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边际化是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现有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并最终退出农业生产的过程。土地经济生产能力的降低，通常是由于农业经营成本上升或者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农户对此的土地利用决策响应体现为改变土地经营规模、种植制度( 如复种指数下降) 、高成本要素的投入、或直接弃耕撂荒。北美、欧洲、地中海地区、日本等国家出现的局部土地粗放化利用、边际耕地退出生产、森林面积增加( 被称为“森林转型”) 等，可以认为是农地边际化的典型案例。
农地边际化是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农产品及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等。我国分别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1992 －1995 年和 1998 －2003 年 3 次撂荒现象，都是农产品相对剩余、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农业劳动力转移向二三产业的结果。微观层面，地块质量是影响农地边际化的重要因素，一些劣质农地易被农户撂荒。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是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而放弃的非农就业收入。有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工实际工资呈持续增长趋势，尤其在近 10 年内增长幅度明显。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非农务工被认为是驱动农地边际化的重要因素，但对其中具体作用环节和机制存在较多争论。首先，劳动力成本增加显然会导致农地利用收益降低，进而导致农地边际化; 其次，劳动力非农就业使得农户收入多元化且收入提高，尤其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区域，农业生产对农户增收的作用下降，在劳动力约束下，农户会缩减土地经营规模，倾向于放弃全部或部分土地; 再次，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缓解农户资金限制，对农地利用的资金投入能力增强，提高了农地利用集约度; 最后，劳动力从农业中析出导致务农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降低，农户对农地利用采用粗放化经营方式，复种指数下降或甚至直接弃耕。
从已有研究来看，农地边际化作为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对农地边际化的机理还存在较多争论，尤其是在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地边际化的驱动方面。文中运用家庭经济学理论，建立农户决策模型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对农地边际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然后利用农户数据进行验证。最后，分析了农地边际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实证区域概况与数据
文中选取位于内蒙古中部的太仆寺旗为实证研究区域( 图 1) 。太仆寺旗地处东经 114°51' ～ 115°49‘、北纬 41°35' ～ 42°10’，土地总面积 3414． 7km2，2009 年全旗总人口 20． 0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81．1% 。太仆寺旗地处阴山北麓，属察哈尔低山丘陵区，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气候类型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401． 33mm，年平均气温 1． 6℃。栗钙土是全旗耕地的主要土壤类型，土壤类型是栗钙土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88． 56%。主要种植的作物有莜麦、胡麻籽、小麦、马铃薯、蚕豆、豌豆、玉米、油菜籽等。据太仆寺旗劳动就业局 2009 年度农村劳动力资源第二季度调查统计，全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数为 56519 人，占全旗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52． 3%，远远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非农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29%) 。太仆寺旗是典型的农牧交错经济类型区和生态脆弱区，土地质量和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突出，农业和整个经济状况在我国边远农区中具有代表性。【图1】
文中选择太仆寺旗 23 个行政村随机抽取 10 户左右的农户进行调查( 样点村分布图 1) 。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劳动力配置情况、家庭收支情况、农户耕地经营情况( 按照地块进行统计) 、人均耕地面积、退耕土地及其规模等。调查数据反映的是2009 年的情况。最后获取有效样本 236 户，涉及耕地 904 块共 371． 74hm2。
1． 2 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是农户生产决策的结果，因此，可以在农民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研究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与农地边际化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OA 轴表示农地利用劳动力投入，由左向右表示投入增加; OB 轴表示土地利用收益，自下而上表示土地利用收益增加; WH 轴为非农务工劳动力投入，由右向左表示非农劳动力投入增加; WG 是非农就业收益，自上而下逐渐增加。假设存在三个劳动力素质不同的农户 X、Y 和 Z，图中曲线 WX、WY、WZ 分别代表其非农就业收益曲线，他们在非农就业中投入同等△T个单位时间获得的平均收益分别为△X、△Y 和△Z。由于不同农户在非农就业中获得的受益存在差别，这里假设△X ＞ △Y ＞ △Z。同样，假设存在两块质量不同的农地 P 和 R，地块 R 的土地质量高于 P。图中OP 和 OR 分别代表这两块农地上的劳动收益曲线，对其投入△T 个单位时间获得的收益分别为△P 和△R，且△R ＞ △P。图中的情况显示△Y ＞ △R ＞ △X ＞ △P ＞ △Z，暗含的假设是: 农户 Y 从事非农就业获得的收益高于经营任何一块农地的收益，农户 X 从事非农就业获得的收益介于经营两块农地的收益之间，农户 Z 从事非农就业获得的收益低于经营任何一块农地的收益。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 Y 无疑会选择完全从事非农就业，而放弃土地经营，其经营的土地在没有土地流转市场的情况下极易出现边际化现象; 农户 X 会经营部分土地( 如地块 R) ，除此外，也可能将剩余时间从事非农就业，而放弃经营地块 P，即造成质量较差的地块 P 容易被边际化; 农户 Z 会经营全部土地，而不从事非农就业。以上模型将农户劳动力配置决策和土地经营决策放在统一框架中进行了分析。基本假设是: 1) 劳动者之间在生产力上存在差异，或在务农与务工方面存在比较优势，后者体现在务农机会成本的差异上; 2) 土地之间存在地租的差异。显然，这些都与现实情况符合。
