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诸如苗族作家沈从文、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彝族作家李乔、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李凖、回族作家白先勇、张承志、霍达、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等等，不仅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优秀代表。这些作家的突出成就与重要文学史地位内在地决定了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那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欣赏方法主要有哪些呢？笔者对此作一些简单的探讨，供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参考。
在我看来，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欣赏方法表现如下：
第一，通过作家创作主张欣赏作品。作家是创作的主体，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结晶。作品的主题内涵、表现形式与艺术风格等等，往往是作家创作主张的直接体现。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同样如此。像沈从文、阿来作品的主题内涵等等，就是他们文学主张的直接贯穿。1936年1月，沈从文曾经明确地指出：“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些话表达的实际上就是沈从文核心的文学主张。对他来说，文学就是对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讴歌，是对美好道德精神的崇尚。这种特立独行的主张体现了沈从文对现代工业文明与都市社会的强烈不满，因为后者带来了人的道德的下滑、人性的异化与人的精神的萎缩，他希望通过文学来修复与重造民族道德，让人的精神重回农耕社会自然、和谐的美好状态。拿沈从文《边城》来说，无论是作品主题还是人物塑造，毫无疑问都是他这一创作主张的成功实践。
《边城》的主题，质言之，便是对古朴、原始的人性美的赞美，对农耕文明的讴歌。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少，无论翠翠、大老、二老，还是老船夫、船总顺顺抑或杨马兵，都是那样善良、质朴、厚道，堪称人性美的浮雕。
尤其是少女翠翠，天真活泼，善良温顺，从无机心，“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甚至“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他的《长河》《三三》《会明》《柏子》《夫妇》等等，也是《边城》一类的作品。而他的《八骏图》《大小阮》等书写都市生活的作品，则表现了对现代都市人思想、性格、情感被权势、金钱等异化、扭曲的批判，是他表现人性美创作主张的间接体现。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阿来指出：“我始终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所有人，不论身处哪种文明，哪个国度，都有爱与恨，都有生和死，都有对金钱，对权力的接近与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同特质的人类文化可以互相沟通的一个基础。”
新世纪之后，阿来则重申：“文学从来就是这样———用特殊来表达普遍，讲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但往往映射的是一大群人的命运，讲的是一个民族的遭遇，但放眼整个世界，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类似的遭遇，也就是说反映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我说文学‘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观点需要加一个前提，即体现普世的价值观，在特殊性当中包含一些普遍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是人类普遍价值观上的意义，不是简单的思想意义，不是某一个思想潮流的意义，一个政党的什么意志，甚至不是一个民族一个阶段大多数人的某种情绪。”
对阿来而言，文学或民族文学不仅要表现民族性，而且要表现人类性，也就是要从人性层面寻找不同族群、民族之间的共性，表现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表现人对金钱、权力的态度等等，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与共同命运，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由此需要超越特定的时间、地域、民族、阶级与党派樊篱，应上升到人类的高度，追求普世的价值。
阿来的创作主张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观念的飞跃，也因此把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推向更新更高的层次。许多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大容易读懂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与《格萨尔王》等作品，因为他们不了解阿来的这一创作主张。而《尘埃落定》《空山》与《格萨尔王》等作品，也正是阿来这一文学主张催生的果实。拿《尘埃落定》来说，作品着重表现的主题———如麦其土司追求权力与欲望、人类生存的荒诞与虚无等等，正是阿来对普遍人性与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与思考，是阿来上述创作主张的外化。也因为如此，它不仅是藏族部族生活的叙事，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寓言，是超越民族的，也是超越时代的。
第二，通过文学思潮欣赏作品。文学思潮往往是时代多种因素的结果，并反过来左右作家的创作。“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倡导“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思潮———如强调文学主题上的反帝、反封建，形式上的“拿来主义”，文字上的白话文。
文学巨匠鲁迅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作品，正是自觉践行这一文学思潮的结果。鲁迅作品的主题、形式与文字手段等，都可以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找到依据。而大批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又何尝不是鲁迅的后继者呢！就沈从文而言，他的文学创作除了表现人性美或文化守成主义取向的 《边城》等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类型，这便是与鲁迅一样，表现现代启蒙精神、反对封建愚昧主题的作品。《萧萧》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了一个三岁男孩做童养媳，两年后受长工花狗勾引怀上了私生子，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婆家认为萧萧败坏了家风，欲按族规将萧萧沉潭处死，或发卖。
后来萧萧产下男婴，婆家转怒为喜，对萧萧不予追究。可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六年之后，萧萧又给自己的儿子牛儿娶了一个童养媳。昔日的生活悲剧将重演。
从这些不难看出，《萧萧》的主旨便是审视萧萧这样的湘西普通民众精神上的愚昧，以及形成这种愚昧的封闭自然与社会环境。沈从文表现启蒙思想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巧秀与冬生》《新与旧》《夫妇》《贵生》《旅店》《爱欲》等等就是。就启蒙主题而言，沈从文与鲁迅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启蒙的具体路径有所不同罢了。比如，站在现代人本主义的立场，沈从文认为男女之间自然而然的性爱是美的与合乎人性的，封建禁欲主义则是不人道的与反人性的。鲁迅小说主要是审视与批判国民愚昧、麻木不仁等劣根性。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题上大量地表现为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40-70年代工农兵文学思潮推涌的结果。
第三，通过中华传统文化欣赏作品。国外着名文艺理论家荣格说过：文学就是代集体无意识“立言”。所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就是千百年来的种族远古文化记忆，是经过无数次重复的原型、原始意象或神话形象，它存在于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为人类群体所共有。文学创作就是作家在遭遇同样历史情境时，“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荣格的解释有些玄奥，且排斥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存在一定片面性，但又不无道理。他的集体无意识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传统文化，他的观点强调了传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从古到今，我国文学一直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国中华传统文化既包括被称为中华元典的先秦文化，也包括东汉之后从印度传入我国、并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儒、道、释与侠。
