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杨静仁15-19岁发表的文学作品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浸润影响, 显露出其独立思考、敏锐观察的能力和文学才情。他早期文学创作文本的表层看不到回族的人物、生活和伊斯兰教的信仰、思绪、意象, 抒写的是某类“中国人”在现实中的见闻感受、思绪情怀、观点见解, 这在现代时期回族作者中是普遍现象。回族现代文学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多样性的文学, 现代回族作者未明显表现回族族别和宗教精神信仰的作品, 同样是回族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杨静仁; 早期创作; 回族题材;
一
我在搜集和梳理现代时期回族文学文献的过程中, 发现鲜有西北地区的回族作者 (1) , 这一状况令我质疑。因而, 我对现代时期陕、甘、宁、青、新的回族文学作者格外关注。在查阅西北抗日文化活动的书刊时, 意外看到了杨静仁1979年对自己早期文学创作的简要自述:
“九一八”事变后, 祖国山河破碎, 人民流离颠沛, 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演讲,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 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鲁迅先生和左翼文学着作的教育和启发下, 我们由同情劳苦大众, 进而初步懂得了求解放的斗争道路, 我从一九三三年初中二年级起曾以春魂、火花、铁奋等笔名, 在兰州各报刊发表文艺作品, 以幼稚之笔, 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1]
杨静仁 (1918-2001) , 原名杨希珍, 先辈世居甘肃省榆中县一个回族人聚居的村庄———连褡乡朱家沟村。青少年时期, 他与一批回族青年一道积极参与进步的社会活动。1937年10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3月任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宣传委员。1941年3月转移到延安, 改名杨仁, 1948年改名杨静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人民政府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现代时期的回族文学作者中, 出身于西北地区的本就屈指可数, 遑论青年时期即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且长期致力军政工作而早年有文学作品问世者。因此, 在甘肃生活了23年的杨静仁自述早期文学创作的文字, 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关注。经查寻多种有关他早期生活的记述, 在权威的《杨静仁传》中, 看到对他早期文学创作情况的更多记述:“杨静仁酷爱读书, 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他尤其喜爱文学, 埋头阅读文学书籍, 他的作文成绩屡屡名列前茅。他立志要做一名文学家。初中二年级时, 他就尝试文学创作, 并表现出较好的文学才能。曾先后以‘火花’‘春魂’‘晓云’‘铁奋’为笔名, 在《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小说、小品文和诗歌等。这些文学作品中, 充满着这位少年作者对劳动人民和贫苦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 也洋溢着他批判黑暗现实的战斗激情。他的小说《小六子忍不住了》, 写一个贫苦农民———小六子不堪剥削压迫, 打死了催款委员;《失掉了狗子的悲哀》, 写一个老工人的悲惨生活;《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 写一个穷学生因被富豪子弟夺去了爱人而觉悟到必须改造旧社会。