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云南巍山，史称蒙化。明清时期，蒙化彝族左氏土司传承512年，是云南历史上传承时间最长的土司之一。左氏土司家族成于武功，守于文治。据现存作品可见，这一彝族土司家族的汉文学习濡染深厚，存作不仅合于经典文学之体式（主要是格律诗词），且内蕴深厚，见志趣，显襟怀，可读可赏性较强。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作品既可视为左氏土司家族中人以文学为载体书写的心灵史，亦可由此窥知汉族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及其襟怀旨趣对滇隅少数民族文人的影响。这也充分显示出这一家族对汉文学的喜好和倾慕，亦是汉文学在边疆少数民族中产生显着影响的力证。
关键词： 云南彝族; 左氏土司; 家族诗文;
云南巍山，史称蒙化，是彝族文治武功兴盛之地。巍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唐代时有雄霸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南诏国，明清时期有传承512年的蒙化彝族左氏土司。当今学界关于左氏土司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左氏土司的历史、土司传承制度等方面，关于左氏土司家族的文化渊源、文学造诣等问题则尚有深入挖掘的空间。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左氏土司家族成于武功，守于文治。《蒙化左族家谱序》中记载：“滇西颇有名家，蒙阳左族尤为称盛，不但辟土开疆，世袭专城，且人文林立。自明至今，甲第科贡，代有其人，或以乡贤文行着或以忠烈孝义传。披览史志，令人欣羡。”1这一家族受汉文化与思想的濡染较深，并不满足于以少数民族土司的身份游离于汉文化圈之外，而是努力立足于其间，明清两朝，左氏土司家族在汉文化体系的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即可作为显证。多洛肯、朱明霞所撰《明清彝族文学家族谫论》曾将左氏科第之盛以表格的形式总结梳理，又云“彝族科举家族大盛，有利于文学家族的形成”，而诸彝族文学家族中，蒙化左氏是科举之最。2正是由于汉文化强烈地吸引并深刻地濡染了这一家族，兼之明清时期汉文学在滇云大地传播、流行与兴盛，左氏土司家族中人便成为了汉文学经典样式的传承者与创作者。明朝中叶，左氏土司家族中人曾有汉文学经典样式的创作存世，其后历代皆有文学作品传世，可见此家族对汉文学有着较为浓厚、具有内在传承性与延续性的好尚喜慕。更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存作品来看，这一彝族土司家族的汉文学濡染深厚，存作不仅合于经典文学之体式（主要是格律诗词），且内蕴深厚，见志趣，显襟怀，颇具可读可赏性。同时，左氏土司家族的诗文创作，与其他少数民族家族的诗文创作共同见证了汉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的努力与心血。仅以此文抛砖引玉，以待学界对左氏土司家族诗文创作有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左氏土司家族诗文创作概况
左氏土司家族诗文主要存录于康熙《蒙化府志》、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等方志文献中。总体而言，此家族存诗数量虽远不如大理白族赵氏、何氏等较为着名的文学世家，却无疑可与高氏土司家族并称为彝族家族汉文学创作的翘楚。今存世的近三十篇诗文作品，并非左氏土司家族汉文学创作的全璧，但可窥见其谨严的格律、深刻的内蕴和丰盈的志趣。对于存世诗文的概况梳理见下表：
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作品概表(1)
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作品概表(1)
据上表可见，有文学作品存世的左氏家族中人计十人，存世共二十八作。其中，第六代土司左正幼子左文彖存诗八首，为个中翘楚，其次是其父左正存诗五首。此外左文臣、左嘉谟、左世瑞等皆存三作，左麟哥等多人仅存一作于世。
