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中国民间文学中，有众多的箭垛式人物。他们在原有的形象之外，衍生出众多新的形象，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符合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众多的箭垛式人物中，武圣关羽的形象尤为突出。 关羽死后被封王封神，在各地建庙供奉，在民间文学中更是以忠义无双、武勇绝伦等经典形象出现，在众多形象的背后，隐藏着社会背景、地域文化、民众心理等对历史人物的影响。
一、“箭垛式人物”的概述
（一） “箭垛式人物”的概念
所谓“箭垛式人物”,源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典故，诸葛亮趁雾天乘草船向曹操借箭，船上的草人像刺猬似的被射了很多箭，草人本身一动不动，但功劳如利箭一般纷纷射到草人的身上。 “箭垛式人物”也是如此，人物本身并没有做出什么，但随着历史的演变，经过众人在口口相传中不断添加新的内容， 人物原来的形象逐渐发生改变，故事内容日益丰富，人物形象愈加丰满，变得更有生气。“箭垛式人物 ”这一概念最早出自胡适 ,他指出中国战国时期的楚国大诗人屈原便是一个箭垛式人物，屈原最初是一名楚国的贵族，由于劝谏不被楚王采纳，最终遭到流放，在写下《离骚》等着名诗篇后投江自杀。
屈原最初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物， 最多是一个文学的箭垛，但到了汉代，汉朝的学者从《离骚》中读出了“君臣大义”,于是屈原成了忠臣的典型，又逐渐变成一个伦理的箭垛[1].“箭垛式人物 ”一般会经过一段历史的演化 ,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当权者的需要，或者是民间传说不自觉的更改，人物逐渐与原来的形象发生分离，从而迎合当权者的需要，或者符合民间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在研究“箭垛式人物”时，有必要关注人物形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地域文化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民众对重塑人物形象的影响， 从而做到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的交叉组合，抓住民间文学人物的特点，理解文学作品形成奥妙的关键[2].
（二） 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其他“箭垛式人物”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在经过民间文学的改编以后通常会变成“箭垛式人物”,如北宋名臣包拯，包拯在历史上以不附权贵、铁面无私着称，因此在小说《三侠五义》中他的不附权贵、铁面无私特点便得到不断的强化，打龙袍，杀郭槐，斩当朝驸马陈世美，铡自己侄子包勉，获得“包青天”的美名，连脸谱也变成经典的黑面形象，象征着包拯的大公无私。 但于此同时，包拯的部分经历也发生变化，包拯父母健在变成父母双亡，由长嫂抚养长大，包拯做官后侍嫂如母；包拯只做过半年开封府尹，也被演绎成包拯常年担任开封府尹， 并得到公孙策与展昭等人的帮助，还锻造出三口铜铡；包拯有阴阳眼，可以既断阳间案，又断阴间案等。 包拯的特点被无限夸大，逐渐脱离本来的形象，成为人们心目中“包青天”.包拯是一个典型的“箭垛式人物”.除包拯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众多人物成为“箭垛式人物”,如上古的黄帝轩辕氏，最初只是华夏部落的首领，后来逐渐成为上古的大圣人，不仅打败了有不死之身的蚩尤及其兽面人身的兄弟 81 人， 还有诸如宫室、舟车、衣裳、指南车等众多发明专利，还创造了文字、音乐、立法，此外还与岐伯等讨论病理，着有《黄帝内经》，黄帝不仅成了战神，还是着名的发明家，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还有蜀汉的丞相诸葛亮，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称。 随着后人在宣传诸葛亮事迹中不断的演化，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与原先已有所不同。 《三国演义》在保留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诸葛亮的智谋被无限夸大，多数别人的经典战例被移植到他的身上，如空城计本为曹操发明，演义中成了诸葛亮退司马懿的手段，文章开始引用的草船借箭的典故， 其实真实的发明者乃是孙权，此外，诸葛亮还会呼风唤雨，装神弄鬼，可在七星坛祭风，可用七星灯延寿。 诸葛亮逐渐由传统的法家形象变成一个通天晓地、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超凡入圣的“箭垛式人物”[3].
二、 “武圣”关羽：中国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
（一） 关羽的“箭垛化”形成过程
关羽是三国时期蜀汉的一员大将， 早年就追随刘备扑灭黄巾军，之后在驻守徐州、赤壁之战、坐镇荆州的过程中一直作为刘备的左膀右臂， 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的八月，关羽进攻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因吕蒙背后偷袭荆州，败走麦城，最后被杀。 关羽最初只是一名万人敌的武将形象，且受到《三国志》作者陈寿的“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评价，形象不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羽传统的形象逐渐发生改变，关羽的“忠义”形象逐渐凸显出来，与刘备、张飞的结识成为了“桃园三结义”,徐州兵败时留下“土城约三事”,得知兄长消息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等，关羽逐渐成为“忠义”的化身，并逐渐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自北宋徽宗起开始封王，到明神宗时被封为“关圣帝君”,且封号不断加长，到光绪皇帝时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并四处建庙，享受供奉。 除各地的关帝庙外，我国的佛教寺院也对关羽的尊像进行供奉， 道教则将关羽封为“关圣帝君”,成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
此外，关羽的武勇也被无限夸大，华雄本为孙坚杀死，但《三国演义》中成了关羽“温酒斩华雄”,官渡之战时，关羽只斩杀颜良，到《三国演义》中成了“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时关羽有曹操的通行令，到《三国演义》中成了“过五关斩六将”,关羽的武勇被无限夸大，以致有“武圣”之称。
另外，关羽对女色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正史中的关羽在围攻下邳时曾多次请求曹操在城破后将敌将秦宜禄的妻子杜氏赐予他，但经过后人的改编后，关羽变成了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 与刘备二夫人同处一室时秉烛读《春秋》，将曹操所赠的侍女送给刘备的夫人，甚至留下“关羽月下杀貂蝉”的故事。 传统的关羽形象已逐渐变成一个忠义无双，武勇无人能敌，不近女色的神人形象[4].