杨静仁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宗教职业者家庭, 从感情上与穷苦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上述文字对杨静仁的自述作了谨慎的补充和细化, 补充了笔名“晓云”和发表作品的具体报刊———《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副刊, 细化了作品的文体———小说、小品文和诗歌, 作品篇名列举了《小六子忍不住了》《失去狗子的悲哀》《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三篇小说。之所以说上述补充和细化是“谨慎的”, 在于文中对发表作品的具体时段交待较模糊, 例举作品的体裁未涉及小说以外的小品文、诗歌, 所举三篇小说思想内容都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反映工农大众的苦难”。这些信息很可贵, 但我总觉得对20世纪30年代的杨静仁来说还缺少点什么。
为获取更多的信息, 能看到杨静仁早期文学创作的更多作品、更多侧面, 我根据以上线索, 翻阅了1933年至1937年的《西北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 (现藏两报多有阙逸) , 并得到西北师范大学贾东方的帮助, 找到杨静仁1933年9月30日至1937年11月26日即15岁至19岁期间用笔名“火花”“春魂”和“铁奋”“晓云”在两报各副刊发表的12篇作品 (1) 。其中, 诗歌2首, 小说5篇, 散文5篇。此外, 尚有一篇待查, 一篇待确认, 具体情况如下。
以上作品中, 《阴影》因原报阙逸, 未见到后半部分;《阴雨烦潮》报纸将标题误植为《阴两烦潮》。待查的一篇为前述《杨静仁传》提到的小说《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 该文这样概括小说的内容:“写一个穷学生因被富豪子弟夺去了爱人而觉悟到必须改造旧社会。”这内容与《最后的觉悟》一致, 《最后的觉悟》开篇第一句即是“粉色的梦惊醒了”, 第三段首句为“他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笔者在《西北日报·塞火》未找到《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这篇小说。因此, 疑两题或是同一篇作品。待考的一篇为载于1936年1月18日《甘肃民国日报·新潮》的新诗《黄昏》, 署名“静人”, 不能确认“静人”是否是杨静仁的另一笔名, 存疑待考。
《甘肃民国日报》1928年由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创办, 《西北日报》系1933年甘肃省政府创办的机关报, 这两份报纸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甘肃最为着名, 其中《甘肃民国日报》出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上述两报的多种副刊中, 值得提及的是附于《甘肃民国日报》的《新垒》, 这是杨静仁为干事之一的“伊斯兰学会”编辑的副刊。《前途》一文位列《新垒》首期首条。关于《新垒》副刊的来历, 该期刊出的《<回教周刊>启事》交待得很清楚:“本刊暂将栏地移作《回教青年》, 以期由‘伊斯兰学会’作普遍抗敌宣传。故将回教教义的介绍暂时停版。特此达知各位读者。主编人丁正照启。”也就是说, 报纸将“以介绍回教教义于大众为宗旨”的副刊《回教周刊》版面移交伊斯兰学会作“抗敌宣传”, 这既是当时国内大局和情势的必然, 也显现出兰州回族文化界抗日救国的决心和情怀 (1) 。
已确认的12篇作品堙没已久, 需要依次简介。
散文《回忆中的故乡》是目前查到的杨静仁第一篇文学作品, 抒写作者暑假回乡返兰州后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通过今昔对比, 深情回忆儿时美好的一切。
新诗《无题》是一首模仿五四时期“冰心体”的五行小诗:“冷清的床, 冷清的被。/床被内:冷清的心。/一刹时:———/身体暖了床被。/但沸腾的热血总不能温暖了冰结的心。”