左氏家族好文之风开于有明之中叶。虽康熙《蒙化府志》云左正为“左氏好文之始”3，其实左氏土司家族文学创作之风应首开于左正族叔左明理。左明理为明代庠生，究心诗学，题咏甚富，可惜作品多散佚，今存仅一诗而已。所存诗作《呈杨太史升庵》既见与远谪滇南的文人杨慎的交往，亦可视为左明理诗史观的具现。诗云：“百篇以后谓无诗，屈宋犹能擅楚词。汉晋宫墙奕代旧，宋元门户逐时卑。谪仙敏捷抡材绝，子美沉潜百战奇。我愿执鞭从上古，不堪堕落逐当时。”4此诗自《诗经》《楚辞》历历道来，对前代诗人诗风褒贬有度，评骘有节。左明理对宋元诗歌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弊端在于逐时而卑，气格不高。对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古代诗坛的双子星则赞誉有加，且精准地拈出“敏捷”“沉潜”二字为李杜作诗差异的概括。确实，李白诗歌发乎天才，不假锤炼，自然溢出，而杜甫则是“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方式，尚奇重精。最后的尾联，左明理表达了自己对诗歌风味的好尚和趣向，正是从乎上古而不逐当时，表明其与宋元以来诗风自觉分隔的诗学趣味与创作旨归。这样的趣味与旨归，又显然有着明中叶文学复古潮流的痕迹，可见左明理虽僻处滇隅，却对彼时国内文坛的总体风尚有所了解且有自己的态度与选择。左氏家族存世的诗文创作多律绝，而古体未见。总体来看，现存的诗歌是近于唐诗兴象高华、融情入景一脉，而与宋诗重文字、重才学、重议论的特点相去甚远。这与左明理的诗歌好尚是颇为契合的。
左氏家族承左明理诗咏之风而光大之者，主要是左正、左文臣、左文彖父子三人。三人存作占左氏土司家族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影响较大，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群体效应。其后，左氏土司家族历代皆有诗人，诸人存世主要为近体诗歌。近体律绝对格律要求极高，对起承转合、章法承接亦有严格规范，近体律诗尚有对仗的严格模式，确实是短中见难。左氏土司家族存世的近体律绝多可读可赏，不仅格律精到，且用典纯熟、语词雅驯，部分佳作能臻乎高致的诗境，可谓登堂入室，弥足可贵。显然，诸人是长期习染于汉文学创作而断非偶一涉笔、率尔操觚便能如此。其次，则有曲子词和古文各一。古体诗歌不见诸其存世之作。这或因文献散佚，也或可见左氏土司家族创作的好尚与佳作多在近体，古体尚有不逮。从题材来看，左氏土司家族的存世诗文多关乎山水自然之胜，发乎人情心曲之深，涉于家国大政者少，悠然物外者多。这也是此家族文学创作之传统趣向，亦显然与家风宗风有所关联了。
总之，左氏土司家族的文学创作传承有序，脉络清晰，家族文学渊源有自，绵承历久，家族文学的主体风貌较为趋近，显示出强大的家族影响力与传承性。其中，不论写山水景物、宫观寺庙抑或人情物态，皆可见内蕴的家族气质与风范，见诸人内在的志趣与心境，可读可赏。
二、左氏土司家族诗文的题材及内容
安尚育关注到左氏土司家族中的左正、左文彔、左文臣三人在题材上的相近倾向，指出其有“相似的题材及思想内蕴”5。其实，不独左正父子三人如此，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二十六作，题材分布并不疏散，而是相对集中于三大类型，即佛道类题材、亲情友情类题材以及纪事抒怀类题材。
（一）佛理道学之悟
单就题材来看，左氏土司家族存世之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与佛道有关的作品。左氏土司家族的现存诗歌有六首题目包含“寺”“宫”“观”“庵”等字，所写多为诗人游历佛道寺观的所见所感，此外尚有《怀羽客》《入云隐山房赠僧》等作与佛道中人有关。显然，与佛道有关的题材占据左氏土司家族诗文极重的份额。尤其，左文臣、左世瑞各自的存诗三首中皆有二首与佛道有关。此类作品不乏佳作，如左正的《题法云庵》在记事写景中见心境之超然与对佛理之妙悟。诗为：“碧涧层阴落木风，晚扶朱杖上花宫。隔林一笛夕阳下，为客八年尘梦中。白鹤向人思起舞，元猿何事啸相从。岩花阶草无颜色，惟有青山与旧同。”6此诗发端以“碧涧层阴落木风”点染出正是风吹落叶的秋天。次句“晚扶朱杖上花宫”写诗人傍晚拄着拐棍上法云庵的场景。诗人到了晚年一心向佛，踏着夕阳、拄着拐棍，情不自禁地驻足聆听山林的另一头传来的悠悠牧笛，欣赏夕阳美景。刚要到“花宫”佛境时，忽而又感叹为客八年，尘寰如梦。颈联写山中所见之景，情致清远。末两句“岩花堦草无颜色，惟有青山与旧同”借“花草无色”和“青山依旧”，表达了色空开悟、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的修行境界。显然，诗人对佛理深有所悟，深有所得。