对以上模型进行验证，主要涉及农地利用劳动收益率的计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计算和不同类型农户的划分。
( 1) 农地利用劳动收益率计算。根据各农户种植作物的投入、产出和出售价格，计算了地块和农户农地利用劳动收益率。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涉及到的全部耕地中，种植莜麦、胡麻、小麦和马铃薯的面积之和占到总耕地面积的 93． 94%，是研究区主要作物类型。因此，文中主要对这四种作物的地块进行统计，作为分析农地边际化的数据基础。产出以主产品计算，作物其他产出( 如秸秆等) 没有计入收益中。某块耕地劳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1】
式中: LP 为劳动收益率，y 为作物产量，p 为作物出售价格，ci为成本，i 取 1，2，3，4，分别代表种子投入、化肥投入、农药投入、机械投入，t 为劳动用工。
( 2)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计算。目前，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还没有明确的计算方法。按照定义，务农机会成本是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而放弃的非农就业收入。但是不同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非农工作的机会和收入是不同的。文中某个农业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用其实际外出务工工资与非农务工可能性的乘积来衡量。计算公式为:OC = P × W ( 2)式中: OC 为某个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 元/日) ，P 代表该劳动力非农务工的可能性，W 代表该劳动力从事非农务工的平均工资( 元/日) 。农户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是其家庭劳动力成员务农机会成本的平均值。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可能性的因素很多，但是劳动力非农就业天数占其总劳动天数的比例基本能反映该劳动力非农务工的可能性。因此某劳动力非农务工的可能性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P = di/ D ( 3)式中: di为该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天数，D 为该劳动力一年内的总劳动天数。考虑到劳动力的休憩等时间，劳动力一年的总劳动天数按 300 天计算; 如果劳动力非农务工时间超过 300 天，则定义其非农务工的可能性为 1，即 P =1。
( 3) 农户类型划分。上述模型中的三个假设农户代表了三类家庭劳动力配置不同的农户类型。由于劳动力配置的结果直接体现在其家庭收入的结构上，因此文中依据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将农户进行分类: 纯农户是指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5% 以下( 包括 5%) 的农户，兼业户指非农收入占比为 5% ～95% ( 包括 95% ) 的农户，非农就业户为非农收入占比超过 95% 的农户。236 户农户中，纯农户共 116 户，兼业户 74 户，非农就业户 46 户，分别占全部调查户的 49． 15、31． 36、19． 49%。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地块农地利用劳动收益率
2． 1 不同地块农地利用劳动收益率
农地利用劳动收益率平均为 18． 33元/日，水浇地的劳动力收益率为 55． 05元/日，而旱地平均只有 17． 13 元/日，水浇地劳动收益率是旱地的 3． 21 倍; 平地的劳动收益率也高于坡地; 壤土、沙壤土和沙土土地的劳动收益率依次下降; 随着土地等级的下降，劳动收益率也呈下降趋势; 距村庄远近的地块劳动收益率差别不明显( 表 1) 。四种主要大田作物的劳动收益率在不同的地块上的差别相似，都反映出随着地块质量下降劳动收益率降低的趋势，说明质量较差的土地更容易边际化。【表1】
2． 2 不同农户务农机会成本
农户务农机会成本统计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类农户务农机会成本具有显着差异( 表 2 ～ 表 4) 。
纯农户家庭劳动力成员的非农就业机会和获得的非农工资较低，其务农机会成本较低，平均仅为 14． 01元/日; 兼业户的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平均为 27． 29 元/日; 非农户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最高者为 90． 00元/日，最低者为 27 元/日，平均为 49． 72 元/日。可见，农户务农机会成本是决定其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因素，随着务农机会成本的增加，农户非农就业的程度增加，家庭收入中非农就业收入占比相应增加。【表2-4】
2． 3 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
表 5 是对三类农户的家庭特征与土地利用情况的统计结果。可见:
( 1) 46 户非农就业户的户主平均年龄为34 岁，是较年轻的家庭，其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平均为49． 72元/日，远高于农地利用的平均劳动收益。这些农户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对农地的处置方式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获取退耕补贴; 二是赠送或转租给其他农户。由于受到村人均退耕指标的限制，农户只能将其部分土地退耕，其余土地一般赠送给亲戚，或者以较低的租金转租给其他农户。实地调研发现研究区几乎没有耕地撂荒，这是由于存在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劳动力( 如年龄较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 ，而这些劳动力仍然有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意愿，因此即使非农就业户弃耕也不会出现撂荒现象。
( 2) 兼业户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其务农机会成本平均为 27． 29 元/日，较高于农地利用的平均收益。兼业农户对其土地的处置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按照退耕指标，实现土地的退耕还林，获取补贴收益; 二是将一部分土地转给其他农户经营，也有兼业农户选择转入土地，但基本上兼业户的劳均耕地面积较小，以节省更多劳动力( 或劳动时间) 投入到非农就业中; 三是由于从事农业劳动力不足，农户会降低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尤其是在质量差的地块上不再是精耕细作，或者采用购置机械等方式替代劳动力，这种降低劳动力投入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土地粗放利用的典型例子。当然，统计发现兼业农户的资本投入较多，这可能是因为兼业农户家庭收入较多，资金约束较小。
