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诗的产生，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下层民众情感抒发、审美体现的需要。他们借助民间叙事诗这种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类型，直接而真实地将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记录下来，表达了他们对这些事情的朴实看法，体现了他们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民众采用民间曲调的形式，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编织起来，创作了许多以婚姻爱情或传奇英雄为主题的叙事诗，如《马五哥与尕豆妹》《紫花儿》《歌唱英雄白彦虎》。这些叙事诗反映了回族民众的心声，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认识，是他们追求美、表现美、揭示美的外在形式。从美学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些流传在西北回族地区的叙事诗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载体，蕴含着朴素的审美意识。
一、凄美：爱情婚姻的悲剧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叙事诗，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就所反映的主题角度而言，大部分叙事诗是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描述，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男女爱情自由但婚姻失败的悲剧性叙事诗。在西北回族地区的众多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民间叙事诗中，有许多叙事诗是对回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悲剧性描述。《马五哥与尕豆妹》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版本多、流传广、影响大、艺术成就高。诗中描写的是马五哥和尕豆妹为争取美满的爱情婚姻而不幸牺牲的故事。河州莫尼沟十八岁的回族姑娘尕豆妹和长工马五相爱，两人立下海誓山盟。尕豆妹因才华出众被仗势欺人的大地主马七五看重，强娶给他十岁的儿子尕西木为妻。
尕妹约马五夜间到家私会，两人商议今后怎么办时惊醒尕西木。两人在紧张中将尕西木扼死。马五逃跑，但一只鞋落在院子里，被马七五抓住把柄告到官府。尕豆妹与众乡亲凑了银钱给河州官府，此案暂时作罢。马七五又拿银钱告到州城官府，马五哥和尕豆妹被抓，两人被斩于兰州城西华林山。
马五哥和尕豆妹的爱情婚姻悲剧超过了爱情婚姻问题的本身，在当时回族民众中具有普遍性，带有更广阔的社会性。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一直是青年男女对美好未来的追求；而现实的社会生活残酷地击碎了他们的梦。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制度束缚和障碍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和婚姻结合。正如恩格斯所说：“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依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1]92。西北地区的回族民众虽保持着恋爱自由的风俗习惯；但父母之命、门第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因素在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马五哥和尕豆妹为了实现爱情婚姻的幸福，不得不奋起发抗；“反封建礼教的斗争使他们相结合，他们的爱，他们的美好向往与被压迫的悲哀，他们的反抗和挣扎，使他们共同走上了反抗之道路。
但当时的黑暗势力是那样的强调和残酷无情，不允许他们选择幸福结合的道路，到头来只能使他们成为一对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的人物”[2]。因此，马五哥和尕豆妹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私有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1]95；它控诉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揭露了私有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强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
这说明悲剧的审美价值以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基础，通过“毁灭”或“遭到破坏”展现出来，形成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或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从而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和心理上的共鸣。悲剧美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是美在主客体的矛盾对抗中的结果，是“在我们内心里所引起的一种情感震动和一种被艺术作品深深感染的心理感受”[5]。人们用优美的语句在诗中描绘了马五哥和尕豆妹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6]：
阳洼山上羊吃草，马五哥好像杨宗保。
天上的星宿星对星，尕豆妹赛过穆桂英。
大夏河水儿四季青，少年里马五哥是英雄。
一片青草万儿开，女子中的尕豆妹是好人材。
你把我疼来我把你爱，指甲连肉分不开。
对着胡大把咒发：活不分手死一搭。