以佛道为题材的汉文学作品，在明清以来的滇云大地虽不鲜见，然而作为彝族土司的左氏家族存世一定篇幅的关乎佛道的文学作品，却尤其值得关注。左氏土司家族对佛道的亲近濡慕，其实与其对汉文化的认同习染相关相联，更对家族的精神志趣和文学风味有着相应的影响。
（二）亲缘挚友之思
左氏土司家族存诗中关乎友情亲情之作亦颇可观。左文彖的《思宸儿北上》是左氏土司家族关于亲情的佳作，诗云：“万里关河万里心，时时北望五云深。行看马足风云拥，长虑狐裘雨雪侵。觖望滇山无朔雁，计程楚馆听寒砧。几时才得金台报，红杏堂前酒漫斟。”7左宸为左文彖之子，癸卯年中举人。该诗描写左宸上京赶考之际，其父对儿子的思念和关爱之情。儿行万里，父子连心，再遥远的距离也割舍不了父亲的牵挂，甚至出行越远，思念越深，所以诗的第一句说“万里关河万里心”，接下来的一句“时时北望五云深”写出了父亲翘首盼望的逼真神态。颔联“行看马足风云拥”中看得出对儿子艰辛路途的担心，这里的“风云”与前一句的“五云”相呼应。“长虑狐裘雨雪侵”更是活画出一位“暖男”父亲的形象。“觖望滇山无朔雁，计程楚馆听寒砧”进一步表达诗人盼儿早归、旅途顺利的愿望。彼时，左宸北上进京赶考，路途漫长艰辛，难以适应寒冷天气，且这又是一次决定人生仕途命运的未知行程。因此，左文彖不由感慨“几时才得金台报，红杏堂前酒漫斟”。还好，左宸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最后还是得了“金台报”，癸卯年中了举人，红杏堂前斟酒庆贺也应该少不了。值得重视的是左氏土司家族关于书写友情的作品。左正的《送李别驾归蜀》、左文臣的《怀羽客》、左文彖的《送学博李文台还平夷》、左世瑞的《入云隐山房赠僧》、左明理的《呈杨太史升庵》以及左麟哥的《满江红·喜友至》六作皆与友情有关，较为突出。这些作品不仅是个人友谊的记录，亦鲜活地体现出左氏土司家族的对外交流与文治巍山的努力。
左氏土司家把文教放在首位，最重视与文人的交流。康熙《蒙化府志》等地方文献记载，左氏土司家族与当时流放到云南的成都籍状元杨慎交往甚多。杨慎因大礼议而入滇，为滇云带来汉文学浩荡的声音与影响，使得滇云多地蔚然生秀，回响处处，出现汉文学创作与交流的第一次高峰。杨慎在滇期间三至蒙化，寓居冷泉庵，除与左明理、左正交流唱和之外，还教导鞠育蒙化本土士人。今存有关诗文，主要是左明理的诗《呈杨太史升庵》。此诗虽不重在表达友情，却可见左氏土司家族与文人交往之一斑。此外，不见诸诗歌却见诸史籍记载的，尚有左正与杨慎的相交，康熙《蒙化府志》云左正“礼士崇文，与成都杨慎相友善”8，可见一斑，而左正与杨慎共题蒙化圆觉寺的“宇宙大雄”牌匾，亦传为佳话。左正交往较密的文人不独杨慎，尚有李元阳、张志淳、朱光霁等滇云文学文化名人。其后，左世瑞与文人的交游唱和也见诸文献记载，《蒙化左氏簪缨人物图》载：“左世瑞……持躬雅洁，好士崇文，兼工书画。与张退庵、彭心符一时唱和，艺林称之，郡志文行。”9今存左氏土司家族关乎友人的诗歌中，左正的《送李别驾归蜀》律精调雅，深情隐然，颇值得一读：“三载阳瓜乐宦游，何当此别暮烟愁。得归故里舒长啸，便向孤舟下急流。金马浮云迷客梦，浣花明月醒人眸。于今四海波涛静，高卧南窗酒一瓯。”10此诗为送李别驾辞滇归蜀而作。据诗意，李别驾官位虽不高，却乐于在滇为宦，而归去蜀中，也是心境朗然，这从首联之“乐宦游”以及颔联之“得归故里舒长啸”可见其然。这种随遇而安的性情与“有魏晋风，好尚高洁”11的左正颇为契合，故而此诗虽为送别且首联落足于离别时暮色苍茫之愁，整体却不显沉伤，而是有着旷达豁然的超迈之致，读来通脱爽俊，如沐千里快哉长风。
巍山左氏土司家族笔下关于友情的篇章，较为生动地具化了这一家族的交友情况。从文人到佛道中人，从本地到滇外人士，左氏土司家族与多种社会身份及不同地域的人士有所交流互动。可见，这一家族并未固步自封于巍山一隅之地，而是积极地与外界接触融通。这种可喜的现象并非左氏土司家族的个案，而是植根于明清滇云对外交流的整体风潮中。随着元代滇云融入中国版图及明代对滇云统一治理的有力推进，滇云各界人士的对外交流逐渐自然化与常态化，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左氏土司家族自然不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氏土司家族中人与文人的交往。除因本身的歆慕与相得而与滇云及滇外文人相较，左氏土司家族还因文治巍山之故，更有意识与文人结交，引文人为用以期提升巍山文教水平，礼贤下士，好士之誉不绝，左氏土司家族关乎友情的诸多诗篇恰是其写照。
（三）纪事抒怀之忆