新诗《秋感》为《秋的诗丛 (四) 》专栏所刊三首诗中的一首。面对自然界的秋风秋雨, 作者所忧所愁的却是社会现实:生命的摧残、河山的破碎、故乡的凋零和自己幻灭的心情。
小说《阴影》的主人公耐生是一个有志而活泼的中学生, 他在农村的家因水患房舍被淹, 父母兄弟死亡, 生活费无着落, 只好两次去信向朋友求救, 却渺无回音, 为此, 他深感忧愁、颓丧与悲哀。
小说《最后的觉悟》描写素日和善的鸿生被到上海升学的女友抛弃后, 变成一个狂歌、哀号、诅咒人类、诅咒社会的神经质者。在看了“我”借给他的几本书后觉醒, 认识到自己的仇人不是夺去女友的富家子弟和背叛他的女友, 而是“杀人的金钱”, 女友是“作了金钱的奴隶”。他悬崖勒马, “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 同时也越过了厌世的深渊”, 振奋重生。
小说《小六子忍不住了》描写贫苦的青年农民小六子不堪“野鬼”———催款委员X太爷对父母的恣意欺凌, 愤怒地用拳头打死了他。
小说《失去狗子的悲哀》描写一条名为“阿花”的小狗, 是没有妻儿的纱厂工人老陈的命、妻、孥 (儿女) 。这只狗是工友李老五三年前送给老陈的。阿花丢了, 老陈失去了寂寞的慰藉、精神的支撑, 因过度悲哀发疯了。
小说《你太不识相了》描写警士王福受命“救国”的“新法”和巡长的训话。王福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巡查, 寻找男女同行、妇女奇形怪状等“败坏风俗的家伙”。他好不容易发现一对携手同行的夫妇, 上前斥责却挨了男子一记耳光, 报告上司王巡长后, 遭到“太不识相”的责骂, 这令王福大惑不解。
散文《阴雨烦潮》抒写“我”在阴雨连绵时节的感怀。由一只死于雨水和饥寒的麻雀, 联想到“许多人类的命运”。
散文《哀屈原》是读屈原《九章》中的第二篇《涉江》的感想。文中否定成说, 认为屈原的悲情绝非因楚王的遗弃而生, 他是为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悲哀伤痛。
杂文《谈文帮》抨击报刊编辑以“帮”取文、压制挫伤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不良现象。这篇杂文应当是有感而发的, 但具体的针对性不明。
随笔《前途———国家民族的前途与个人的前途》激励国民“卷入积极救亡的洪流”。全篇以一连串排比句式和铿锵的语调, 阐释“国家民族的前途与个人的前途的一致性”。
二
杨静仁早期文学作品当不止目前搜寻到的12篇, 但透过这些作品, 仍可清楚地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学对这位西北学子的浸润和深刻影响。这表现在:其一, 各篇作品的文字都是新文学倡导的“白话文”, 即现代汉语;其二, 作者顺应时代主潮, 着眼于阶级对立的普遍性叙事, 关注被压迫阶级的不幸遭遇和个人对黑暗现实的反叛抗争;其三, 作品中对冰冷现实和凋零故乡的痛切、对弱小生命脆弱的感伤、对工农疾苦的关注、对屈原历史评价的颠覆、对文坛乱象的不满和讽刺、对社会不公不义的抨击、对投身全民抗战的呼唤, 饱含着青少年时期杨静仁的一腔忧国忧民情怀。
就作品题材内容和思想感情的变化看, 1933-1934年的诗歌《秋感》《无题》和散文《回忆中的故乡》、小说《阴影》, 充溢着一个少年学子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愁闷、孤独、忧郁的情绪。1934-1936年的小说《最后的觉悟》《小六子忍不住了》《失去狗子的悲哀》《你太不识相了》, 散文《阴雨烦潮》《谈文帮》《哀屈原》, 写作内容超越了一己的愁苦悲戚, 虽还有隐隐的惆怅, 更多的却是对不公平社会乱象的抨击和对底层工农的同情。1937年的《前途》则坚定地以祖国前途为首要, 呼吁人们融个人命运于国家命运之中。不同时期作品的内容和格调, 呈现出杨静仁1933年到1937年五年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视野的扩大, 特别是靠近和加入共产党后, 思想境界逐渐变化和提升的轨迹。
