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日本
日本价格基本都由市场决定， 农产品也不例外。
农业由于相对收益较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产量逐渐减少，再加上地少人多，日本农产品产量难以满足国内需求，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 日本主要粮食基本上都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大豆，国内产量仅仅占进口量的 2.46%,小麦的比例也只有 16.44%,进口价格也大多为国内价格的 1/10 左右。 但在国内外价格差价如此大的情况下， 日本水稻的国内产量却非常高，比例高达 59.74%,这在大部分农产品都依赖国际市场的日本来说是个奇迹。
1973 年后日本进入经济转型期，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剧烈变化，1973~1990 年经济增长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1995 年后农产品价格开始下滑。 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日本农产品价格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 1995 年以后日本政府对内由管制农产品价格转向放手市场调控，农产品价格在供需调节下回归理性。 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压力下，大量国外价廉农产品输入压低日本国内价格。
政府为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而采取高补贴政策，以维持生产者高价格，这一措施直接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转型期日本农协在农业、农户中仍具有核心作用，为价格支持政策的有效推行保驾护航。 日本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保护农业生产，促成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对于水稻来说，由于大米是日本最重要的农产品，本米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米价上涨会通过成本上升、替代效应、互补效应等方式传导至其他农产品，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推动农产品价格整体走高。 综合上述考虑，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的大米价格支持政策不仅提高了米价，也是农产品价格整体走高的重要原因。
1995 年《新粮食法》出台后，国内粮食流通不再由政府主导，市场供需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 乌拉圭协定要求日本放宽贸易保护， 在国外政治经济压力下，日本被迫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场，进口数量增加，国外更低廉的农产品对国内价格体系造成极大冲击，农产品价格被压低。 经过乌拉圭回合历时 7 年谈判，日本承诺 1995 年起对大米以外的所有农产品取消关税以外的所有限制措施。虽然日本政府通过实行大米“关税化的特例措施”,实行最低准入量进口和关税配额制度，农产品进口数量依然增加，其中肉类输入量增速最大。 由于同类产品的进口品和本土品存在替代关系，国外大量价廉农产品涌入，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极大冲击了国内价格体系，日本农业生产面临困境。
四、我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完善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产品的生产相对收益较低，国内生产增长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得不加大从国外进口。 传统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正面临困境，为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迫切需要对农产品价格体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也是针对特定情况下我国农产品价格变化的需要。
1. 协调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化是未来农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目前我国已经放开了所有农产品价格，但不能一放了之，还需要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出现市场无效的情况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要发挥作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即便是从一些主要涉农部门来看，也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农产品价格信息等。
从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的整体进展来看，距离建立成熟的市场价格机制还很遥远，如果片面追求与国外农产品市场价格过早接轨，不仅会对农民、对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企业造成压力， 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对在国内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也会起到负面作用，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政府还不能对农产品价格“一放了之”, 而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这也是整个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方向。
2. 进一步加强对符合 WTO 规定的农产品价格支持
WTO 规定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以及支持力度范围， 绿箱政策是一种广义的补贴， 不针对特定对象，WTO 对此不加限制，而黄箱政策则需要进行规范，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黄箱政策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农业生产总值的 10%以内。 我国自从 2006 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 开始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2014年， 我国财政对三农的补贴超过 2000 亿元。 即使如此， 与 WTO 规定的黄箱补贴额度上线还有一定差距。为此，为保障农民受益，还需要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力度，不仅不能消弱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等，还需要加强，只是需要完善有关政策，现行的最低收购价格对农民种植粮食的收益影响并不大，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在直接补贴上，主要针对粮食的主产区和种粮大户，改变补贴方式，强化补贴对种植粮食的刺激效应，增加直接补贴种类，建立与粮食生产成本相挂钩的补贴变动机制。
3. 统筹进口调控和国内市场调控， 不同类型产品采取不同价格支持措施
首先，统筹调控进口和国内市场供应。 我国以前对于保障粮食的界限是国内供应要占到 95%以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粮食的进口最多只能占到 5%. 对于粮食进口来说， 不同品种的进口比例可以有所差异，我国应该保障主要粮食品种如水稻和小麦等口粮的供应，其余加工用农产品以及养殖业所用农产品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满足。而且，在不同时期，国内粮食供应由于自然灾害等导致产量变化，也可以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
其次，对于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应该采取不同的价格支持措施。 根据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比较，可以对我国农产品分为两类，这两类农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支持政策。第一类为国内价格完全超过进口价格的农产品，这类农产品同时属于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国内生产已经完全丧失比较优势，市场需求主要通过国际市场满足。 比如大豆，由于国际上普遍种植转基因大豆和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人力成本增加加上农资产品价格上涨较多，大豆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加入 WTO 时我国对大豆进口没有配额限制，进口逐年大幅增加，造成我国大豆的国际市场依赖度高达 80%以上。 这类农产品，完全采用收储和最低收购价格是无效的，只会导致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和进口成本的增加，可以采用目标价格制度，目前的目标价格政策还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第二类是国内价格等于或者小于进口价格的农产品。这类产品表明我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可以很少进口或者不需要进口。 这类产品没有大幅进口压力，可以加大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等政策，但要完善配额发放和进口转储办法。
4. 进行农业综合改革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本质上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 其根本目的还是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安全。
但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非常多， 包括工业化和城镇化。 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收入补贴。 2013 年，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补贴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55.6%、52.5%、19.8%,而中国还不到 18%. 与日韩一样，我国也属于地少人多的国家，中国还有较大的空间。 可以考虑分离农产品价格支持的收入效应，以其它补贴替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方式中，农业转型发展最大的动力、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创新农业发展体制机制。规模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土地经营效率的重要途径，对农民收入和农地价值的提升也有推动作用，农业信息化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及电商等信息技术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精准农业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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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满徳：《农产品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政策功能与效果的比较---一个经验性的综述》，《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6. 孙大雄 、 何阳 :《协同学视阈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