左氏土司家族存世之作中亦有多首写及日常生活的经历事件，包括游历、征行以及即事感怀等。左文彖《过盘江》：“安危虽是任苍天，回首风波亦惨然。谁肯平时先退步，都来险处欲休肩。片云北去天如水，五日南来雨似烟。好向莲峰学酣睡，掀髯江上笑张骞。”12此诗描写了诗人受朝廷征调前往滇南去平息地方叛乱的情景。从第一、二句“安危虽是任苍天，回首风波亦惨然”中可见，诗人承认安危虽然在于苍天，但自己也有经历过的风波可以回首，具有临危不惧、勇于战斗的精神，参与此次朝廷征调更是说明了这一点。“谁肯平时先退步，都来险处欲休肩”，在征战的路途中，在平坦大道上不断前进，到艰险处作休息调整，这是人之常情。“片云北去天如水，五日南来雨似烟”，诗人在艰难的征途中也不缺乏情趣，能欣赏自然之美，云天之境。尾联“好向莲峰学酣睡，掀髯江上笑张骞”表达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愿意像陈抟老祖一般，高卧莲花峰下，不问世事，而并不愿如张骞般辞家难归。这也可见左文彖当时苦于频繁的战乱和征行，而渴望乐道安命、稳居于家的心境。纪事抒怀类本是诗词最常见的题材，左氏土司家族中人深受汉文化与汉文学的濡染，亦多将人生的历程历历以诗词书写。这样的作品，融纪事、写景与抒怀于一炉，能见出左氏家族中人的心境与经历，能见出其性情与遭际，既可作诗史查阅，亦可管窥文人的心灵史。
三、左氏土司家族诗文的心境与志趣
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数量不多，题材较为集中，体现出一定的集中性与趋同性，这当与左氏土司家族中文人相近相通的内在人格与襟怀有所关联。这些存世诗文并非有限题材的无意书写，而是寄寓或映射出左氏土司家族中文人的心境与志趣，也体现出左氏土司家族在思想情怀上突出的汉化倾向。
（一）亲近山水、歆慕田园的心灵旨趣
左氏土司家族的存世诗歌写及较多自然之景、山水之境，颇见亲近欣然之意。同时，又对田园牧歌式的守拙淡然生活有真切的描述和悠然的向往。这样的人生境界与心灵旨趣显然已经高度接近汉族士大夫的趣味，显示出汉文化熏染的浓重痕迹。比如左正的《对雨书怀》一诗为：“淅沥空林雨，潇条野寺风。感时思古道，偃仰类儿童。涧草含新绿，岩花落旧红。身闲读易罢，心与白云同。”13此诗写景平易，却写山林情景如绘，全诗也在情境与心境的双重书写中体现了诗人亲近自然、心悦山水的内在旨趣。同时，空林、野寺、白云等意象在诗中的使用也可见，左正已是较为谙熟地运用汉文学中表现超然心灵志趣的常用意象，以书写对自然的好尚。所写虽无太大新意，却能从一个侧面感知左氏家族中人的汉文学习濡染，以及对汉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隐逸情结的认同。不独左正，左文臣的《山居》一诗也表现出对山水的亲近以及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诗为：“懒人骨相不封侯，放我清溪饭白牛。尘海客来休击磬，松风月上或登楼。谁临清寂无双境，我占盲聋第一流。多谢天公宽纵后，从今随处是丹邱。”14诗人在此诗中自称一副“懒人骨相”，因而无意“封侯”。颔联荡出远境，有超然之意，松风月上，时或登楼，尘海客来，何须理会。颈联则更透过一层，加深一层，直陈心境，清寂之境是诗人最爱，对尘世之非，何妨如盲似聋，超拔于其上呢？尾联继续大笔淋漓，感出肺腑，自道超脱俗务之后，随处皆是神仙居住之地。诗人心境之洒落超然，高拔于尘俗之上，如此霁月光风的精神境界使人油然而生高山仰止的敬慕之意。
左文彖之《晚归太极山房》则描绘了诗人秋日的傍晚走进彝家山村的情景。诗为：“东郭驰驱辏晚烟，杖藜扶入碧云巅。烧秋落日村边树，映水纤霞雨后天。石磴苔深人迹少，松巢云冷鹤飞还。茶余枕藉如茵草，新月疏林噪暮蝉。”15欣然于如此情景，并用富于诗意和情感的笔触真切写出，可见诗人对田园山水的喜爱。此类佳作在左氏家族存诗中不少，可谓隽句叠出，如左文彖《龙泉馆紫薇盛开独坐忆杜皖山》之“独坐竹床焚柏子，满庭空翠雨潺潺”16，左世瑞《春日宿三圣庵》之“山寺隐深林，轻烟带远岑。花枝含酒态，柳叶系春心”17，左熙俊之《晚游山龙山于寺》“落日蛩鸣黄叶径，斜风雁落白沙村”“送客前峰月一痕”18，以及左文彖《送学博李文台还平夷》之“一曲秋风一尊酒，万山红树白云多”19等，皆泠然可读，情景宛然。
左氏家族中人对山水的亲近以及对田园的喜爱，或有其天性，却显然也有着汉文化汉文学习染的影响。在其笔下，山水高远淡洁，田园生机盎然，读其诗，欣悦之感油然而生，悠然而远。这样的作品能出现在左氏家族笔下，可以说是汉文化与汉文学在明清时的滇云大地有了较为深入影响的结果。
（二）悠然远俗、出离尘外的雅趣禅机
与对山水田园的亲近相关甚至有一定因果关联的，是左氏土司家族中文人内在的远俗与慕雅，以及盎然的禅心。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至今的诗文既显高标不群之格，又见自然平易之心。
