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一位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曾于 1919 年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6 年回国，在南开大学担任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第二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他任院长一职。
何廉率先倡导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无论是在教育界、政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极具影响力。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高度重视“三农”发展，主张“农工并重”，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他的学术论着《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民国时期的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一、提出了农业建设应放在一切之首的观点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批学林精英，不仅德高望重，而且非常有政治头脑。他们被蒋介石延揽为身边的高级幕僚，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担当行政要职。这其中就有留美出身的经济学博士何廉。他曾经有四十多天和蒋介石朝夕相处，在近距离相处的时间里，为蒋介石讲解和剖析中国经济问题[2]。
1934 年的夏天，何廉偕夫人应蒋介石之邀，来庐山避暑，这是他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当时他是中国经济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已经在天津南开大学工作了 8 年之久。在和蒋介石相处的日子里，他们有过两次关于农村经济的深入交谈。
第一次会面，蒋介石让何廉就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谈下个人的看法。何廉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他以关于浙江省的调研报告为例，指出 2000 公里公路的建设费用主要是靠征用土地和税收获得，真正作出贡献的是老百姓，而实际上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实惠。针对农民而言，这些公路仅仅是作为通道以供他们行走。蒋介石很惊奇，感到迷惑不解。何廉解释道，因为农民根本就付不起汽车运输费，何廉的一番话让蒋介石深感震惊。
第二次会面，何廉主动发表了关于农村经济建设重要性的看法。他还是以浙江省为例，阐述了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问题：如提高农业产量的前提是采用科学技术、改良种子和肥料。地租太贵，农民因为得不到农村信贷机构的支持，只能向商人和地主借高利贷。对于当时浙江正在推行的“二五减租”，何廉指出此举并没有真正减轻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的负担。在会见的最后，何廉反复强调，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农业经济是就业的主要途径和国内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要重点关注农村经济建设，只有在农业建设上有所建树，才能带动和促进其他建设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两次谈话，何廉关于农村经济的精辟见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后，就农村经济建设问题，蒋介石常常向何廉征求意见。而每一次，何廉都能给出真知灼见。
1937 年，蒋介石亲自任命何廉为农本局总经理，负责农村信贷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起，何廉成为国民政府主管农业的主要官员。并在同一个时期，同时担任四个负责农村经济的职务。
二、担任农本局总经理鞠躬尽瘁造福于民
1938 年，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改组，何廉被任命为经济部次长，主要管理农业。而在所有职务中，他对自己农本局总经理的职务是最看重的。在接手这个职务前，这个岗位还仅仅是一个空架子，除了一本蒋介石大本营发电报的密码本，一个支票本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当时正是日军向南京逼近，政府各部门人人自危。何廉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机制改革，先是对组织机构进行健全，并下设几个分处，召开了理事会，对农本局今后主要工作方向进行了明确。积极创造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为农民兴修水利，通过农村信贷，帮助农民购买肥料、改良种子，为农产品的运销和储存提供便利，走出“谷贱伤农”的怪圈。
何廉出身于湖南邵阳的一个乡坤之家，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对于农民遭受的盘剥和农村经济的运作形式，有着深刻的感受和深入的观察。学成归国后，他又在经济研究所和南开经济学院工作，运用经济理论，对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解析和调查。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出信贷是农村工作的基础。为了做好这个基础工作，他认为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村一级建立合作社；第二步，以县为单位建立农村合作银行；第三步，建立省和中央的农业合作银行。作为启动资金，他为每一个县的银行注册了 10 万资金，和当时的流行利率相比，合作银行的贷款利率仅仅是它的四分之一。
为了做好农村合作银行的工作，何廉培训了大批流亡到内地的学生。同时他还招聘水利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兴修水利，并帮助农民将耕作方式和种子进行改良。在建立合作信用体系的同时，也建立为佃农服务和小存粮户服务的各级仓储系统。而农本局为它们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足够的资金，农民可以在仓库中存储丰收的粮食，在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出这些粮食。
