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产生于广西，这是一个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 12 个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特征、自身的民族文化精神，各民族文化精神构成“桂学”之魂，即桂学的人文精神。探索各民族文化精神，首先从广西各民族的文化现象研究入手，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搜集诸如实物、口述、抄本等民族民间文献。其次，探索广西各民族文化精神的共性。如桂南采茶戏、桂剧、壮剧、邕剧、壮族舞蹈、彩调剧以及各地的多声部民歌，既有各自特点，但共性也是明显的，这种共性构成了“桂学”人文精神；各具特点的各民族文化，构成桂学和谐的共同体；这种各民族和谐而构成的精神是桂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是本区域最该传承而发扬光大的传统。而人文精神的载体或其表现，又多在文学。在桂学研究中，壮族文学研究是走在最前列的学科之一，成果卓着，集大成者就是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合着的《壮族文学发展史》（上、中、下）。分析壮族文学研究中的两位佼佼者，展示桂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开创性工作，探讨桂学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工作，以及研究工作者所具有的工作态度与人生风度。
一、周作秋先生的壮族文学史理论研究
周作秋教授，1934 年出生，壮族，广西田东人。1958 年毕业，留在广西师范大学（原称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并担任民族民间文学教研组组长。于 1958 年秋在广西师范大学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学界视其将壮学系列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进而表明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确立，这也是将桂学列入大学课堂的开创之举。
周作秋先生作壮族文学研究，一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二是出于对本民族热爱。周作秋先生作壮族文学研究，试图借鉴壮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美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壮族文学创作作出评述，阐明壮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壮民族是富有诗性智慧的民族，壮族的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更为关注心灵体验和情感的直接宣泄，更为注重天人和谐与心情舒畅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周作秋先生等人的《壮族文学发展史》，尽力突出壮族文学的个性，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文学格局中展示壮族文学作为独特“一元”的风貌和特质。该书以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学发展史观照壮族文学的演化历程，把壮族文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置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系统中加以阐述，充分论述壮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所呈现的特点，同时揭示汉族社会与文化对壮族文学的深刻影响。该书的体例创新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着作的编写，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壮族文学发展史》之前有周作秋先生等人的《壮族文学史》，兼容了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多种创作与传承模式，彼此相互交织成壮族文学发展历史的壮丽画卷。周作秋先生主要负责流传民间的口传文学部分，他是壮族，懂壮语，又重田野调查，自然得心应手。壮族文学的研究，其指向之一就是壮族民族性的研究；而桂学研究的宗旨之一，就是本地域各民族的民族性研究。
周作秋先生作壮族文学研究，首先注重解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何其芳发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根本方法是“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引出正确的结论”［1］69。他提出在处理材料方面，有些问题要提出来讨论，诸如对口头的材料加以忠实可靠的记录和整理，在文学史中怎样具体地运用批判地继承遗产的原则，以及批判地继承不止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还有编书讲究体例问题等。周作秋先生在《编写民族民间文学史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其一，搜集资料时如何克服某种偏向，即只重视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而对所谓反面的、具消极意义的的作品弃之不顾；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品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其二，在搜集资料时要注意作品的断代以及随着时代演变问题，确定其“源”与“流”的关系；其三，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要保证材料真实可靠，这样才能保证研究上的科学性。周作秋先生完全是在编写《壮族文学史》的基础上谈自己的一些体会的，举的事例全是壮族文学史上的例子，他把撰作《壮族文学史》事件，上升为编写民族民间文学史的理论，读起来令人信服，与何其芳的论述相互辉映。一来晚出者转精，这是学术规律；二来，周作秋先生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的理论问题，多是从其民间调研和文学史编纂的实践中来。