杨静仁称自己15-19岁之间的这些作品是“幼稚之笔”, 并不完全出于自谦, 从艺术表现来说这些作品确有幼稚之处, 但作为他真情实感的抒发挥洒, 也展现出他对社会现象的独立思考, 对自然和生活现象细致敏锐的观察, 显露出其熟练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和不俗的文学才情。
小诗《无题》以“冷清”的床、被和“冰结”的心为意象, 借冬夜入睡由冷转暖而心仍冰结的感受, 抒发出一个热血少年对冰冷现实的深深失望。细读另一首《秋感》:“到处都是秋!/到处都是愁!/秋风, /摧残了生命的花球, /凄雨, /滴碎了沉重的心头, /征雁, 啼坏了啜泣的楚囚;/到处都是愁!/到处都是秋!/破碎了的河山, /涂满了新仇旧仇, /那凋零的故乡, /我将归休去休, /这幻灭的心情, /还是今忧昔忧;/到处都是秋!/到处都是愁!” (原刊标点多有误植, 经引者校正) 。在诗中, “秋”和“愁”一体, 万木凋零肃杀的“秋”就是今忧昔忧的“愁”, 个人心情的沉重、幻灭与河山的破碎、故乡的凋零纠缠交融, 并以“到处都是秋!到处都是愁!”开篇和结尾, 反复咏叹。不论是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 还是节奏的和谐、韵脚的考究, 显然都下了一番功夫。试看大致同时期回族刊物上几首回族青年学子的咏秋诗作。张秉恕的《秋风》:“我来时还是满园的盛花, /现在呢?———都已凋落了。/长夜里, 凉气中, 充满了肃杀之气, /秋风啊!秋风!你便是未来残幕的消息。”[3]明德中学马宏的《秋来了》:“秋儿啊!你为什么———/风萧萧!雨淅淅!/洒得梧桐满地!/莫非告诉我们秋日到了吗?∥可恨的秋儿啊!你为什么———/起了狂风又下猛雨!/下了猛雨又是狂风?/你知道———当秋风来时, /一般的人们, /有无限的痛苦, 无限的凄凉!∥风潇雨淅的秋儿啊!/愿你快点儿走吧!愿你快点儿走吧!”[4]成达师范四年级李荣昌的《秋月》:“一轮皓月悬空中, 独倚庭前百丈松。手执书卷朦胧去, 耳边尚存蟋蟀声。”[5]西北中学初二李仲华的《秋深了》:“阵阵的细雨, 阵阵的秋风。/把树上的叶儿打黄了, /把地上的草儿吹枯了, /十足表现着深秋的特征。/在半枯的黄草里, /蟋蟀、纺织等正在悲鸣。/它们也是惧寒畏冷。/如果你是一个孤客, /独宿在荒郊逆旅中, /听到了这样的悲曲, /怎能不引起了, /家庭的美梦, /故乡的深情。/阵阵的细雨, 阵阵的秋风。/高高的白云下, /时时可见到三两只南向的飞鸿。/夜深了的景象更觉触景伤情。/长长的街上寂静无声。/独作[坐]屋中的我无限的怀疑与惊恐。/人的一生, /正是一场大梦。/日日穿梭, 催人老。/转眼间, 英勇的少年变作了白头的老翁。/巷尾传过一阵锣声, /惊醒了我的美梦。/呀!秋深了!……”[6] (原刊标点多有误植, 经引者校正。) 且不解读评点各诗对秋景的感触如何, 仅就艺术表现看, 无论是诗作意境的营造, 还是韵律的考究、文字的锤炼, 杨静仁的《秋感》显然更胜一筹。
散文《回忆中的故乡》用对比的手法展现故乡的过去和现在。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自然伟大而幽美, 乡民朴厚勤俭, 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现在的故乡是恶劣的:荒年吃去的树皮没有复原, 乡民们在恶风洪水中挣扎, 在土匪的枪弹中求生。通过对比, 引出对儿时美好的思念。《阴雨烦潮》第一节写细雨中看到两只麻雀, 在香柳树的枝上紧密地挤在一起, 抵御雨水和饥寒。第二节写夜半惊醒后, 听着教堂里的钟声, 面对仍旧滴沥的雨所产生的无名悲哀。第三节写两天后的清晨, 天放晴了, 在操场散步时发现一只麻雀的死尸, 它就是前天在树上战栗着的麻雀之一。“我为着可怜的小鸟悲哀, 亦为着许多人类的命运泪流。”埋葬了死雀后, “我立在树下深思着, 黑云又移过来啦!这是雨的世界。”文中对雨景的描写细腻生动:“雨是巧小光亮得银针般地飞了下来, 随即插在疏松的地壳里, 那么快!那么利!看来有点眼花。在那水晶般的地皮上, 倒映着浓密的小百叶的香柳, 那么一排排的肃然而立, 似古代希腊神像的庄严, 树梢上萦绕着的雾绢, 恰似那神像上笼罩着的愁丝。”杂文《谈文帮》以“处当今之世, 不可无帮”开题, 犀利抨击“文人之帮”, 有帮口不值一读的敷衍文章可以见诸报刊, 帮外人的稿件只能与字纸篓为伍。面对这种恶劣的风气, 作者大胆吐出“一般人想说而未说的话”:“天下者, 帮口之天下也!文坛者, 帮口之文坛也!”