( 3) 纯农户一般为年龄较高的家庭，平均户主年龄为 55 岁。纯农户平均务农机会成本低于农地利用的平均劳动收益。这些农户一般不会放弃土地耕作，除了按照退耕政策将一部分土地退出农业生产外，其余土地均继续经营，并且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愿望，进而转租一些土地，这也正是导致非农就业户放弃耕作的土地得到继续利用而没有撂荒的原因。另外，这些农户对土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也最多。
综上，尽管在区域尺度上没有发生农地撂荒这种农地边际化的极端形式，但是不同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表明，存在非农就业机会，且工资水平较高，是诱使农户放弃或粗放利用农地极其重要的因子。【表5】
3 讨论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由于家庭劳动力禀赋差异和农地地块质量差异，其劳动力的配置和农地地块的利用方式都是不同的。农户决策机理模型显示，其劳动力配置决策与农地利用决策保持着均衡模式，农户主要考量不同地块的土地利用劳动收益率和劳动力非农就业获得的工资水平。太仆寺旗不同类型农户就业选择与其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模型推断，即务农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会选择放弃土地经营或者粗放式经营土地，容易引起土地边际化。撂荒是农地边际化的终极形式，务农机会成本较高导致农户弃耕已经在一部分农户中发生，研究区没有出现撂荒的原因主要是退耕还林政策和不同务农机会成本农户之间自由土地流转所致，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地的合理化利用。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会一再打破劳动力配置 － 土地利用之间的均衡模式，而达到新的均衡，在此过程中，土地质量较差、收益相对较低的地块将最先被边际化; 如果土地利用的收益不变，或者增加幅度相对较小，在劳动力务工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被边际化的土地就会扩大。
农地边际化必然对区域生态环境和农业产出带来影响。一方面，农地边际化的终极为土地退出农业生产，自然生态系统开始恢复。另一方面，城市化和非农就业工资持续上升将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边际化，从而影响区域和国家粮食安全。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考虑劳动力机会成本对农地边际化的影响，根据区域功能定位制定政策。在生态脆弱区，需要把握契机推动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土地生态退耕;而在粮食主产区，需要通过省工性技术的引入努力提高农地利用收益，避免农地边际化的发生。
现实中由于农户考虑的因素众多，决策过程复杂，必然出现与模型推断有偏差的案例。文中在实证分析时主要是在农户分类基础上考察其平均状况获得一般规律，今后需要开展复杂情境下的农户决策模拟。
另外，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导致的非农就业和农地边际化，进而影响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是一个及其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其中的作用环节和机制、均衡点度量和政策调控方面的研究亟待强化。
4 结论
( 1) 农户依据其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做出不同的劳动力配置和土地利用决策，进而形成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就业户三种生计类型，务农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在土地利用上表现为退耕还林、以较低的租金转租或赠送土地、减少劳动投入、粗放利用土地，均是农地边际化的表征。
( 2) 退耕还林政策与存在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农户两个方面因素使得案例区目前没有出现撂荒现象。
( 3)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非农务工工资的上涨，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会一再打破劳动力配置 － 土地利用之间的均衡模式，而达到新的均衡，在此过程中，土地质量较差、收益相对较低的地块将最先被边际化。
( 4) 在生态脆弱区，需要把握契机推动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土地生态退耕; 而在粮食主产区，需要通过省工性技术的引入努力提高农地利用收益，避免农地边际化的发生。
参考文献
［1］Brouwer F，Baldock D，Godeschalk F，Beaufoy G． Margin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Europe［EB/OL］．1997 － 01 － 23．
［2］刘成武，李秀彬． 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诊断 － 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J］． 地理研究，2006，25( 5) : 895 －904．
［3］Rudel T K，Coomes O T，Moran E，et al． Forest transitions: Towards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land use change［J］． Global EnvironmentalChange，2005，15( 1) : 23 － 31．
［4］Gellrich M，Baur P，Koch B，et al． Agricultural land abandonment and natural forest re － growth in the Swiss mountains: a spatially explicit eco-nomic analysi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2007，118( 1) : 93 － 108．
［5］李秀彬，赵宇鸾． 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与生态恢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 10) : 91 －95．
［6］巴洛维，着． 谷树忠，等译． 土地资源经济学 － 不动产经济学［M］． 北京: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