周作秋先生作壮族文学研究，其成果有着多年的积累。1961 年 7 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壮族文学》，就有周作秋先生参与。周作秋先生的研究成果有《谈壮歌的形式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论壮族创业史诗〈布洛陀〉》（《广西师大学报》1984 年第 4 期）、《评民间长诗〈毛红和玉音〉》（《学术论坛》1984 年第 4 期）、《正确认识与对待民族民间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广西师大学报》1990 年第 6 期）等。周作秋先生还出版《玛拉沁夫研究专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年）、《周民震、韦其麟、莎红研究专集》（漓江出版社，1984 年）、《李英敏研究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这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的研究，自然扩大了周作秋先生作壮族文学研究的视野。
周作秋先生为壮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为人却很低调，处世很淡定。《壮族文学史》获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按例，一等奖获得者可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但周作秋先生却未获得，人们为之遗憾，但他始终很淡定。周作秋先生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爽朗大笑。1987 年，我们在玉林地区带实习生，我在陆川带队，周作秋老师与覃小曼、王川娅诸老师在邻近县，一起到陆川来坐火车返桂林。我们在火车与学生聊天，周老师坐在两节车厢交接处，靠在行李，默默地看书。我因为想写周作秋先生的壮族文学史研究，就问徐赣丽（93 级研究生，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对周先生的印象，徐赣丽说：周老师很聪明，他总是笑呵呵的，很少批评人，也很少生气，常常含而不露；但我觉得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有次请南京大学的高国藩老师来讲学，他做主持，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发言，对于来宾的介绍，对于学校和教研室的介绍说得很到位。
二、黄绍清先生的壮族现当代作家研究
黄绍清教授，1934 年出生，壮族，广西上林人。1956 年入广西师范大学（原称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科学习，1958 年毕业，留校任汉语与写作教研室助教，兼任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他的教学与科研，前者以写作教学“鸣”，后者以壮族文学尤其是壮族现当代作家研究“鸣”，二者的切合点在于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培养新人。
黄绍清先生喜欢写作，当时班里志同道合者很多，他要好的同学一个是农学冠，另一个是刘国藏，也爱写诗，古体新诗兼擅，他们三人或一起讨论写作，或一起发表作品。后来刘国藏在江西出版局当领导。1995 年秋，江西师大主办古代文论学术会议，我和黄绍清先生一块去参加，还到了刘国藏老师的家，听他们在一起聊当时在班里写作的一些事情。
刘国藏老师确实爱写作，他的儿子是我校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他重返母校见到他的老师、同学以及同事，于是写了好多篇诗歌，有古体，也有新诗，充满感情。黄绍清先生自 1957 年开始发表作品，一开始是在年级里办板报，陆陆续续参与的是命名为《晨曦》《百花亭》《叠彩》等板报和油印刊物，还有《钢花》，黄绍清先生任主编。1958 年，教育部指示开设写作课，于是成立写作教研组，黄绍清先生留校教写作。他说，自己讲的第一次课，是讲报告文学，就是自己没写过的体裁，那时找了很多参考资料，写出教案，工工整整的，请教研组的老师及系领导看，再试讲，通过了才能登上讲台。系里面也很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林老（焕平）刚摘右派帽子，分配在写作教研组，系里就指派他指导青年教师，他也非常热心。黄绍清先生说，自己写的作品常常请林老指导；文革后，也是林老与贺老（祥麟）推荐他参加广西作家协会。
黄绍清先生教写作，最高兴的是就是推荐学生们的作品公开发表。黄绍清先生说，61 级有个学生叫黄静云，是印尼华侨，秋季入学后，写作课的作业是自己命题写一篇散文，她写了一篇《桃花开了》；当时印尼掀起反华浪潮，迫害华侨，她回到祖国，上了大学，虽是秋天季节，但她看到中文系教学楼前的桃花开了，心情无比愉悦，写下此文，语言流畅，文字优美，且寓意深切。黄绍清先生推荐这篇作品在《桂林日报》上发表了，大家都很高兴。报纸方面是因为发表了切合现实形势的作品，绍清先生因为看到自己的学生有了成绩，也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有了效益，学生是因为自己的心愿能够让世人知道、理解，更多的则是自己的作品由书写变成了铅字，发表过作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的。我看过 88级肖晶一本散文集，《秋天的歌》是写黄绍清先生的，其中写道：“我记住你的话了。我知道，在另一座城市，你在注视着我，还有我手中的笔。我会一直一直写下去。”肖晶散文集《枫尾子》，黄绍清先生写的序言。黄绍清先生说，这些年来，经他指导并推荐发表的学生作品有几百篇，仅近年来推荐漓江学院的学生作品就有十几篇。黄绍清先生曾在 96 级基地班讲授《论文写作》课，从收集资料、确定选题等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训练，大受欢迎。有个学生叫文娟，后来考上华东师大硕博连读。她说，从黄绍清先生《论文写作》课“获得的是一根点石成金的食指”。