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毁灭性打击；仗势欺人的大地主马七五霸占了尕豆妹，将尕豆妹嫁给他十岁的儿子为妻。马五哥和尕豆妹不甘于命运，而又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最后被不公的社会残害而死，用自己的鲜血划上了生命的句号[6]：
曲儿未唱心先酸，曲儿唱完泪淌干。
唱曲的人们泪不干，听下的人们心常酸。
马五哥和尕豆妹爱情故事来自现实生活而又高于现实生活，弥漫着哀婉、忧郁、清朗而怅惘的现实主义悲剧色彩，营造出一种哀伤、悲苦的凄美意境。
二、完美：爱情胜利的寄托
中国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国度，人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太过悲惨的结局，总是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和期待，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大团圆的结尾。这种创作心境不仅体现在作家作品中，而且在民间文学的一些叙事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西北回族的民间叙事诗，除了那些悲剧性的爱情婚姻叙事诗，还有一些带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表现出回族青年男女通过反抗斗争取得爱情婚姻的“双丰收”；但这种“双丰收”是建立在残酷的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希望之花，包含着回族民众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无奈与渴望。在这一点上，叙事诗《紫花儿》（又名《吆骡子》）表现得最为明显，最具代表性。诗中叙述的是紫花儿和姑舅哥为实现爱情婚姻的幸福奋起发抗而成功的故事。
紫花儿从小失去双亲，由姑舅妈抚养长大。她和姑舅哥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中产生了爱情，并私订终身。隔山的霸地草（地主绰号）看中紫花儿的美貌，强娶紫花儿作自己的儿媳妇。紫花儿和姑舅哥虽反抗但无济于事，紫花儿终被捆绑抢走。正当她要以死殉情时，灶房婶婶劝阻了他，并设法帮助她与姑舅哥相见。于是二人订下计谋，姑舅哥隐姓埋名给霸地草当脚户（西北地区把靠脚力谋生的人称为脚户，他们牵着马或骆驼往来运输货物），紫花儿则以开客店为名，以便经常见面，寻机逃走。姑舅哥在一次去西口外（西北地区的一个地名）运货的途中，梦见紫花儿已思念成疾，遂星夜赶回客店。半夜恰逢霸地草查店，紫花儿和姑舅哥一不做二不休，拼死抢过骡马冲出山村，从此远走他乡，去寻求幸福和自由。
显然，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道路上，紫花儿和姑舅哥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是建立在他们付出极大代价的基础上的。作为霸地草的长工，姑舅哥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地奔波在“云南”“灵宝”“秦汉唐徕渠”“天水”“洛阳”“汉中”“四川”“西安”“关东”“西口”等地，从而满足霸地草“喝云南普洱茶”“吃大红枣”“吃中卫鸽子鱼”“吃香獐子腿”“吃白沙糖”“吃落花生”“吃自贡盐”“穿西安雁塔布”“用水晶玻璃大烟灯”“喝新疆葡萄酒”的无理需求。为了与姑舅哥永远在一起，紫花儿充分发挥她的机智和聪颖，巧妙地周旋于霸地草和豁嘴丈夫之间。如在客店门口迎接姑舅哥归来时，紫花儿用巧妙的话语和一连串的动作，避开豁嘴女婿的怀疑。面对命运转折时，紫花儿和姑舅哥没有半点犹豫[6]：
姑舅哥真是个干散人，拼得一死冲出了门。
夺过棍棒夺过刀，骡马抢过来一大帮。
紫花儿护在哥怀里：宰羊刀子哥挨里！
宁叫他皇上江山乱，不叫我俩的情意断。
紫花儿和姑舅哥的伟大壮举感染了一代一代的回族青年男女，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为了爱情和幸福勇于反抗的精神，体现出民间叙事诗的现实性。
冯梦龙曾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7]
这里揭示了绵延数千年的“山歌”有别于文人的创作。山歌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是人们内心情感的表现方式。下层民众通过故事、歌谣、谚语、叙事诗等方法，将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直接地或隐晦地表现出来，寄予他们对未来的追求和希望。从作品的内容看，《紫花儿》是一部展现回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幸福的现实主义作品，讲述了紫花儿和姑舅哥凭借其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反抗地主老财而最终取得成功的爱情婚姻故事。从当时社会整个大环境看，族权、父权、夫权等一整套完整社会等级观念和伦理制度及其私有制经济制度笼罩在西北回族地区，遏制着每一个青年男女，成为回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沉重枷锁，造成一桩桩血淋漓的爱情婚姻悲剧。就这一点而言，《紫花儿》明显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回族民众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向往和期盼。而这种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造成了《紫花儿》艺术上的突破，奠定了整部作品轻松、明朗的抒情格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紫花儿》寄托了回族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和婚姻美满的梦想。尽管这种梦想是美好的；但它又是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下超越了现实生活的一种纯粹的追求，显得苍白无力。
