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58年，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开始真正纳入研究视野。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运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当然这种批评实践，仍存在它的缺失之处。本文主要从西方女性文学理论发展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运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对少数民族批评的具体批评实践，进而反思批评实践的成果与缺失。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70年代初。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大约是在1983年，而它的真正兴盛则是在1988到1989年间。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阶段大约发生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其重点是揭露男性文化是如何歪曲女性形象，批评文学作品中的“厌女症”现象。以玛丽·埃尔曼的《想想妇女们》、米利特的《性的政治》（1969）、葛瑞尔的《女太监》（1970）为代表。
受其影响，新时期以来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1987）、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1988）、李小江的《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上海文论》，1990）、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等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女性主义批评实践。
（二）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西方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运用结构主义等理论对文学的语言进行批评，同时开始挖掘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此时，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习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实践。朱虹的《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孟悦的《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陈惠芳的《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自己”---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兼及人类意识的提高等等》（《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2期）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与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一部对妇女作品的文学和心理的考察》（1975）、艾伦·莫尔的《文学妇女》（1976）、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等类似，都表达了对于女性文学话语的关注。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女性主体的重塑，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从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女性的心理、生理进行批评实践；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注重的是在中国整体文化环境与传统文化影响下，女性自我的重生，因此更多的是从历史的、意识形态认知的角度进行批评。
（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在80年中期，开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及女性诗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进行跨学科、跨性别研究。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身体理论等的传入，为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研究视域。1992年胡敏、朴树明等人翻译的英国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这是当时国内首部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这一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这也是国内学者编选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选，在当时国内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2002），从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中性别意识的角度辨析，深化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
2004年朴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对中西异质文化中的性别差异问题，从“性别诗学”的角度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审视，并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研究视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在与中国具体批评实践相契合的情况下，借鉴了大量西方新近研究方法与理论，如马克思文艺学、文学社会学、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及新历史主义等当代学术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对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已开始借鉴并运用于自己的具体批评实践中。
二、西方女性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特征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的缺席和边缘化特征。可是运用西方女性文学理论，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内进行批评实践，真得是“缺席”的吗？本文以《民族文学研究》（1990-2013年）以及相关刊物收录的有关西方女性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这样的批评实践不仅存在，而且还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一）针对具体某个或某几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批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有《景颇族女作家玛波和她的小说创作》（晨宏，1992.4）、《当代回族女作家马瑞芳创作简论》（赵慧，1993.6）、《神秘的境界---读壮族女作家岑献青的《裂纹》小说集》（何颖，何娟，1998.8）、《浅析拉祜族女作家娜朵的创作》（杨春，2002.1）、《寻索土家族文化的秘密---论叶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说》（吴道毅，2003.5）、《论叶梅小说的叙事风格》（吴道毅，2003.8）、《萨娜小说的神秘色彩》（刘志中，2004.1）、《论哈丽旦·依斯热依勒小说中表现的女性问题》（帕孜来提·努热合买提，2005.3）、《多元视角的文化困惑与优势---从哈尼族女作家哈依霞·叶尔克西的创作谈起》（任一鸣，2006.2）、《艰难掘进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从三部满族女作家的家族史小说谈起》（潘超青，2007.1）、《对维吾尔族女性命运的关注与透视---评维吾尔族的女作家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创作》（正蓉，2007.4）等13篇文章。这一类型的文章共同点在于着重分析作家个体所处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从而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如吴道毅的《寻索土家族文化的秘密---论叶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说》通过对叶梅土家族文化小说的阐述，揭示其蕴含的土家族民族文化精神。
（二）针对创作群体问题的批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有《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论略》（张直心，1996.3）、《新时期维吾尔族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穆罕默德·艾沙，2001.4）、《谁在边缘地吟唱---转型期当代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田泥，2005.2）、《当代彝族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黄玲，2006.2）、《女性的天空---现当代壮族女性文学研究》（黄晓娟，2007.2）、《高原的儿女：藏族当代女性小说述略》（刘大先，2008.3）、《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叙事方式之探索》（张华，2008.11）、《他者之境与民族认同---简析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民族意识》（王志萍，2009.4）、《双重束缚下的边缘写作---少数民族女性主义研究的几个论域》（李天福，《贵州民族研究》，2013.4）、《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概述》（胡沛萍，《西藏研究》，2013.6）等14篇文章。
