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出于广昌，流经抚州，西经南昌入赣江，北入鄱阳湖，进长江，汇大海，源远而流长。旴江，聚合山涧涓涓细流，汇集成滔滔江水，流经16个县市，浇灌方圆数百里的辽阔沃野，造就了一代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哺养了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杰出医学人物。临川王安石以“总把新桃换旧符”称赞新生事物的诞生，以大无畏气魄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盱江先生”李觏反对虚伪道德观念，倡导思想革新，开创宋代哲学学派之先河。师古而不泥古，传承加以创新，是旴江文化的精髓，也是旴江医学最鲜明的特征。在宏富的旴江医籍的字里行间，既全面继承了四部经典和前人的宝贵医学遗产，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名说纷呈，名术璀璨，名方辉映，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演进史，从岐黄问对剖析医理，到仲景创立辨证论治;从神农尝草辨识百药，到时珍编撰本草巨著，代有贤人，屡创新论新法，使得中医药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但是医界也存在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陋习，如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批评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旴江医家反对墨守成规。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序》中说:“世之常用有效之方，虽曰通用，亦不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而胶柱者也。”
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说:“世之习医者，不过诵一家之成见，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复深为探索，上求圣贤之意，以明夫阴阳造化之会归，又不能博极群书，采择众议，以资论治之权变。”谢星焕《得心集医案》也认为:“景因时变，情随物迁，而不可胶柱鼓瑟，按图索骥。”龚信《古今医鉴》也说:“妙法在心，活变不滞。”旴江医家反对拘泥守旧，倡导探索创新。他们精研经典，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创立新学说，发明新技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治疗体系，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中医理论的传承创新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渊源，历代医家汇有大成者，莫不对《黄帝内经》探索精研，奉为宝典。龚廷贤《寿世保元》说:“《内经》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宏，其考辩信而有征，实为医家之祖。”旴江医家多先儒后医，学养深厚，故能精研经典，如危亦林“凡《素问》诸书，靡不穷究”，喻嘉言“顾穷源千仞，进求《灵》《素》《难》《甲乙》诸书”，谢星焕“俎豆《内经》，鼓吹仲景”。他们在精研经典和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创立自己的新学说、新理论，不断地充实中医学理论。
1．1藏象学说发挥明代南丰医家李梴对《内经》藏象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诸多的新学说。《医学入门》将心分为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使心的两大生理功能清晰明确。血肉之心即现代解剖之心，主持血液运行;神明之心即现代解剖之脑，主宰精神意识，使人们对“心主神明”的认识有了一次新的飞跃。对于《内经》“凡十一脏取决于胆”的理解，李梴从“胆主火之游行”、“主荣卫之运行”立论，以阐发胆对其他十一脏腑的调节作用，具有独到的见解。李梴在《内经》脏腑表里相合的基础上提出“脏腑别通”新观点，即心与胆相通，肝与大肠相通，脾与小肠相通，肺与膀胱相通，肾与三焦相通，拓展了对脏与腑之间联系的认识，对临床治疗具有指导作用。《内经》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渊源。对于小儿体质的认识，唐《颅囟经》称之为“纯阳之体”，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总结为“脏腑柔弱”，“脾脏多弱”。明代南昌籍儿科大家万全通过长期的小儿医疗实践观察，深入地探索小儿脏腑的特点，在前人认识基础上对小儿体质作了更高度的概括:“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常亏虚，心火有余，肺脏娇嫩。”此理论对小儿脏腑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南昌中医学家姚荷生在《内经》《难经》三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膲膜学说”。他认为三焦又称膲膜，是人体躯廓之内遍布胸腔、腹腔的一大网膜，包括胸膜、肋膜、膈膜、腹膜等，所有的脏腑都被膲膜所包裹与保护。膲膜内与心包络互为表里，外与皮肤肌肉之间的腠理相应。最主要的功能是运行水液而为水火升降之道路。其病证的主要病机是火失气化，水饮内停。水饮病变总以膲膜为其基本病灶部位，进而根据饮邪流注停聚的地带不同，可以产生痰饮、悬饮、支饮与溢饮，治疗当以“温药和之”，采用温化兼以补虚之法。