“鹤”这一意象在诸人诗文中出现较多，这与左正的经历或有一定关系。左正存世的散文《三鹤洞叙》，记述了诗人受道士的指引，到山下溪边看到一个洞中三鹤齐鸣，道士说为大吉。因此，左正别号为“三鹤”，他的小儿子左文彖号“肖鹤”。“鹤”在中华文化中的寓意深刻，代表高人隐士。《诗经》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山水画也常见“松鹤延年”等。中国的文人雅士以鹤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池鹤》、杜牧《别鹤》、苏轼《鹤叹》等。在文学作品中，鹤象征君子、大志、清高、隐逸、神仙、长寿等。左氏土司家族诗文中的“鹤”和诗人别号中的“鹤”显然能看出诸人的远俗与超拔。此外，诗中白云、月、疏林、青松、苔等冷寂意味的景象书写也较多，少了许多红尘凡俗的热闹，而多世外之感，超然之趣乃至禅理之味。
左氏土司家族中文人因长期汉文化的习染与熏沐以及与佛道等宗教的亲近，其中不少作品寓禅境而有远致，读来使人神飞意远。如左文彖《忆云林别墅》一诗为：“爽气晓来清，时时闻远鹦。遥思山野路，松下绿苔生。”20此诗写出孤寂清绝之境，且动静相兼，禅意盎然，淡淡几笔点染，境意俨然，读来使人悠然远俗。多洛肯、王谦谦对此诗也赞誉有加，将之视为学习唐诗意境而有所得的典范之作，盛赞其“描绘之景深邃杳寂，色彩优美鲜明，极富画意，带有王维特色的清净与静谧，使人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澄旷和寂悦。”21又如左嘉谟《憩云壑寺》则在写景中见出作者之超俗心境：“冥冥竹檐飞马，澄澄流水侵花。云静自饶生意，何烦榻石烹茶。”22此诗佳处主要在末二句。云静而自有生意，这便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禅意与体悟了。有此饶有生意的云，又何须烹茶呢？这倒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名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同样有超越性，同样有对自然最本真的理解与体悟。
这样的禅味显然与彝族自身的自然崇拜、土主信仰和毕摩文化旨趣大异，而是有着鲜明的中原士大夫雅文化的风味与特质。禅宗初兴于唐，大盛于宋，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佛教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融合的结果，与中国传统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与境意也颇有相契。其志趣高而清，寂而远，理趣机锋与妙悟自然相融，直指自心与佛性圆融相得，在唐宋以来的文人士大夫中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汉族文人习染日久而浸润其间的重要文化养分。左氏家族诗歌中呈现的宗教境界，显然并非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本来面目与倾尚，而是充盈着禅宗的趣好与境界。这与左氏家族中人深受汉文化影响，习染并热爱汉文化有关，亦是明清以来汉文学作品及作家以相当规模进入滇云大地而产生卓着影响的结果。
（三）乐观豁达、不囿俗见的超旷襟怀
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歌虽有对风波惨然的回首，更多的是对山水田园的欣悦以及对超然襟怀的书写，诸作少沉伤悲郁之感，而是达观豁然，不囿于俗的。这在左文彖的诗歌中体现得尤其鲜明。其《过盘江》以“笑张骞”结束，其《小哨山溪见梅》“又把梅花马上看”虽感慨却不低沉。最为典型的是其《九日儿孙供菊酒缘疾不饮》一诗。诗云“浮沤身世任苍苍，月树风漪秋色凉。小院黄花无恙在，开樽日日是重阳。”23此诗发端以“浮沤”二字写出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总也难留。但接着却以“任”字写出自己的不惧与洒脱。此句所用“苍苍”二字也语出有源。多洛肯、王谦谦以此为“偷意”的例证，并认为“‘苍苍’指天意，亦有韩愈《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中的鬓发斑白之意，象征了时光无常、任凭天意。”24结合诗题之“缘疾不饮”与结末二句“小院黄花无恙在，开樽日日是重阳”。可见，左文彖因抱恙在身，所以在重阳节当日无法与儿孙家人同饮菊花酒，这本难免有些遗憾的，诗人却说，只要黄花无恙，日日开樽皆是重阳，又何必拘泥于某日呢？这样的不囿于俗和豁达乐观的情绪，是使人感佩的。