黄绍清先生也喜欢做研究，他是壮族，研究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他就更喜欢。先前中文系做过一些民间民族文学的调查、采风与研究，而真正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则是改革开放以后了。黄绍清先生自撰或合撰的民间民族文学着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宗教色彩》《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述要》《壮族文学古籍举要》《壮族现代文学卮论》《壮族当代文学引论》，主编《壮族当代小说民族审美导论》，合着《壮族文学史》《壮族文学发展史》等。壮族文学的传承，虽也有以民间流行的古壮字记录下来而作为载体者，绝大多数还是以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为主，所以，壮族文学研究就必须要进行田野调查，那么，顶风冒雨、风餐露宿就是常事，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黄绍清先生说：有一年春节刚过，阴雨不停，他到隆林去采风，那天坐在客车右边最前排，一个拐弯处，前方突然冒出一辆卡车，一下子撞上了，幸亏对方是空车，客车把它撞得戳到山坡石头缝里。学生们听了，就对黄绍清先生说：这《壮族文学史》不仅仅是心血的结晶，还是命换来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黄绍清先生到柳州地区的柳江、柳城去采风，是春节期间，阴雨霏霏，到处泥泞；但住在柳州宾馆，与周作秋先生，还有曾庆全先生（以后调到中南民大工作）等，被作为第一批客人进驻。1982 年三月三，开壮族文学史讨论会，在长寿之乡巴马举行，北京及有关少数民族文学专家都有代表来参加，因为大家都要撰写本民族的文学史，壮族文学史的撰写是先行一步，大家都来参会，很多是来取经的。当年《壮族文学史》没有现当代部分，后来在《壮族文学发展史》中补足了，主要就是黄绍清先生执笔的。壮族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即为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合着的《壮族文学发展史》，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奖。《壮族文学发展史》的体例构架，融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美学、文体论于一炉，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印证，美学与民间口头创作相融合，以壮民族发展史统领壮族文学的演化，以民族史、文化史、审美史、文体风格演进史观照壮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此构建起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学史的一个统一整体。
黄绍清先生不但自己做研究，还指导学生做研究。他指导研究生徐赣丽硕士论文《“布洛陀经诗”的文化意蕴》，六万多字，答辩是获得优秀成绩。他又指导徐赣丽“化整为零”，分成五篇系列论文，推荐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上连载。他还有指导本科生做民族文学研究而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经历：91级学生刘永娟，本科毕业论文《意蕴沉重，文体潇洒：论壮族作家黄佩华小说创作的艺术个性》，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1996 年第 1 期。毕业时，黄绍清先生介绍她到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工作，刘永娟在桂林日报撰文《绿叶对根的情意》回忆母校生活，怀念母校老师，还说起这件事。徐赣丽虽然已经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但仍然从事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她说：春节在河池乡下调研课题，收到黄绍清先生发的短信，就回短信说，自己很惭愧，为了工作，连节日的问候也顾不上了。黄绍清先生又发短信说，做老师的看见自己的弟子做出成绩来是最高兴的事情。
黄绍清先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壮族文学史，或者说他能触类旁通，这就是对原始壮字的研究。他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上发表《壮族方块字的创造和运用》，提出民间流行的古壮字的构成有四种方式：一是借用与壮语同音的汉字表义；二是译音表义，用与壮音相同的汉字表达壮语的意义；三是音义结合，即用两个汉字组成壮字，一个表壮语的音，一个表义，也有上下结构、左右结构与内外结构等；四是省去汉字的某些笔画来表义。一个从越南归来的华侨学生说，越南的喃字就是这样写的，黄绍清先生说，我也没有得到验证，可以进一步研究。
作为一个壮族文学的研究者，黄绍清先生现在也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黄建光《谈黄绍清诗论中的民族性》［2］36-38，从民族生活及环境、民族传统文化及风俗、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民族精神、民族审美等五个方面来分析、阐述黄绍清对壮族诗歌评论的民族性。
2014 年，黄绍清先生 80 周岁，他写下《双禧赋》以示纪念，词曰：
喜度八旬人世间，浮生荣辱苦酸甜。花开叶长随春意，日出月升由上天。 童稚焉知生路远，壮龄方晓旅程艰。晚霞怿见春光灿，丹景昭明鹤发妍。
甲子轮周赤骥奔，践行誓约六旬春。丹心注入正能量，热血沸扬慈母恩。冬雪秋霜吮乳汁，春花夏菽沐朝暾。耄皤须鬓银光耀，炫丽锤镰浩气存。这是黄绍清先生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和感悟。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桂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支柱之一。周作秋、黄绍清二位先生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或重理论开拓，或重田野调查，或重第一手资料，或重全方位研究，或触类旁通等，这些都是桂学研究中的各个学科研究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周作秋、黄绍清二位前辈学者对本地域文化、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孜孜不倦的研究，这也是广大桂学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共同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1］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J］.文学评论，1961（5）.
［2］黄建光.谈黄绍清诗论中的民族性［J］.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