之间的爱情视为一种情，而看成是一种源于女方跟男方结合而产生的恩，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男女之间的平等互爱。由此引申出因有恩（而不是爱）而结合的中国婚姻模式。" 一日夫妻百日恩 "，男子娶了女子，所以女子要感谢男子。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必需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毫无尊严和权利可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妻子要为丈夫终身保节守操，以感谢丈夫对自己的保护、收容之恩。
义为报友恩：置身于封建人伦关系中的人们，朝堂上有君臣关系，家庭中有父子关系，床头边有夫妻关系，社会上还有朋友关系。传统文化倡导对朋友讲“信”守“义”，目的是以此回报朋友信任之“恩”。儒家文化坚决反对背叛朋友，绝对不可见利忘义。非但如此，必要时还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于“为知己者死”。当年关羽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就是一例。对关羽这种假公济私的感恩之举，后人不仅没有丝毫责备，反而崇敬他义重如山。朋友之间，纵使要分道扬镳了，也要先报答了兄弟恩情，然后才能“恩断义绝”。
二、指导学生吸收传统感恩文化的历史精髓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象苍天无边辽阔）。”从西周到战国，孝道伦理已经系统形成，《孝经》便是代表作，其理论和行为原则主要来源于儒家学派的思想主张。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倡“仁”而中“义”。
在他们看来，“孝”“悌”“忠”“信”这四种观念是社会基本伦理的核心，是维护家庭和社会和谐的思想行为支柱。儒家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爱臣忠”、“友谅（诚实）友信”，包含着人人都要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天下大同的意义。这种发于亲情而推己及人的道理是朴实的，也是社会需要的。一个人如果不能爱其子、敬其父、亲其亲，就不可能关爱他人、忠人之事、信于交往，更不可能在致仕为政之后克己奉公，关爱百姓，伸张正义。所以，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流传着“万恶懒为首，百善孝当先”的格言。汉朝“以孝治天下”，将“仁、义、礼、智、信”确立为“五常”（五种基本社会伦理，即核心价值观），选拔官吏，首重“孝廉”，次为“秀才”。历代封建王朝普遍重视孝道教化，宋代以后又逐渐将孝道政治化，目的在于维护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专制制度被强化，皇帝成了“君父”，地方官也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父亲成了儿女命运的主宰。国家、社会、家庭管理者的权威被绝对化，而臣民、子女的人格被绝对服从所扭曲和奴化。孝、悌、忠、信被异化为晚辈、下级、弱势者的单向恭顺行为，其中的民主化精华被尘封。这其实违背了儒家学者论孝的原义。
儒家代表者主张父慈子孝，情感行为是双向互动的。就父母而言，要爱护善待子女，对子女精心抚养，教育要严慈并举；就子女来说，要尊敬父母，听从父母的教导，在精神生活上，善于细心安慰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力奉养父母，重视父母的丧葬和追思祭拜的礼仪。孔子少时有个好朋友叫原让，此人由于懒惰、不务正业，结果亲老家贫不能奉养，父亲死了也无力埋葬。
孔子拄着拐杖去帮他办丧事，见原让“萁踞”（叉开腿坐着，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在家门外，便用拐杖在他腿上狠狠敲了一棍子说：“老而不死，是之为贼（害人精）！”这是孔子很重的骂人话。孟子也不赞成对父母和君主绝对服从，而主张对于长上的过错，要持仁守义努力去劝谏，这是具有民主性的。
作为传统感恩文化主体的古代孝道文化，今天，虽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但是作为家庭伦理、民族心理和社会文化风尚，已被传承为当代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孝意识作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仍然是今天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风尚的精神基础，中学生是应该继承学习的。
三、教育学生辨证认识传统感恩文化的二重性
感恩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文化，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同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具有先进文化的特征。这使得传统感恩文化具有了二重性。
一方面，儒家文化对感恩的高度强化，给人际交往融入了浓浓的人间温情，因而有助于缓和人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和谐相处，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而且，忠与孝紧密相连，还形成了保卫祖国的社会责任感和面临强敌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思想意识至今仍是我们爱国主义的宝贵思想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传统文化还视感恩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为人的基本修养。常怀感恩之心，可以使人保持平和心态，自觉尊重别人的劳动，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战国策》说：“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如果当今青少年学生都能够多一些感激，少一些埋怨，时常感念上天给我们美好的世界，感念祖国给我们成长的土壤，感念父母赐我们宝贵的生命，感念老师给我们无私的教诲……这样就会感觉到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可爱，就不会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畸形现象。这就是中国传统感恩文化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传统感恩文化毕竟产生于封建土壤，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的烙印。封建文化将感恩绝对化，将个人感恩意识政治化，将原本只能属于人情报答范畴的感恩作用夸大，上升成为社会统治秩序。受恩者对施恩者尊敬、感恩是一种道德举动，强迫受恩者对施恩者意志绝对服从，抑或为了报恩迫使受恩者放弃个人权利与自由，就超出了我们所说的感恩道德范围。传统感恩最明显的弊端之一就是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感恩的过度强化引发了无数的道德悲剧：历史上有郭巨为孝敬母亲而活埋亲生儿子的故事，有张巡杀妻飨将士的故事……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儿女在婚姻大事上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重阻碍了儿女追求平等自由爱情的权利，以至于引发无数爱情悲剧。在历史演进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忠、孝、节、义都曾经被扭曲，愚忠、愚孝的例子比比皆是。将感恩过分地政治化、绝对化，以及感恩文化中任何有悖人伦的思想内容，都应归于糟粕而坚决予以剔除。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感恩教育任重道远。国家把清明节列为法定假日，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和创新，是为了方便民众扫墓祭奠，缅怀逝世的父母、先辈，以及革命先烈、社会功勋、民族伟人、圣贤先哲，表达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情思。值此新风兴起之时，大力开展感恩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孝于家而忠于国，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