左氏家族中人存诗所体现的超旷心境与达观态度，既有本民族及个人性情的原因，也可在某种意义上窥见庄禅思想对其精神的引领和渗透。苏轼作为中国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其境界之高，思想之达一直为后世所称道敬仰。苏轼词中有“此心安处是吾乡”，而僻处蒙化一隅的左文彖则有“开樽日日是重阳”，皆见心境的豁达超迈，可谓前后辉映。
四、左氏土司家族诗文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左氏家族在巍山传承512年，是云南承袭土府时间最长的土司家族之一。究其原因，当与这一家族对汉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有关。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家族，如此众多的家族成员习染于汉文学创作，且创作成就可圈可点，斐然焕彩，这无疑植根于对汉文化及汉文学的倾慕与喜爱。正是对汉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构成左氏家族得以数百年文治蒙化的基石，而左氏土司家族存世的诗文作品，正是这种认同与热爱的见证和结晶。除此之外，对左氏家族的诗文创作的意义及价值，还可从如下视角加以观照和认知。
首先，左氏土司家族的存诗是汉文化不断浸润滇云少数民族地区的见证，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内地化”的成果。云南地处偏远，其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较长时期内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然而，滇云一地显然存留着着亟待挖掘的文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云南虽僻处天南，距离中原政治与文化核心地带山高水长，却位于中原文化板块与南亚、东南亚文化板块的交接带，因此文化影响因素驳杂，充溢着多元性和复杂性：包括云南本土思想（植根于少数民族的朴素思想观念与文化、信仰）、南亚、东南亚异域思想（主要为印度传入的佛教等思想文化）与中原主流思想及文化（亦即汉文化）等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博弈、消长及融合。这一历史进程的最终走向与结果，是以中原汉族长期文明积淀形成的汉文化逐渐引领和浸润、融合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使得滇云大地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成为汉文化的文化共同体。在滇云史志的记载中，儒学的兴建，佛寺的盛衰、科考的数量等皆能从不同侧面映现汉文化对滇云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此外不可忽视的还有滇云一地的“文治”之功，文学的书写（尤其是汉文学创作）提供了内心层面更为细腻的感知文化存在、变迁、交织之有力证据。云南古代汉文学创作的发展态势与其地汉文化的推进在时间段上有极为默契的对应，即唐前为奠基阶段，唐宋时稍有发展，至元明清则历经由渐开至鼎盛的变化历程。文学风气之开，创作之盛，本与文教之泽被息息相关，自文学创作的数量与成就亦可反观汉文化推进力度与成效。
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世代居住的独特少数民族群体创造了体载多样、形式丰富、文化兼容的文学作品。云南古代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发端较早，多以创世神话、造物神话等的形式加以口头或金石传播；作家文学的兴起则稍晚，大致肇起于唐，而发展于元明，兴盛于清。无论民间文学或作家文学，古代少数民族文学之发展皆非孤立绝缘，而是呈现出文化牵引下的倾向性发展，即“内地化”。自明清以来，大理的白族何氏、赵氏家族，姚安的彝族高土司家族也是少数民族习染于汉文学、浸润于汉文化的显着存在，左氏土司家族的汉文学创作并非孤立现象。细细探究，其语言的创作历经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混杂的阶段，风格的确立呈现了由质朴粗拙向精美典致的发展历程，而且其中体现的精神境界也越来越具有汉族士大夫的特质与内核。以是，左氏家族的存世诗文创作正是汉文化不断浸润濡染滇云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心灵所得呈现与见证，可见为少数民族文学内地化的不朽成果。