（二）传统的关羽的“箭垛化”研究
由于关羽的影响巨大，自 20 世纪初期起，便有鲁迅、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对关羽的“箭垛化”展开相关研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鲁迅将三国故事置于小说史的宏大背景下加以叙述。 与鲁迅不同，胡适则将关羽的故事独立成篇， 从元代的关羽故事到清代的毛宗岗父子的改本，胡适将关羽的“箭垛化”过程进行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并指出自宋元时期的《三国志平话》起，民间便开始对三国人物如刘备、关羽、曹操等人的形象不断加以改变与丰富，到明代罗贯中时形成着名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 》本身就是一 “箭垛式 ”产物 ,更不用说其中的关羽了。 周作人对关羽的“箭垛化”过程则提出一定的质疑，认为关羽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名将，与同时期的将领无多大差别，并没有尊圣的资格，在民间受到英雄的崇拜尚可理解，但若置为神明则显得过于离奇，因为在《三国演义》或相关书籍中都找不出相应的理由证明关羽的神圣之处。 郑振铎则认为《三国志平话》属民间作品，由口头传说写成，更具有民间文学或俗文学的特点。
（三）关羽的“箭垛化”形成原因
关羽在死后被不断的“箭垛化”,乃至成为神人，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特色的民族文化。 历史上关羽长期镇守荆州，最终在荆州战死，《三国演义》中关羽死后最先显圣的地点为当阳玉泉山， 明清时此处树立相应的显圣石碑，因此关羽崇拜最先始于荆楚之地，荆楚文化与中原不同，盛行巫风，当地百姓俱事鬼神。 三国时期的关羽忠肝义胆，武勇过人，名扬天下，且最终兵败身死，身首两地，与上古时期该地区的九黎族部落酋长蚩尤相似， 因此关羽在当地民众的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当作神灵祭祀[5].中国古代有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 关羽最终兵败身死，因此曾被赵匡胤逐出武圣姜太公的神庙，且关羽一贯轻视士大夫，因此也不为士大夫所喜，在关羽死后最初的数百年间，关羽一直默默无闻。 但随着民间对三国故事的不断演绎，到宋朝时期逐渐出现“尊刘贬曹”的现象，刘备成为一副仁者明君的形象，而刘备身边的关羽则成为一副忠义无双的形象， 加上张飞的勇猛无敌、诸葛亮的足智多谋等形象的烘托，曹操的奸诈形象的反衬，体现出蜀汉政权的正义与正统。 关羽的忠义形象在宋代被广泛流传，从而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被宋徽宗封为“义勇武安王”,之后更被历代统治者加封爵位，统治者通过大力宣扬关羽的忠勇精神加强臣属的忠心，维护自身的统治[6].
此外，关羽被封王封神，成为“箭垛式人物”,还与自身的经历有关。 在刘备最初兴起之时，关羽与张飞便投奔麾下，四处征战，在刘备四处颠沛流离的期间，一直不离不弃，追随刘备，即使在一度投降曹操之后，在得知刘备下落时仍前去追随。 关羽能力过人，在刘备早期发展时便能独当一面， 到后期刘备征西川时替刘备坐镇荆州长达六年，关羽智勇双全，在早期征吕布、袁术时便立下赫赫战功，进攻樊城时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 此外，与张飞好饮酒误事、鞭挞士卒等相比，关羽较为爱护士卒，且较少误事。 正因为关羽的经历与能力，关羽对蜀汉政权的重要作用，因此民众在尊刘贬曹的过程中， 对作为蜀汉的第一大将关羽自然也大加褒扬，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是勇猛的化身，是人们心目中名将的典范[7].
结语：在中国的民间文学中，关羽被逐渐的“箭垛化”,除原有的形象外，关羽的忠义、武勇、不近女色等形象被不断的彰显与放大。 胡适等学者通过对关羽“箭垛化” 过程的梳理， 从而指出关羽在宋至清被不断的“箭垛化 ”, 关羽的形象逐渐符合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由于社会背景、地域文化、民众心理等一系列的影响， 关于逐渐从最初的万人的形象演变成现在的神人形象，成为典型的“箭垛化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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