此类文章关注的是某一族群的作家作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面临的问题，发掘群体写作特色，挖掘在民族特殊身份的影响下，群体写作上蕴含的价值和独特内涵。如王志萍的《他者之境与民族认同---简析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民族意识》，作者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新疆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通过分析作家作品以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民族意识的考察，展现了他者文化对少数民族意识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同胞们的民族意识是怎样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流变的。
（三）对女性形象、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等视角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有《孙建忠笔下的女性形象》（黄丽梅，1997.2）、《女性命运的另一种诠释---多民族传承的故事“张郎休妻”解析》（江帆，2001.4）、《民族情结与女性话语---读杨曦的《翡翠河》》（杨玉梅，2002.2）、《试论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小说的女性意识》（托娅，2002.4）、《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任葆华，《名作欣赏》，2006.（18））、《可能性的寻找：在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女性小说的叙事追求》（田泥，2007.2）、《寻找爱和生命快乐的民族女性话语》（叶梅，2008.2）、《等待者：《麝香之爱》中女性形象原型》（卓玛，2008.3）、《论叶梅小说的女性意识》（彭卫鸿，2008.6）、《从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其男权意识》（罗惜春，吉首大学学报，2009.2）、《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论叶梅小说的女性书写》（严英秀，2011.5）、《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论石舒清笔下的女人》（马海萍，2011.6）、《经典形象的民族差异性：汉藏灰姑娘形象比较研究》（林继富，2012.3）、《爱与美的探寻：论严英秀小说的现代女性书写》（叶淑媛，2012.4）、《回族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马丽娅，2012.5）等27篇文章。
这类文章多从女性诗学与民族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批评实践。马海萍的《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论石舒清笔下的女人》从女性形象的角度，通过分析马舒清笔下勤奋、内省、虔诚的女性形象，将其作为西海固精神的承载者，同时也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载体。田泥的《可能性的寻找：在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女性小说的叙事追求》从女性叙事的角度，指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小说叙事方式由个人经验的叙事转为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叙事话语也协调了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充满了诗意与理性。叶梅的《寻找爱和生命快乐的民族女性话语》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指出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女性话语，女性价值体现在对爱和生命快乐的追寻中。
三、批评实践理论反思
中国女性意识是与民族环境、民族意识等相交融在一起的，因此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注重在中国整体大环境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自我意识从觉醒到独立的过程。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结合中国具体民族环境来实践。当然，批评者在批评实践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照搬、照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没有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西方的差异性，没有将性别意识与民族环境、民族意识紧密结合起来考察。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是伴随着女权运动兴起的，“西方女权运动的前提之一是女性群体自觉反思父权文化对自身的压迫。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性别从社会文化处境中抽离，而将之视为跨文化、跨历史的东西”[1]（P9）.因此，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使女性解放运动自“五四”以来就是先驱者们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伴随“人的解放”提出的，中国女性的个体与群体性别意识自古以来就较为薄弱，刘思谦在他的《关于中国女文学》中写道：“中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2]（P67）.也即是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运动并不单纯是女性解放，它还与民族、社会、甚至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文学以及黑人妇女文学主要处于性别压迫、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之中，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则更多的处于女性身份认同、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三者复杂关系中。
（二）批评过程中的情绪化和过激性。有些批评者在批评过程中，将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倾向与作家本人的性别观念等同起来。任葆华的《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女性常常被物态化为自然的替代物，来抚慰和呵护男性在现实环境压力下焦躁不安的灵魂。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潜藏着男性作家难以言说的欲望化的深层意旨，带有男权文化的标记”[3]（P34）.罗惜春的《从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男权意识》仅以老舍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就得出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透露出来他浓厚的男权意识和男性本位主义思想。潘超青的《艰难掘进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从三部满族女作家的家族史小说谈起》对文中作者对女性苦难命运的描写很是反感，“永久的期待与忍耐”这一箴言的背后是对女人命运的潜在认定，而弘扬女性对不公平命运的忍耐力或多或少降低了对压制女性的整个男权文化的批评性。“她所塑造女性坚忍形象的努力都落入了男权文化的产物。意欲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品却强化了男权中心与被救助的”女人“的认定”.似乎只有作品中的女性都写成坚毅、英勇的形象，才能避免落入男权文化的圈套。
（三）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文章，多来自非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文化，而不是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很少听到少数民族批评者从自身的民族文化立场，评论自己的文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总是与其所属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传统习俗等密切相关。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实践要放到其所属民族文化大环境中去考察。而非少数民族批评者由于自身文化背景不同，以及主流文化“陌生化”的阐释，在利用西方女性文学理论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批评实践时，往往会出现“他者”“猎奇”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文学，从而产生批评中的“误读”症状。藏族女作家梅卓“从写作者的角度表示了对主流文化期待视野的抗议，她说，自己所属的创作群体过去一直被界定在少数民族作家范畴内，这和自己的创作有关，也和大家的界定有关。少数民族作家对写作的文学意义认识不够，也被认识得不够。比如自己，事先并未想写一个民族的作品，但作品出来，马上被界定是民族的，把文学的意义给忽略了、掩盖了”[4]（P144）.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身份、民族文化景观不是文学本身，只能作为评论者们更好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因素。这种“集体想象”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式，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它的未来将会迈上更为宽广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理论旅行到中国，必然会经过中国意义的改造，在被广泛运用前，总是会经历一段波折的道路。运用西方女性文学理论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对于建立多民族文学史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急需引起学者关注的，虽然这种批评实践活动存在不全面和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也希望更多的汉族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给予更多的观照。
参考文献：
[1]杨莉馨。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J].文艺研究，2003,（6）。
[2]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J].文学评论，1993,（2）。
[3]任葆华。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J].名作欣赏，2006,（18）。
[4]严英秀。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J].民族文学研究，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