其次，左氏家族的诗文创作还体现出“文化戍边”和“文学传化”对国家“大一统”的突出价值。滇云大地曾一度游离于中央王朝之外，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分合交织状态延续至一统而治的进程中，一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时代差异。直到元朝，“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始创蒙夷参治法，官有流土之分，而土官之地又为中央王朝行政区划之一的土司制度”25滇云地区正式纳入国家一统的版图。除了政治制度的设立之外，思想凝聚与文化认同对于建立地方对国家的归属，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统一治理起到了重要功用。
文化的涵濡和民族的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外共同承担了国家统一和边疆治理的要职。唯有从文化上高度认同和深刻融入，借助文化之力而戍边，才会有真正一统与和谐的融入。然而，云南属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加之山穷水恶、交通不便，闭塞的自然环境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该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思想文化极易长期保有本来面貌。汉文化的传入乃至外来思想与力量的融入、汇通以至改造原本的文化生态，往往极其困难。幸而，冰冻三尺虽非一日之寒，却也可在长年的春风化雨中浸润并萌育新芽。降至明清，随着国家大一统的日益强化和有力推进，随着流官、移民的入滇及其影响力的渐强，随着儒家思想伴随着官学教育的推进而蔚然人心，云南少数民族思想、习俗与文化的内地化倾向逐渐加强。这些映现的是长期的文化濡化之下，相对低势能文化向高势能文化的靠拢与延展。在这样的认同和牵引过程中，借文学传化又是极为重要的必备之义。左氏家族的诗文创作就是这种文化认同的最好注释和有力例证。
文学先天就与人有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它对于“人”的关注与记录具有其他领域不可企及的优势，文学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化信息和意义的重要载体，浸润着该民族的地域文化、审美、生产生活、经济变化、思维方式等内容，而且还能折射出深藏其中的民族认同意识。汉文化在滇云大地的传播过程中，文学一直是强有力且稳固的工具及载体。借文学以传教化，往往比死板枯燥的伦理说教、道德宣讲更容易深入人心。此外，文学中建构的文化认同是一种烙印在文字记忆中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既依赖于一个民族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又蕴藏着民族群体在当下时代变迁中重构的文化内涵，是从过去传承至今并致力于向未来延伸的持续性建构过程。作为文学传化结晶的左氏家族以及其余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那些为国家的安定而颠沛马上、长年征战的书写是家国情怀的见证，那些颂扬中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之词在几代人的诗文流播中吟咏不朽，都体现了汉文化思想的深层影响，具有越过种族、跨越地域、超越时间的传承价值和创生力量。
结语