而这些工作，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何廉为此鞠躬尽瘁，担负起全部的责任，和地方政府进行交涉。自 1938 年 2 月起，为了和当地政府对合作事宜进行协商，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奔波和往返于省和省之前，他的一半时间，是在崎岖颠簸的公路上度过的。而他手下员工的献身精神，更是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和鞭策。那些他培训的大学生，每天都要深入到农民家进行教育和联系工作，基本上不在办公室里办公。有一次，他在视察工作时发现一间合作银行的办公室，有一架通往旁边窗户上的小梯子，他询问何故，那个担任经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解释说，这个地方土匪猖獗，一旦土匪来袭，他会带着银行的现金，从这里逃到附近的农民家躲避，他们就是在如此危险而又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的。
正是由于何廉和他手下的员工这种无私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才使他在任农本局总经理期间，真正地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经济建设鞠躬尽瘁。
三、对农村经济的开拓性贡献
1.形成农本思想、提出改造“三农”主张。何廉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始于他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当时河北和山东农民向东北移居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正是基于此，何廉开始了深入的调研，并在那时候起，树立了“农工并重、以农立国”的救国思想和改造中国“三农”的使命感。在《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当时的中国问题可概括为两类：一是经济建设与复兴问题；二是财政经融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复兴农村、增进农产。国人的生存是第一要务，但是仅仅依靠工业是无法救急的，而工商业的发展是与农业的输出和支持密切相关的。他反复强调，中国的 74%是农民，只有农民的生活安定，才能利民厚生、才能农安于耕。
何廉认为，农村改造的当务之急，是合理利用和解决土地分配。土地问题是增加生产、改良农业，应用农村技术的突破口。在棉麻生产方面，他对全国各地的粮棉产销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针对棉麻质地劣、纤维短、生产不足的现状，建议要劝民试种、改良品质、增加棉田、开垦荒地，以补充棉粮产销的缺额。同时，他还建议应该从根本上对农产运销环境进行改善，大力发展交通，促进农业金融的发展。他积极倡导发展手工业、对田赋和土地划分进行改良，进行生产报销运作，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同时对生产和种子进行改良，促进水利建设的发展。何廉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政治的稳定。所以他提出“安定农村的治安秩序，不受兵匪的骚扰，万为当务之急”。
2.构建“惠农”体系、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通过多年来大量的调研工作，以及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何廉总结出复兴农村、振兴国民经济的济世良方，是建立和健全农村互助合作制度。他的提议，受到国民党当局积极响应，当时的农村合作运动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迅速进入了农村合作运动“鼎盛时期”。
而南开经济研究所同仁对于这股合作运动风潮，也是褒贬不一、认知各异。吴华宝、方显廷等人对何廉举措和合作运动持有认同态度。
认为此举可对农村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对“三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迅速恢复农村经济。何廉深谙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合作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双翼，就是农业合作和经济合作。就建国意义来讲，何廉所积极倡导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牢固的根基。
纵观何廉的一生，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何廉参与国民政府的高层管理，并担任多项职能。他不仅负责监控和统制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同时还负责主持和编制设计战后经济重建方案。在蒋介石身边，为他直接提供经济政策意见和咨询。由官员而学者，由学者而官员，进退朝野间，尽显一个远见卓识的学者的无奈和睿智。同时，他以学术的眼光、全球的视野，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农业建设应放在一切之首的观点。正是因为精深的学术功底和特殊的身份，何廉对制定和执行农村互助合作，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何廉为中国农村经济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天津解放前夕，何廉去美国出任联合国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1975 年，在他 80 岁时，在纽约去世。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经济学，2001（1）.
[2]何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业合作贷款部业务说明[J].银行周报，1933（30）.
[3]何廉.何廉回忆录[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4]何廉.中国经济病症之解剖与诊断[J].政治经济学报，1936（2）.
[5]刘佛丁，王玉茹.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A].金明善.经济学人·经济学家茶座[C].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6]何廉.南开社会研究会调查东北移民近况[N].大公报·教育界，1930- 5- 9.
[7]何廉.今日中国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J].南大半月刊 1934（13）.
[8]何廉.合作事业在中国经济建设上之重要[J].合作月刊，1939（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