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的口传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要素,是研究各民族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鲜卑族作为北方存在时间长,且建立多个政权的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口传文学。学术界对于这些口传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价值和形式方面,对于其史料价值的研究尚显薄弱,主要有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认为《代歌》是拓跋鲜卑的史诗;黎虎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论及慕容鲜卑的《阿干之歌》,认为《阿干之歌》反映了慕容鲜卑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历史;逯耀东先生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研究鲜卑早期乐歌《北狄乐》《真人代歌》《国语真歌》《国语御歌》《鲜卑号令》等,论述北魏初期“胡风国俗”杂糅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文学研究涉及到鲜卑族早期歌谣问题,但不是从史料价值角度的研究。本文尝试从文献记载的鲜卑族传说、歌谣等文学资料入手,探讨鲜卑各部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鲜卑族早期历史进行解读。
一、鲜卑族口传文学的渊源及表现形式
口传是早期人类社会主要联系方式,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使用不普及的时代,人们记录社会风俗、民族文化与历史主要是靠口耳相传,代代延续,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以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形式为主的口传文学。鲜卑族也走过这段文学发展的历程。
鲜卑族作为东胡族系一支,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能歌善舞,《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三国志·乌桓鲜卑传》均记载:鲜卑族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歌唱成为传承他们民族文化的主要路径。在没有文字时代,“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鲜卑族通过“人相传授”的方式记录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人相传授”主要是通过歌唱或讲故事等形式在代际传播。
(一)传世文献中有关鲜卑口传文学的记述
有关鲜卑族口传文学的资料主要见载于《魏书》《晋书》《十六国春秋》《资治通鉴》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从传世文献记载看,鲜卑族有大量的乐歌,如《魏书·乐志五》记载“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北魏《国语真歌》十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已轶。
这里的“国语”无疑是鲜卑语,是用鲜卑语吟唱的歌谣。它们与《真人代歌》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所论述,如黎虎先生认为:“这是将鲜卑语言用汉语同音字记录下来的两部集鲜卑歌曲大成之作,这也是鲜卑族首次将本民族音乐编撰成书。颇疑《真歌》即包括《真人代歌》等早期鲜卑族歌曲,《御歌》当是鲜卑族建立政权后创作的宫廷《雅》《颂》类歌曲。”
可见,当时代北存在大量鲜卑族早期的歌辞,为了宫乐的需要,拓跋魏曾组织人力筛选辑集过代歌,这才出现史歌总集《真人代歌》。《真人代歌》《国语真歌》《国语御歌》《簸逻回歌》《梁鼓角横吹曲》,其内容应该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包含一些鲜卑早期历史史料,是鲜卑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鲜卑族口传文学资料在流传过程中逐步散佚,存世很少,但从传世文献的零星记载中也能反映出其存在的价值。
(二)墓志中对鲜卑族口传文学信息的记载
鲜卑族不仅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发达时期盛行口传文学,就是在已经汉化之后也依然保留着这种表达形式。有些家族也通过歌谣等形式记录自己家族历史传承。在北魏墓志中有一些关于用歌谣传唱家族历史的记载,如正光五年(524年)元子直墓志,说到其家世业绩“故已播在民谣,详之众口”;永熙二年(533年)元肃墓志,记肃父扶风王怡“道勋出世,列在歌谣”;武定八年(550年)穆子岩墓志赞美先人事迹说:“家图国史,可得详言”。这些墓志是北魏末年和东魏时期作品,在汉字已经普及,汉语已成为官方语言,汉族传统纪传体史书十分发达的时期,这种口头传唱在鲜卑族中依然盛行,表现出一个游牧民族对自己文化的独特喜爱。一直到唐代,鲜卑族的这种传唱形式仍有保存。《旧唐书·音乐志》载:“开元初,以问歌工长孙元忠,云自高祖以来,代传其业。”“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并州人也,亦世习北歌”贞观中,有诏令贵昌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长孙家族出自鲜卑,这种世代传唱的“北歌”乃鲜卑语歌谣,此时鲜卑族已基本融合于汉族,而这种口传文学的表达形式进入唐朝宫廷,被当政者接受。目前所见墓志中没有歌谣的具体内容,但从记述的信息中可以看出,这些具有家族私人性质的歌谣在当时应该有着广泛的流传,是记述鲜卑家族和朝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随着鲜卑族的汉化,文字记载逐步成为他们记述历史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手段,口传文学传承形式发生改变,逐步文字化,但不能否认早期口传文学的存在及其价值。
二、鲜卑各部族早期传说的史料价值
人类最初级的历史意识是不自觉地、本能的,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就是靠口传和回忆的形式记录历史。这种世代相传的故事讲述,现在我们称之为传说,它既属于文学范畴,也蕴含着丰富的史学内容,其主要功能是传承文化。“从史学产生的渊源上说,传说也就成了传播历史知识的最原始的形式”,它虽“不是历史学,但它有历史故事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观点,也有自己的表述形式”。