左氏土司家族自明代中叶始开文治之风，历代皆有作者可寻。这一家族受汉文化及汉文学的习染极深，家族存世诗文虽不多，却多数能格律精严，水准不低，其间佳作频出，颇耐讽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氏土司家族存诗虽绵历日久，却有着较为突出而集中的题材与体裁，显示出家族文学的强大惯性与牵引力。从题材上看，诸作多出离于政治之外，超拔于尘埃之上，或写佛道，或书人情，或记感慨。诸作更在相当程度上投映出左氏土司家族的亲近山水、歆慕田园、悠然出尘、醉心禅趣、乐观豁达等内在精神与志趣，或可视为左氏土司家族中人以文学为载体书写的心灵史，亦可由此窥知汉族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及其襟怀旨趣对滇隅少数民族文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汉文化与汉文学习染浸润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见证，是边疆少数民族汉文学创作“内地化”的不朽成果，亦是左氏家族热爱汉文化、认同大一统国家的集中体现。因此，虽左氏土司家族存世诗文数量仅二十八作，但其题材多元、内蕴深刻，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讨，其兼容并蓄的志趣亦颇有启迪于今人。
注释
1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族谱篇·蒙化左土官宦谱》，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2多洛肯、朱明霞：《明清彝族文学家族谫论》，《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3(1)本表材料主要来源于康熙《蒙化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4(2)康熙《蒙化府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20页。
5(3)同上。
6(1)康熙《蒙化府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20页。
7(2)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37页。
8(1)安尚育：《云南古代彝族文人文学简论》，《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9(2)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37页。
10(3)同上
11(1)康熙《蒙化府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20页。
12(2)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族谱篇·蒙化左土官宦谱》，第287页。
13(3)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35页。
14(4)康熙《蒙化府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20页。
15(1)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37页。
16(2)同上，第131页。
17(3)同上，第137页。
18(1)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37页。
19(2)同上，第146页。
20(3)同上，第132页
21(4)黄琮辑《滇诗嗣音集》卷一，《云南丛书》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210页。
22(5)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46页。
23(6)同上，第144页。
24(7)多洛肯、王谦谦：《明清少数民族诗人唐诗接受研究——以彝族、白族、纳西族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5(8)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50页。
26(1)康熙《蒙化府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第146页。
27(2)多洛肯、王谦谦：《明清少数民族诗人唐诗接受研究——以彝族、白族、纳西族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8(1)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34-7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