杜甫的诗歌称得上儒家精神的文学阐释，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陶渊明诗歌更多的是道家隐逸思想的显现，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的诗歌、《红楼梦》、《金瓶梅》与《西游记》等大批作品，显示了佛教思想的深刻浸润。唐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现代新武侠传奇、金庸小说等等，则反映出侠义文化的源远流长。所以，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有利于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同样，中华传统文化对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沈从文作品受中国道家文化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沈从文强调表现“自然”的人性美，其哲学基础便是道家的自然哲学观———所谓“道法自然”。老舍《宗月大师》描写宗月大师的散财济困、乐善好施，同时表征了老舍对佛教精神的高度认同。张承志《精洁的精神》等作品，津津乐道于以荆轲为代表的古代侠客精神，也联结着一条与传统侠义文化之间的文化脐带。而无论沈从文、老舍，还是其他许多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普遍赞美下层民众的侠义精神，毫无疑问都是传统侠义文化精神的重现。对当代各民族大学生来说，注意把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也能够打开欣赏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方便之门。
第四，通过少数民族文化欣赏作品。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光辉灿烂、多姿多彩。无论是古代少数民族文学还是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也包含着汉族文化、外来文化与时代文化等诸多因素，但更多地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折射。就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折射不仅显示出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与独特性，而且反映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沈从文的《媚金、豹子和那羊》描写苗族青年媚金与豹子真心相爱，并不以“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为前提，所表现的正是苗族重情轻利的文化精神。他类似的作品还有《月下小景》《阿黑小史》
《边城》等大量作品。他的《虎雏》《虎雏再遇记》《柏子》等作品，则极力渲染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的彪悍与血性，内中所透出的也正是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活力。霍达、张承志、石舒清等回族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对伊斯兰教文化精神的诠释。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描写梁亦清一家“笃信”伊斯兰教，恪守伊斯兰教教义，“伊玛尼”就是他们的精神生命。正如有学者所言：“对穆斯林而言，信仰是一种终极的关怀，一种获得终极价值的力量。穆斯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一个小小的念头，都能与信仰联系起来。信仰成了穆斯林的力量源泉，信仰也是他们判断是与非，美与丑的最高标准。
他们为信仰而活，也能为信仰而死。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信 仰为 指导的。”
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着重表现了回族伊斯兰教的“精洁”精神，以及清清白白过一世的人生价值观念。许多藏族作家、蒙古族作家则在他们的作品里用力表现了佛教文化精神，因为佛教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深深地融入到藏族与蒙古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比如，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就大量地写到了藏民到拉萨的“朝佛”，表现了藏民对“佛”的信仰的执着。阿来的《格萨尔王》更是写到佛教与藏族之间的血脉关系，格萨尔作为神子下凡拯救人间，秉承的正是佛的旨意。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与《活佛的故事》等，也都写到了蒙古族对佛教的信仰。所以，汉族大学生尤其少数民族大学生欣赏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仅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了解寻找到理解的钥匙，而且更是有必要全面、深刻地学习少数民族文化。
第五，通过文学接受欣赏作品。所谓文学接受，这里指的是作家对前辈作家创作经验的学习与接受，或者说他们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一样，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也受到了两大方面的影响：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影响。阿来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最悠深最伟大的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我自己的文学，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的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的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
阿来的创作既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又受到了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就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言，阿来承认“美国当代文学给了”他“更多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给了他“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纯情人格的失语症。”
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身上不难看出其与美国犹太作家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之间的似曾相识之处。当然，《尘埃落定》所受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还包括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略萨《绿房子》等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沈从文、老舍等前辈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沈从文曾说：“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觉得方法上可取处太多。契诃夫等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
这表明了沈从文对外国文学表现技巧的借鉴。尤其是他的《边城》《湘行散记》等作品所采用的景物描写与散文化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对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写作经验的成功借鉴。老舍则这样说过：“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况且呢，我刚读了Nieolas Nieklebv（《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Piekwiek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这就决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张的哲学》的形式。”
对老舍来说，英国小说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无论是作品主题还是表现形式都是如此。除了老舍说的《老张的哲学》受到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影响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比如他的《猫城记》就受到了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深刻影响。
从上述分析看出，大学生们对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欣赏，还需要从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寻找源头，进一步认清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创作特点，把握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
如此，方能开阔眼界，顺流溯源，由此及彼，融会贯通。上述是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欣赏方法。在阅读与欣赏中，每种方法的运用并不一定彼此截然分开的，相反，却很可能是彼此交叉或重叠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阅读习惯使然与缺乏阅读与鉴赏经验，汉族大学生也好，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好，往往只局限于阅读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本身，而不去查阅相关参考文献或外围资料，不懂得了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谈、创作主张、中华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接受对于欣赏与理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与意义。在此，也呼吁他们改变以往的阅读习惯，培养新的阅读习惯，扩大知识面，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欣赏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提高鉴赏水平，增强阅读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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