每个民族都曾经历口传历史时期,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记忆自己遥远的祖先。
(一)早期传说在研究鲜卑族族源、祖先等问题上的价值
鲜卑族因其早期“不为文字”,故没有留下本民族早期历史的文字记载。较早系统记载鲜卑族历史的汉籍是王沈《魏书》和范晔《后汉书》的《鲜卑传》,所记述的鲜卑族已经活动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北的蒙古草原,此时的鲜卑族已是比较强大的游牧民族,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漠南之地。”
在此之前的鲜卑因“未有名通于汉”而不见载于正史,与汉朝政府“始通译使”确切纪年是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那么,汉籍记载之前的鲜卑历史如何?《魏书》作为鲜卑政权官修史书,记载鲜卑族早期历史的资料从何而来?目前我们无法说明其全部资料来源,但有一个源头是可以肯定的,即鲜卑族各个部落的传说。霍尔姆格兰在分析《魏书·序纪》有关拓跋早期史的资料来源时曾写道:“在这里,魏收所能拥有的,无非是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和他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
口头传说是魏收从事史学写作的素材之一。
鲜卑各部族都有自己的传说,主要是关于祖先和族源的记载。慕容鲜卑的传说认为自己是“有熊氏”的后代,《晋书·慕容廆载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这段文献明显来自于慕容民族的早期传说,这个传说为研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提供了三点信息:祖先是“有熊氏”,族属是东胡,社会风俗官制与匈奴同。这就为研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提供了大致的范畴和参考的对象,即以匈奴族为范本,研究慕容鲜卑早期社会风俗史。拓拔鲜卑传说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为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拓跋鲜卑的祖先是黄帝,鲜卑族名来源于大鲜卑山,一直到毛皇帝才有明确历史记载,而毛皇帝之前的六十七世的世袭资料应该主要来源于当时存在的传说。宇文氏传说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神农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日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候,为魏舅甥之国。九世至候豆归,为慕容晃所灭”。
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炎帝,并说明族名来源和早期的世袭发展史。
上述传说是后世史学家根据各部族的口头传说和存世文献整理而形成的,资料有明显的修饰痕迹,如各部族的祖先“有熊氏”、“黄帝”和“神农氏”明显是这些部族汉化到一定程度后,统治者为将自己的部族或政权纳入汉族所谓“合法”序列而编造的,是出于所谓的“正统”的考虑和政治需要而进行附会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传说的史学价值,有些是根据其民族真正的传说保留下来的,为研究鲜卑各部族早期发展史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后来一些考古资料也证明了其真实性。
(二)早期传说为鲜卑族名的确定提供佐证
关于鲜卑族名,在其它文献中也有记载,较早的是《国语·晋语》第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和《楚辞·大招篇》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引应奉曰:“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
《翰苑集》注引《汉名臣集》:“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出塞,鲜,少也;卑,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今其人皆髡头,衣赭,手足庸肿,此为徒人状也。”这些纷繁的传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1980年大兴安岭北部鲜卑人祖先居住的嘎仙洞的发现,里面的碑刻为研究鲜卑祖先提供了新的实证,与《魏书·序纪》中关于鲜卑族早期的传说基本吻合,即鲜卑族早期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山脉的中部和北部,居于鲜卑山,因以为名,学术界也因此得出关于鲜卑族名和早期历史发展普遍接受的结论,证明上述文献记载的错误。从此可以看出,这些传说中存在着各部族历史的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有某些人为修饰或文学性过强而否定其历史价值。
三、鲜卑各部族歌谣的史料价值
口传文学除传说之外,还有歌谣,包括民间歌谣和宫廷歌谣,这里面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也是各民族历史的重要传承路径。法国语言学家和民间文学者特·拉维勒马该认为:“这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
鲜卑族歌谣正是鲜卑族文化的“储存处”,内容涉及了鲜卑族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军事斗争等方面,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具有很高的社会学、民俗学和社会史等方面的价值。口传文学的特质决定其传承的范围和时间,环境改变使一些民族的口传文学丧失存在的土壤而消亡。鲜卑族民歌以口传形式存世者已经不见,一部分转变为书面文学而保存下来。
(一)慕容鲜卑的《阿干之歌》为研究鲜卑部族分化与迁徙提供参考慕容鲜卑的《阿干之歌》见载于《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又《魏书·吐谷浑传》云:“(慕容廆)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曹道衡先生认为此歌谣作于晋武帝太康中后期(284-289年),“《通鉴》卷90记事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乃追叙前事,歌则当作于慕容廆继位之初也。”
