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德菲尔德的划分来看，“耕种的农民们”类似于本人拥有一小块土地，以作物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的“小农”,他们与市场的关联度不高， 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也正因如此，农民很容易产生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依依眷恋之情。“做务农事业的人们”则更像是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农场主和农业经营者，农业生产之于他们来说非旦不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物质需求，反倒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市场下农业分工与合作中的一环，市场需求和是否营利成为优先选择。
两类人群的区别其实关涉到对于 “农民”一词的准确理解。 英文中的“Farmer”和“Peasant”虽然都可汉译为农民，但此农民却非彼农民。 前者以“Farm”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含义，而后者从词源来看与农民并无直接关系， 该词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而来，意为“异教徒、未开化和堕落者”,带有很强的贬义。 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使用，有附庸、奴役、流氓和坏蛋之意。 与其说“Peasant”是农民，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身份或出身，仅仅是因为那时大多数低微者都以种田为生，这才和农民产生关系。 换言之，“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性概念，它指的就是经营（农场或农业）者，这一概念与渔民、商人、工匠等职业并列， 具有同样的公民 （Citizen）权利，在法律上都是市民，只不过从事职业有所不同而已。 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民一般却被视为“Peasant”而非“Farmer”. 究其原委在于“Peas-ant”所指代的农民不仅是职业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社会身份（至少是准身份）、生存状态、文化模式、心理结构乃至社会组织方式。相较之下，“Peasant”和“Farmer”有着相同的职业内涵，但前者的社会意义却远较后者更广。
据此不难判断，雷德菲尔德所说的“耕种的农民们”在含义上更接近于“Peasant”所表达的含义，而“做务农事业的人们”则多指“Farmer”,强调的是其作为一项经营性事业的专业属性。
四、大、小传统之间的划分与相互涵化
雷德菲尔德从对农村社会及其与城市之间联动的研究中敏锐发现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人们之前习以为常，却未能意识和给予充分体认的两大不同畛域，这也是雷德菲尔德农村社会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 那么，何谓小传统与大传统，为何前人有此一忽略，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农民文化是一种多元素复合而成的文化，并非独立自主存在，而是它所附着于其上的那个文明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 职是之故，农民社会也就只是附属于大社会之下的一个部分，农民的文化也就只能算是半个文化。 若要理解农民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一个侧面的这一特性，必须先得承认一个前提---也就是存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殊分与相互涵化关系。
“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8]（P95）. 雷德菲尔德经过研究后发现，大传统通常是由神学家、哲学家、文人等精英阶层（一般来说，他们也是统治者，只占少数人口）精心培育于学堂或庙堂之上，并努力使其能够代代相传，内化于心。 小传统则是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心中自发萌生、形成，“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地区的五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常被人们视为“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与大、小传统相对应的则是一系列类似比照：高文化/低文化、古典文化/民俗文化、上流社会传统/通俗传统、等级制文化/世俗文化等等，虽然标准和说法各异，但都同样反映了大、小传统之间的差异，准确地说，这些词汇也只是从某个角度出发所做的描述而已。
两种传统形成方式的各异也使它们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人们内心之中的相异分量。
长久以来，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多为圣君贤相之本纪，帝王将相和盖世英雄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旧史学乃一部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更是直言不讳的宣称世界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范式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9]（P1）.后人记住了那些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关键作用的要角，史家也将他们视作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历史成为一部“帝王将相史”,人类光谱多留下英雄和伟人的印痕，史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这些人的功勋“注脚”,由此积累形成的大传统不仅成为官方正统解释，而且传之后世，被奉为“圭臬”,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维意识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和威慑力。