特别值得一谈的是《哀屈原》, 这篇散文选择屈原自叙放逐江南行迹、表达诗人高洁情操与黑暗混浊现实生活矛盾的《涉江》, 抒发自己重估屈原悲情的见解。文中用散文诗似的文句概括《涉江》的内容, 描述自己的感受:“这小的页片里, 有着血和泪的交流, 恨和恋情的结晶, 还有那对祖国的热忱, 逢时不遇的悲忿, 欲去不得欲留不能的犹豫悲戚, 惨情。并且是那么自然!那么生动!似乎不是用笔描在书简上的人类所露的感情, 而是巍峨高山的深纹, 雄伟长川的波光。”作者认为“吾不能变节以从俗兮, 固将愁苦而终穷”是《涉江》中的警语, 更是捉住历史枢纽的铁律。“徘徊, 彷徨, 这失志者涉江的情调, 银铃般地震响在耳内;悲痛愁思使得他似玫瑰般的凋零。但是, 他是不是单纯地仅为楚王的遗弃而悲哀?不, 绝对地不, 他是为不能展其经济而悲哀!不能酬志而伤痛!”因此, “在从前以为屈氏不忍离君而有的伤痛, 那只是为封建势力摇旗呐喊, 现在我们要给屈氏以重新的估价。”最后, 随手拈来萧伯纳感慨“超人”生前死后境遇的话语和贾谊《吊屈原赋》“横江湖之鳣鲸兮, 固将制于蝼蚁”两句, 从容不迫结束全文。
几篇小说都是截取生活中一个片段展开叙写, 篇幅短小, 情节简单, 人物欠丰满。《最后的觉悟》虽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用了心思, 通过作者“我”对朋友鸿生往事的追述和鸿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叙写他思想感情的前后变化, 但全篇说教大于形象。比较出色的是《小六子忍不住了》和《失去狗子的悲哀》《你太不识相了》三篇 (1) 。《小六子忍不住了》通过小六子自白似的内心独白, 叙述出催款委员欺辱父母的恶行和他从愤懑于心到出手复仇的来龙去脉。小说开头捕捉小六子快意吐痰的细节描写, 值得圈点:“‘啐’一口淡黄的浓痰被小六子用老大的劲咳了出来。在惨白的月光下, 痰发了光, 射在路头, [沾]上一层灰色的沙土。小六子高兴啦———仿佛一颗石子正中在那野鬼的脑壳上。”《失去狗子的悲哀》中的工人老陈, 因丢失生活中的惟一伴侣和寄托———一只小狗而失智发疯, 沉重地揭示出底层劳动者的无助、孤寂和辛酸苦痛。《你太不识相了》类似速写, 用轻松诙谐的讽刺手法勾勒城市繁华街道的一个具体场景:上司安排的“任务”与警士王福不识相的“执法”之间的矛盾, 辛辣讽刺“新法”的迂腐和“执法”中看人下菜的陋习。
三
杨静仁出生于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家庭, 在回民聚居的朱家沟度过童年时光, 到兰州上学后寒暑假都要回到农村度假, 与那里辛劳淳朴的回族乡民有密切接触。在兰州得以结识其他回族进步青年, 抗战爆发后杨静仁参与将原有的“伊斯兰学会”改造为兰州回族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 并担任负责人。他多次到兰州回民聚居各坊宣传演讲, 后又参与改组“回教教育促进会”, 当选为常务委员和相当于秘书长的委员会书记 (1) 。不论是幼年时的玩耍嬉戏, 还是进入小学、中学读书, 还是投身社会活动, 他一直同回族青少年和回族民众保持着紧密广泛的联系, 从来没有脱离回族人。考察杨静仁的家庭出身、生长环境和结交的校内外友朋同志, 他的文学创作应当有回族人的身影、生活。可是, 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宗教精神、信仰和中国穆斯林的常用语汇, 很难判断他小说所写的中学生耐生、鸿生和青年农民小六子、纱厂工人老陈、警士王福等是回族人还是汉族人 (2) 。即便在伊斯兰学会编的副刊《新垒》发表的杂谈《前途》, 也是面对全体中国人, 没有一句专门针对回族人的话。
杨静仁早期作品文本表层看不到回族的人物、生活, 看不出伊斯兰教的信仰、思绪、意象这一现象, 在现代时期回族作者的创作题材内容中绝非孤例个案。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马宗融, 三十年代开始创作的沙蕾、沙陆墟、桂涛声、白平阶、郭风、穆青、李超, 四十年代开始创作的胡奇、马德俊、马瑞麟、木斧等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些作者中, 有的绝大部分作品、有的全部作品, 都没有直接表现回族人生活, 都没有明显表露伊斯兰教信仰。