此歌本是鲜卑语,今已散佚,我们无从知道《阿干之歌》的具体内容,但从《阿干之歌》形成过程看,是出于后悔与兄弟阋墙之事,怀念兄长的离去而作。黎虎先生认为“他不是一般为怀念而作,而是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这与慕容氏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的激烈家族斗争,特别是嫡庶之争有关。”
为我们了解慕容鲜卑统治集团斗争历史和吐谷浑部族历史提供参考。这首歌谣对后世影响很大,高人雄先生认为,“这首亘古之歌,影响深远,不仅以地名的形式留在人们口头,而且与吐谷浑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甘青宁一带许多方言中仍称兄为阿干。”
现在,在甘肃兰州附近的阿干镇一带流行一首《阿干之歌》,其歌辞曰: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归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干为阿干西。阿干身苦寒,辞我土棘住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这首《阿干之歌》不知是否是慕容鲜卑《阿干之歌》直接流传,但从内容上看,具有慕容鲜卑《阿干之歌》的因素。从流传的地域看,今本的《阿干之歌》流行于甘肃、青海一代,与历史上吐谷浑活动地域吻合,这就为研究吐谷浑的族源问题和迁移的路线提供了有力佐证。
(二)被誉为“拓跋史诗”的《真人代歌》史料价值在鲜卑族歌谣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歌谣是被称为“拓跋史诗”的《真人代歌》。《魏书·乐志五》谓“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这些歌谣唐以前多已陆续散佚。《旧唐书·音乐志》载:“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田余庆认为《代歌》内容从“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来看,应该就是拓跋史诗。“代歌是经过拓跋君主有意筛选甚或部分改造的燕魏之际鲜卑歌。筛选是按照道武帝个人意志进行的,目的是用口碑资料中的拓跋(也不排除鲜卑它部如慕容等)传说,编成歌颂先人功烈的歌谣,于代人中广为传播,为道武帝的帝业制造舆论。”
关于《真人代歌》,学术界研究成果很多,《真人代歌》的名称、内容、形成时间、后人窜加等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在此不再置喙,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那些歌谣记录了鲜卑族早期历史,是《魏书》等正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鲜卑族早期历史研究资料的缺憾。
(三)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鲜卑族歌谣为研究鲜卑族生活史、社会史、战争史等方面提供鲜活素材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5《横吹曲词》中有“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留存下来的歌辞是由通晓汉语的鲜卑人或通晓鲜卑语的汉人翻译而来的。留存至今的鲜卑歌辞数量不多,时间跨度大,内容也比较广泛,主要是反映战争、兵役、爱情及百姓生活,为我们从不同层面描绘出鲜卑族生活场景,是研究鲜卑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如《企喻》篇:“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裲裆,鉾鸐尾条。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鉾。”短短的几句歌辞,形象地描写了全副武装的游牧民族骑兵的气魄,“铁裲裆”(护心护背的铠甲)、“鉾”(头盔)、“鸐尾条”(头盔上的装饰物)为我们展示了鲜卑族骑兵的装备,这些在史书上很少记载。而其记载的真实性被后来的考古资料所证明,如敦煌285窟西魏壁画、河南邓县北朝画像砖、咸阳底张湾北周墓恺马骑俑等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图像和北朝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骑兵、战马、武士俑,战马和骑兵的装束与民歌记载基本吻合,足以说明民歌所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用作研究鲜卑族军事史料。《慕容垂歌辞》:“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这是一组描写慕容垂时与东晋之间战争的歌辞,形象地描写了慕容垂在这次战争中的不利情景和心态,为研究慕容垂时期与东晋之间战争提供了资料。《梁鼓角横吹曲》中还有一些描写鲜卑族与其他政权之间战争场景的歌辞,这些生动场面的描写足以弥补正史之不足。
在社会生活方面,歌谣记录得更生动形象,如《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这是一首热恋女子歌唱的情歌:“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歌辞质朴简洁,表现了鲜卑女子不同于汉族的开朗热情性格,也内含着汉族文化对鲜卑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双重民族文化的内蕴。乐府诗中的歌谣为研究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鲜卑社会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综上所述,鲜卑各部族都曾有过自己的口传文学,它以容易记忆的传说和传唱的形式记录鲜卑各部族的祖先、族源、历史事件、民风民俗,是研究鲜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弥补了研究鲜卑族早期历史和社会史资料的不足。但我们在运用这些资料的时候,要注意它们在传承过程中累加的成分,注意剔除后世的有意的附加和刻意的篡改和修饰,最大程度地还原口传文学的本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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