1．2气血理论出新清初名医喻嘉言通晓诸子百家，才辩纵横，屡创新说。他在《医门法律》中发挥《内经》精气理论，“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深刻地揭示了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他创立“大气论”，认为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到，环流不息，由于大气的作用，营卫之气得以统摄，五脏六腑、大小经络的功能得以发挥，生命活力旺盛。反之，“大气一衰，则出入废，升降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矣。”喻氏又提出“治气须分三源”说，即治肺气宜清，治胃气宜和，治膀胱气宜旺，立论独特，影响深远。宋代陈自明对气血理论有独特的学术见解，在《妇人大全良方》中指出“夫人之生，以气血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伤其气血者”，强调气血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此书“妇人贼风偏枯方论”中提出“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的新论点，认为治疗风邪致病时，都应配伍理血(养血、活血、凉血等)之品，对后世治疗风证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今学者仍推崇这一学术观点，临床应用已大大超过了陈氏所论的治疗范围。
1．3病机学说发明燥为秋季之主令。然秋季主病自古有误，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生气通天论》亦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金代刘完素补充了燥邪为病的病机，即“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
喻昌深入研究《内经》后，在《医门法律·秋燥论》中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均伤于主时之气，而秋伤于湿，乃非其主时之气，这是违背常规的。他指出:“奈何《内经》病机十九条，独遗燥气，他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这种遗误必须得以纠正，“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觉六气配四时之旨，与五运不相背戾，而千古之大疑始一决也”。
喻氏成功纠正了《内经》之误，创立“秋燥论”，为后世温病学有关秋燥的论治奠定了基础。喻嘉言深入学习研究《伤寒论》，探讨王叔和、林亿、方有执等学术思想，将经典条文与其他医家的见解有机地汇集、融合在一起，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伤寒论》有纲有目，四时外感，尤其是冬伤于寒是《伤寒论》的大纲，三阴、三阳是分辨伤寒病的大纲，太阳篇里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又是分析太阳病的大纲。
喻氏将《伤寒论》按照三纲鼎立、以法统纲的原则进行重新编次，创立“三纲鼎立”之说。虽然他的《伤寒论》错简重订思想颇受争议，后世对此褒贬不一，但他所提出的《伤寒论》重新编次、归类的方法，从伤寒学史来看实属创举，由此而引发的尊经派与错简派之争，促进了《伤寒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喻昌对伏气温病的病因病机、分型辨治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将《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条文按照三纲鼎立的方法归类，将温病也分为三大类。他注重护阴治法，对后世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火”之说肇始于李东垣《脾胃论》。李氏虽然明确了脾胃元气虚弱是阴火证的产生根源，但对阴火理论的阐述不够明晰，以致后世争论纷纭。当代南昌新建著名中医学家万友生，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阴火学说。
他对阴火作出了较明确的界定，“阴火病性属寒而治法宜温忌清”，“阴火病性为寒而部分病症为热，属标热本寒”。他认为阳火有实火虚火之别，阴火也有阴火虚证和阴火实证之分。阴证虚火证包括脾虚阴火证和肾虚阴火证;而阴火实证常是由内伤饮食生冷所致的阳郁里证，此观点丰富了中医脾胃学说的内容。
1．4治则治法创新宋代陈自明根据“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特点，提出“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论治女子之病，注重治血为主”的妇科病治疗法则。《妇人大全良方》设有“加减四物汤”专篇，“此方治妇人百疾”，临证通用四物汤化裁补血养血活血，以调治妇产科多种疾病。陈自明《外科精要》对痈疽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作了全面而精要的论述，开创了疮疡辨证论治之先河。他善从内脏论治痈疽，尤其重视通过调整脾胃功能来增强痈疽的治疗效果，提出“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的治疗新思路。该书“调节饮食当平胃气论”曰:“《素问》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盖脾为仓廪之官，胃为水谷之海，主养四旁，促进饮食，以生气血。”这种“调脾胃、促饮食、生气血、愈疮疽”的学术观点，是《伤寒论》“胃气和则愈”思想在外科病治疗中的应用。喻嘉言《寓意草》提出先议病后用药的原则，“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强调医生治病必须先明确诊断何病何证，病因何起，病势缓急，病程长短及病性如何等，只要辨证明确，用药准确，自然药到病除。喻氏创立“秋燥论”，首创清燥救肺法，其研制的清燥救肺汤被后人广泛使用。喻氏临证善用取象比类，发前人所未发，创立的“逆流挽舟法”、“急开支流法”、“畜鱼置介法”、“决水转石法”等治法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