一些就读于注重宗教教育和宗教氛围学校的学子, 在学校刊物和其他回族刊物上 (如荟萃成达师范学生作品的《成师文荟》、西北中学学生办的《西北周报》和《云南清真铎报》的“明中学生成绩专号”等) 发表的大部分诗歌、随笔、杂感、游记, 《月华》《月华周报》《晨熹》《突崛》《震宗报月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等主要回族报刊上刊载的大部分写景抒情、咏物言志、即事感怀的新旧体诗和随笔、游记, 也没有直接表现回族人的生活或伊斯兰教信仰、仪式、习俗 (3)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堪称重要值得一议的问题:用怎样的文学观念看待和解读现代时期回族作者作品题材内容的民族性。
让我们暂且离开杨静仁的作品, 看一首被论者认为“表现民族生活”的诗作, 这就是比杨静仁年幼11岁的云南诗人马瑞麟1947年发表于《云南日报·驼峰》的《父亲和他的黑布袄》:“孩提时难忘的一个清早, /我和锄头站在一起比高, /还认认真真问父亲:/‘阿达, 我有几岁了?’∥父亲不说我有几岁, /只拉拉他的黑布袄, /笑着摇摇头:/‘你?没有他老……’∥黑布袄哟黑布袄, /早些年就见父亲穿着了, /穿着在田里拔草, /穿着在田里撒肥料。∥旁人问:/‘你怎么不脱掉?’/父亲说:/‘脱了就病了。’我在外漂泊了几年, /生活把我又赶回山坳。/回到家里一见父亲, /泪水忍不住往下直掉———∥父亲脸上皱纹摞皱纹, /驼了脊背弓了腰, /然而依旧穿着那件破布袄, /风里雨里拔草撒肥料……∥拔了一辈子野草, /撒了一辈子肥料, /幸福始终没有拔来, /灾难始终没有撤掉。∥我为可怜的父亲痛心, /我为中国的农夫气恼。/不知天边的那颗启明星, /何时才能在这儿照耀?”[7]
这篇佳作从发表到现在, 受到无数好评。值得注意的是, 有论者将它列为马瑞麟“表现民族生活苦难的诗歌”之首, 说:“写了孩提时自己的回族父亲穿着黑布袄劳苦耕农……这种对民族的期盼与祈望, 通过单纯无华的语言铺展开来, 深深地突显了作者对本民族人民强烈的爱意与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8]217还指出, 在他的另两首诗写自己家庭的诗作《家书》和《破屋》中, “作者给予了贫困的回族人民无限的疼惜与爱恋”[8]219。
《父亲和他的黑布袄》所写父亲“脸上皱纹摞皱纹”的面容, “驼了脊背弓了腰”的体形, 绘出了辛勤劳作一生的父亲———一位老农的外形特征, 但说不上是回族人的突出民族特征。诗中最重要的细节是父亲的“黑布袄”。黑布袄是中国南北方农民的普遍装束, 要说“特征”, 那是中国农民衣着的普遍特征。此外还有“我”对父亲的“阿达”这一称呼。在我国南北都有一些地区 (四川藏汉杂居区、川滇的彝族、甘宁青等一些地方) 称父亲为“阿达”或“达达 (大大) ”, 这不过是方言, 亦不具备民族特征。可以说, 如果不知诗人的族别, 就诗的内容看, 写的是一位一辈子辛勤受苦的可敬山村老农。论者所言“回族父亲”“深深地突显了作者对本民族人民强烈的爱意”“作者给予了贫困的回族人民无限的疼惜与爱恋”, 都是从已知作者的回族属性出发反向推导解读的。因为诗人出生在贫苦的回族农家, 他笔下的父亲当然是回族的劳苦耕农, 他对父亲的疼惜与爱恋, 当然体现出对挣扎于贫困的回族农民的疼惜与爱恋。也就是说, 当诗人的回族身份确认后, 才判断出诗人的《父亲的黑布袄》和《家书》《破屋》等诗作的描写对象、思想感情、心理活动是属于回族人的。
回到杨静仁的早期作品。他的诗作和散文抒写的无疑是一个兰州回族青年学子在现实中的见闻、感受、思绪, 小说描绘的也多是生活在西北甘肃的人物和场景。如果上述对马瑞麟《父亲的黑布袄》一诗的诠释解析符合逻辑, 言之成理, 那么, 杨静仁在兰州所写散文《回忆中的故乡》, 对回族人聚居的故乡朱家沟村的牵挂思念, 对故乡美好过去的回味和对当下恶劣处境的悲愤, 是不是描写了故乡回族农民悲惨的现实境况呢, 是不是抒发了对故乡回族农民的关切和感情呢?而在《秋感》《无题》和《阴雨烦潮》《哀屈原》等不针对故乡家园纯属抒写个人感怀的诗歌散文中, 他那冬夜里“冷清的心”, 他那与河山破碎、故乡凋零融为一体的“到处都是愁”的秋感思绪, 他那雨天“我为着可怜的小鸟悲哀, 亦为着许多人类的命运泪流”的惆帐悲哀, 他读《涉江》后对屈原遭遇的悲愤, 他在《小六子忍不住了》和《失去狗子的悲哀》《你太不识相了》《阴影》等小说中对底层工农悲苦境遇的同情、对社会怪象的揭露, 是不是从一个回族热血青年的心田里流淌出来的呢, 是不是一个回族青年面对现实生活的思绪和感情呢?