与一个个鲜活的、 大写的历史伟人相比，民众则显得卑微、弱小得多。 他们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属于自身的单个定格瞬间， 多以 “龙套”、“群氓”、“乌合之众”的集体型态呈现于历史画卷，而农民则更是被淹没于人海之中， 贫困、 落后、封建、 愚昧等词汇已然成为农民的固定代名词，他们能否进步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需要别人来引领。 英国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就曾对于这种状况有所评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记述中，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室很少涉及下层社会的大众的，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 比如重大的社会革命或反叛”[10]（P258）. 对此不均衡局面，霍布斯鲍姆力倡“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研究。 霍布斯鲍姆的这一学术转向与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划分实有颇多暗合之处，两者都重视对与高层人物---国家政治相对的底层民众---民间社会的重新开掘，内在学术理路的相通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学化”这两大潮流。 除了有丰富学科方法论的功利目的外，两种传统之间本就具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则是小传统重新受到学者重视的根本原因。雷德菲尔德将此喻为 “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它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8]（P95）. 在一些与外界严重隔绝的村落，两种传统之间其实很难清晰分割，而这就涉及到相互之间的涵化过程。
“涵化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它是在两个先前独立存在的文化传统进入持续的接触，并且其接触程度已强烈到足以引起一个或两个文化产生广泛变迁的时候发生的”[11]（P46）. 透过引入涵化概念可以知道：大、小传统之间其实是互为调节的，大传统由于其有着较强的主导能力，故对于社会发展态势会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同时它也会被数以千百计的小民百姓的思想与行动所渗透、浸润， 这两种传统之间一直处在互动过程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单向势能输送。 小传统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也能转为大传统，两者彼此互为表里，都为对方的一个侧面。 人类学家所理解的文明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发生的旷日持久的但又具有特色的相互涵化，“应该把小传统和大传统之间的双向的互动理解成为两个具有互补性影响的发生过程”[8]（P123）. 核心在于形成某种沟通机制---作为大传统的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会把它的一些现代因素输入农村社会，而农村反过来也为大传统的传承提供了某种参照系，甚至是矫正力量。
五、结语
雷德菲尔德的农村社会研究对于我们省思当下的“三农问题”能够提供哪些学理资源？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在于需要针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重新认识农业、农民以及由他们所构成的农村社会。 结合雷德菲尔德有关 “耕种的农民们”和“做务农事业的人们” 的不同划分和目前基于不同区域农村的发展现况（南方、中部和北方），至少可以说，农业、农民和农村在这三大区域内所呈现出来的真实面貌有着很大不同，它们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正面临的棘手任务也有着较大差异，完全不可等同视之。
概而言之，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散型村庄， 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在各区域内，农业所担负的使命已不尽相同。
依托于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南方农村已不存在温饱问题，大多数农村都以背靠附近城市发展特色工商业。农民虽然在户籍上还有若干限制，但其主营项目已经整体转入工商业，乡村风貌也已实现“小城镇化”,其经济实力（不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村集体）远高于内地农村。农业在这些地区的主要功能不再是传统时代一家财源之所系，而是转为具有浓厚乡村风情的休闲旅游项目，农民在“荷包满了”之后所追求的目标已是逐步实现“市民化”或“公民化”. 窃以为，在这一升级过程中，南方农村原本就未曾中断并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重新萌发的宗族传统恰恰就是本文所说的可以用来弥补大传统不足的乡村小传统，利用好它将不仅能使大传统平稳深入乡村社会，也能因地制宜，发挥本土资源，继续维系“面对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所应具有的浓浓人情味，形成村庄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也能有效减少国家行政成本，增强政府的公共权威。
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村由于本身农业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有限（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和宗族传统相对弱小，加之“分田单干”后各村集体经济普遍式微的窘境， 农村更多呈现为一片散沙、群龙无首的“原子化”状态。农业在这些地区仍然是主业， 但其发展空间从目前来看已经十分有限，而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缺点一经放大后导致这些地区的农村彻底“碎化”,毫无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就谈不上富民兴村、发展经济的大局。
对此，本文认为大传统在这些地区仍要占据主导地位，即通过村民小组、“两委”（村民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或者是合作社、农会等形式将农民重新有效组织起来，在组合过程中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激活部分已经存入地下的小传统，实现上下联动。也正是出于此一考虑，原本位于村中心的小学校也就不宜另址新建（往往搬迁至公路附近）， 更不能为了盲目基建而占用分布于村中的池塘、老树或晒谷场，这些设施的存在有助于形塑农村公共空间和民众舆论---它们则是构建一地小传统时可资利用的已有资源，而且也是村民所熟悉的。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些需要培育小传统，而有些则是已经发展至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小传统的功能及其与大传统有机协调的阶段。 推展开来， 上至政府部门“三农”政策的制定，下到学者们的“三农”研究，在充分吸收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同时，倒是应潜入农村，深入探询那些已被弃之一旁或正在消失中的小传统，找到一条将大传统的规训功能与村民耳熟能详的小传统合理发挥作用的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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