张海峰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脾胃学家，所著《脾胃病临证心得》广为流传于海内外。他认为脾胃生理功能不外纳与运、升与降、燥与湿的平衡协调，脾胃病理变化不外寒、热、虚、实四大纲，脾胃病治疗不外温、清、补、攻四大法。脾病多虚，胃病多实，胃纳方可脾运，故特别重视胃纳的变化，提出了“补脾必先开胃”的观点。张氏认为胃纳障碍多由胃气不降或胃气闭塞所致，大致可分为寒湿、阴虚两类。寒湿阻脾者应用芳香开胃法，胃阴不足者应用滋阴开胃法。当代南昌名医姚奇蔚，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他在深入分析该病病因病机的基础上，认为其发生与肺、肝、胃三者关系密切。肺主一身之气，肝调畅气机，胃气宜通宜降，气有余便是火，津不足气亦滞，津、气、火息息相关。故欲开肺气，必先补肺;欲补肺气，必先养胃;欲和胃气，必先达肝;欲达肝气，必先舒肺。若肺舒肝达，胃气和调，胃络痹而复通，损伤的胃黏膜和组织可以再生修复。据此创立了“舒肺、达肝、益胃”法，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效果突出。
1．5养生机理发微明代龚廷贤精于养生之道，在《寿世保元》中，继承《内经》肾精和脾土理论，以先后天立论衰老机制和保元养生思想。如“元气者，肾间动气也。右肾为命门，精神之所合，爱惜保重，则荣卫周流，神气充足。”“两肾之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筋头，鼓舞变化，开阖遍身，熏蒸三焦，腐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应。”“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人之一元，三焦之气，五脏六腑之脉，统宗于胃，故人以胃气为本。”认为人体衰老的机理是元阳亏损，阳损及阴，因此提倡节育保精，养护脾胃，怡情养性的养生之道。治疗老年病多从脾肾入手，创立多种针对老年病的治法及方药，至今仍具实用价值。
2、临床学科的传承创新
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临床学科的发展，临床各科理论体系和诊疗手段的完善促进了治疗效果的不断提高。旴江医家在中医妇科、中医骨伤科、中医外科、中医喉科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1中医妇科中医妇科作为一门专科，《史记》有“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对妇人病症多有涉及，至唐已有《产宝》等产科专著问世。但在陈自明之前，妇产科还没有系统化、专门化的著作，已有的一些论著只是一些零散的治疗经验，不成系统，妇产分离，陈自明评之为“纲领散漫而无统，节目谆略而未备。医者尽于简易，不能深求遍览”。有鉴于此，他“采摭诸家之善，附以家传经验方”，写成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该书“采摭诸家，提高挈领”，从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产难、产后八门全面总结南宋以前妇产科学术经验与成就，系统介绍了妇女各个环节的生理、病理、疾病及治疗特点，为授胎、养胎、胎教、生产及产后护理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措施与方法。《妇人大全良方》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陈自明成为我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2．2中医骨伤科元代医家危亦林“依按古方、参与家传，刻苦十稔”，著成《世医得效方》，专辟“正骨兼金镞科”，系统地整理了元代以前中医骨伤科学的成就，详细记叙了四肢骨折、脱位、跌打损伤的手术和整复手法，骨伤手术麻醉方法，骨伤外科手术器械及骨伤内服、外用方药等，使正骨科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对骨折脱位的诊断分类、整复固定以及手术麻醉等方面有诸多的创新发明，达到了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世医得效方》记载了骨伤内服药方35首，外用药方40首，剂型有汁剂、水剂、散剂、糊剂、药膏、膏药等数种，对后世骨伤用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危亦林为中国骨伤科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无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骨科学家。
2．3中医外科陈自明的另一部著作《外科精要》，是国内最早明确“外科”名称的医籍。该书倡导内外合用治疗痈疽，开创了外科辨证论治之先河，对中医外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薛己校注此书时说:“虽以疡科名其书，而其治法固多合外内之道如作渴、泄泻、灸法等论，诚有以发《内经》之微旨，殆亘古今所未尝道及者，可传之万世而无弊也。”
2．4中医喉科元代临川人范叔清是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临床喉科专业医生，曾收南丰危亦林为徒，传授喉科学术及医技。危亦林在继承老师的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扬创新，在《世医得效方》中首设“口齿兼咽喉科”专卷，对前人有关咽喉口齿病的理论和经验作了一次删芜存精的大整理，纲目整然，辨证详明，立法严谨，内外兼治，针药并用。卷中有“秘传咽喉科一十八种喉风症”新论，创立了针灸及咽喉口腔的局部针剌(喉针)、用药(喉药)或小竹管吹药(喉枪)等特色治疗方法，实为中医喉科喉针、喉药、喉枪之肇始，受到后世的推崇和沿用，对明、清、民国时期喉科的发展、兴盛、创新有着重大的影响，范叔清、危亦林是我国咽喉病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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