题材作为文学作品内容的基本因素, 是由作品具体描写的人物或生活事件、现象和其中蕴含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评价两个方面构成的, 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叙事类作品是否以回族人物、生活为题材, 是否体现了回族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较为明显, 不难判断。抒情类作品中的赠友、送别、怀念之作, 对象明确, 易于识别, 而写景抒情、咏物言志、即事感怀之作则需要知人论文、体察辨析。言为心声, 声自“我”发, 不论是叙事写人还是抒情述怀, 文学作品中总蕴含着作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判断、审美情趣。叙事、抒情作品的主体既是回族人, 那么, 不论书写何人何事、何思何念、何感何情, 总蕴含着回族人的某些见闻感触、思绪情怀或观点见解, 然而, 如果读者不知晓作者的民族属性, 所能破解的, 仍是某类“中国人”的所见、所思、所感、所议。
在存在着民族歧视, 甚至压迫的历史时期, 大多数回族人不论何时何地, 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但我们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大量看到的是这种状况:回族作者没有彰显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意识, 张扬作品内容的民族特色, 反而隐匿自己的回族属性, 消解作品内容的回族特点, 而将之尽量维系或纳入“中国人”阶级的和社会的普遍性叙事抒写之中。“中国人”涵盖“回族人”, 抒写某类“中国人”的情怀、理想、追求, 同表达“回族人”的民族属性、宗教精神合而为一, 成为现代时期众多回族文学作品的重要特点。这里仅举两例:沙蕾在《祭———献给抗战阵亡的将士们》这首8节32行的诗中写道:“敬一个/最沉默的花圈, /致祭于你们。/不夜的灵前。∥啊, 你们正义的斗士, /你们堂堂的男子!/当晨曦敲碎夜幕, /你们还是不醒的长眠!……在清流环伏的乐园中, /让我们互慰辛劳;/当我方最后的凯歌扬起, /我们再一同欢呼, 舞蹈。”[9]全诗是一个中国人对所有抗战阵亡将士的讴歌和祭奠, 其中“在清流环伏的乐园中”一句加有如下注释:“凡为正义战而殉命的, 真主为预备清流环伏的乐园, 使之久居。见《古兰经》第九章第八十九节。”诗人仅用这一句诗和注释, 宣示出伊斯兰教信仰者的信念, 而这信念是同为国献身的家国情怀交织融汇在一起的。马君图的《咏清史诗五绝三百首》中 (1) , 吟唱杜文秀、白彦虎、马化隆、左宝贵等11位回族人物的篇章, 有的表露了宗教精神, 其他280余篇咏叹对象是颜回、勾践、曹操、洪秀全、袁世凯、孙中山等汉满蒙等中华各民族中的人物, 马君图对这些人物或褒或贬或赞或斥的立场和情怀, 显然与他抒写回族人物、表露宗教精神之作一样, 表达的都是这位回族诗人的同一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
现代时期的回族文学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多样性的文学。在看待现代文学中回族文学的题材内容时, 既要彰显那些显性表现回族人及其生活、体现宗教精神的作品, 开掘那些隐性反映回族人生活和思绪情怀的作品, 也绝不能忽视轻慢那些文本表层看不到宗教精神、信仰、习俗, 但表达了“求知、进取、服从、团结、爱群、效忠国家、服务社会等”回族人“固有之精神”的作品。如若将是否直接表现伊斯兰教精神信仰作为惟一标准, 忽视与宗教精神融贯的中华文化表现, 忽视文学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多样性、特殊性、复杂性, 将题材内容更丰富的“回族文学”完全等同于“宗教文学”, 那么, 在这一文学观念观照下, 现代时期回族文学原本丰茂多姿的生态, 将被人为芟夷, 变得稀疏而单调。推而广之, 二十世纪后半期前26年的回族文学便是荒芜之地, 而近40年来学界筚路蓝缕对于古代、近代回族文学的梳理和描绘, 则成了水中捞月、沙上建塔, 这显然不是正视历史真实面貌和实际进程、尊重文学反映生活特点的正确文学观念。
正如我曾经申说过的, 现代时期回族作者的非“回族题材”作品, 也是回族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组成部分, 它们以回族人的视角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抒发了作为“中国人”的回族人的思想感情, 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多民族的作者和内涵, 有形无形地促进了回汉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作用和交融。基于这一认识, 综观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和在回族民众中及现代中国文坛上的影响, 我认为, 单就作家作品论, 能置身回族现代文学史主要叙写对象之列的, 既应有全部或多数作品直接写回族人、回族生活的如薛文波、绿杨 (杨正旺) 、达悟呆 (马成化) 、姚欣则、纳忠 (子嘉) 等以及回族报刊上那些有特色的诗歌、散文、纪实和小说, 也该有部分作品直接写回族人、回族生活的如马宗融、沙蕾、白平阶、马君图、胡奇、马瑞麟、马德俊等, 和作品基本没有直接涉及回族人、回族生活的如丁竹园、沙陆墟、郭风、穆青、桂涛声、温田丰、木斧、张央等 (1) 。当然, 那些擅长旧体诗词的作者及其和具有艺术水准的旧体诗词佳作, 也理当有适当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杨静仁.抗日战争时期的兰州伊斯兰学会和回民促进会[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237.
[2]《杨静仁传》编写组.杨静仁传[G]//黄铸, 贾春光, 张东亮, 胡安.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第三卷.李荣珍修订.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2:2.
[3]张秉恕.秋风[J].晨熹, 1936, 2 (10) :42.
[4]马宏.秋来了[J].云南清真铎报, 1930 (23) :20.
[5]李荣昌.秋月[G]//成达文荟编辑委员会.成达文荟:第一集.北平:撷华印书局, 1932:13.
[6]李仲华.秋深了[J].西北周报, 1936 (19) :4.
[7]马瑞麟.马瑞麟诗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24-25.
[8]金莹.民族情缘的吟唱灵动蕴藉的书写:解析《马瑞麟诗选》中回族题材的诗[G]//马瑞麟创作研究:4.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9]沙蕾.祭——献给抗战阵亡的将士们[J].回教大众, 1938, 1 (1) :4-5.
注释：
1 相关史着、论着涉及的现代西北文学作者仅有陕西籍的马成化 (达悟呆) 。此外, 河南籍的姚欣则抗战期间随父母辗转于西北, 1944年在甘肃平凉开始文学创作;北京籍的王孟扬20世纪40年代起先后在甘肃平凉和新疆生活并从事写作, 这两位作者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
2 其中的《回忆中的故乡》《你太不识相了》《谈文帮》《前途》四篇是贾东方查到并提供给我的。
3 《新垒》只刊出第一期, 1937年12月以后未见刊出。
4 《阴影》未见后半部分原文, 这里不作评析。
5 以上据杨静仁《抗日战争时期的兰州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 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年1月。
6 在小说《最后的觉悟》鸿生的信中出现过“上帝的灵光使我从垂死之路上引返回来”等语。伊斯兰教信仰者称“主”“真主”“安拉”, 不会称“上帝”。
7 有的回族刊物还明确表示, 所载文学作品“不入教义”或可以“与回教无关”, 如《云南清真铎报》编者说:“本报杂俎栏五期以前各诗, 虽未入教义范围, 然亦乐趣所在, 故备一格, 以供读者玩赏。” (《编余》, 载《云南清真铎报》第6期, 1929年7月。) 《清真铎报·本报投稿简约》第一条称:“凡有关回教之论述, 均欢迎来稿。本教人之文艺作品, 虽内容与回教无关, 亦可酌为刊载。” (《清真铎报》新15号, 1945年5月15日。)
8 晋城书局, 1924年。其中, 咏叹回族人物的以《咏清史诗十一首》为题 (实际载12首, 另一首为《回部准噶尔》) , 载于1925年1月《回光》第2卷第1号。
9 这里未列翻译家。在所列创作者中, 1950年后, 特别是1979年后继续写作收获颇丰的有沙蕾、郭风、穆青、胡奇、马瑞麟、马德俊、沙陆墟、木斧、张央等, 其中, 马瑞麟、马德俊、木斧在表现回族生活方面有很大跨越, 取得了新的成果。马宗融、薛文波除着译外, 对推动回族文化文学还有更多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