三、壮美：英雄史诗的再现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流传的众多民间叙事诗中，除了那些记述爱情婚姻的叙事诗外，还有赞美英雄人物为正义而斗争的长篇巨作。这些长篇巨作虽继承了英雄史诗的某些方面，但又有所不同。
英雄叙事诗摈弃了英雄史诗的神话成分，以真人真事为基础，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集中演唱起义军斗争的事迹，重点表现英雄为民族、民众利益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尽管他们的结局并不完美，或牺牲或流亡；但他们为改变民众贫穷现状的英雄行为却震撼人心，值得赞美。西北回族民间叙事诗《歌唱英雄白彦虎》就是这样一首英雄叙事诗，既体现了史诗中的英雄本色，又逼真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1892 年陕西回族起义，起义军多次打败清政府所派镇压起义的官兵。
后来在回族上层反动分子的配合下，左宗棠调集重军，大举推进，陕西和甘肃的回族起义军相继失败。白彦虎所领导的起义军从陕西到甘肃，又长途跋涉退居新疆，一直坚持斗争；最后流亡到俄国。诗中讲述了白彦虎率领他的英勇的子弟兵从嘉峪关转战到乌鲁木齐的情况，描述了白彦虎军的英勇无敌、军纪严明和对劳动人民无微不至的爱护，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阴险残酷和起义军对他们的强烈仇恨。《歌唱英雄白彦虎》是史诗般的英雄赞歌，也是西北回族民众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珍贵的历史记录。白彦虎的英雄形象影响着西北地区的广大回族民众，成为他们心中无限爱戴和敬仰的“神”。
从美学的角度看，崇高表现为雄浑悲壮、气势磅礴、刚劲苍凉等。它既指自然界的壮美、更指社会生活中的悲壮。“艺术作品中对崇高的揭示，不是靠描绘人视之为崇高的那种生活现象的外表方面来达到的，而是靠分析主人公的动机或直接展示主人公的行动来达到的。”[8]
叙事诗《歌唱英雄白彦虎》始终充满着这种崇高之美。在白彦虎身上体现英勇顽强、临危不乱、坚定不屈的性格和为民众而斗争的正义感。面对清廷凉州提台马安良数十万兵马的追击，白彦虎表现出了他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9]：
不要说你马其虎的军队,大清军全到来，我也不害怕。
不要说马安良来到,就是同治皇帝来到,我们也不怕。
众将军细听我言,三万人马保上家眷走,白老子和他战一战。
面对清廷帮凶马安良的指责，白彦虎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9]：
马安良做事太短见，你不该糟蹋西安的妇女娃娃；马安良你做事太霸道，你不该把大营扎在城里边，糟践了汉族姑娘无其数，你还想屎屙在老子头前。
白彦虎亦是一位治军严明、洞晓事理的文武全才[9]：
咱们大队安在敦煌地，莫要糟践老百姓；公出公卖大街走，莫要穿上虎皮去横行；本帅知道了，叫你一个一个活不成；百姓房子不许进，锅碗灶不学借。明天大营扎在南城门外，城里边太窄小，婆娘娃娃胆子小。
离城四十里扎营盘，不许可弟兄来在城里边。
哪一个他要不遵从，尽斩不饶不留情。
这些诗句体现了他军纪严明、爱护百姓，保护老百姓利益的美德。充分地表现出白彦虎治军有方的卓越才能。
“在社会事物中，凡体现人的斗争的艰苦性、坚韧不屈性和正义性，体现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伟大品格，具有一种近似于‘骏马西风冀北’的壮丽之形态，就是更高明、更庄严，带有神圣性和严肃性的美。”[2]
叙事诗《歌唱英雄白彦虎》中的白彦虎就体现了这种“神圣性和严肃性的美”。
他对诸如马其虎、马安良等残酷的封建统治者充满仇恨；而又爱护民众，时刻保护贫穷老百姓的利益。他既治军严明，严格要求部下，又像对待兄弟般对待部下，并向他们讲述历史上各朝代民众起义失败的原因。当起义军军事上遭受围追堵截、生活上又极其匮乏时，白彦虎依然保持着西北回族民众英勇顽强、坚韧不屈的本色，固守着起义军的原则。尽管如此，白彦虎的结局或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所不同的是，这种英雄气短的悲剧性不是儿女私情间的哀伤，而是一种庄严、神圣的悲剧美，给人一种崇高、严肃、雄壮的美感，“使人对其高大庄严的形象产生一种崇拜、感奋、肃然起敬的‘高山仰止’之情”[2]。
四、结 语
从作品的内容上看，西北回族民间叙事诗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回族民众通过唱述身边发生的事件，反映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和对待民族英雄问题上的看法，或揭示社会的黑暗和斗争的激烈，或欧歌民族英雄的伟大壮举，或表达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强烈追求及其对阻碍这一追求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愤怒。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回族民间叙事诗形式单一、语言质朴，但情感丰富、发人肺腑；尤其是那些代表性的叙事诗如《马五哥与尕豆妹》《紫花儿》《歌唱英雄白彦虎》，它们体现了审美艺术的悲剧性。作为悲剧的主要审美特征，悲剧性的基本特征是悲，悲得愈深，哀得愈甚，愈能产生悲剧性的审美效果。它突出地表现作品中主客体强烈冲突的悲剧色彩，但又不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悲剧意蕴，甚至是同一体裁的不同主题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美感享受。同样体现悲剧意蕴，马五哥和尕豆妹的爱情故事凄美哀婉，给人一种悲凉的美感；紫花儿和姑舅哥的故事完美感人，却暗含着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对美好未来的寄托；民族英雄白彦虎的事迹悲壮雄伟，给人一种崇高、严肃、雄壮的美感。尽管它们悲剧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是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同的：
给人以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快慰，以及心理上的共鸣。总之，《马五哥与尕豆妹》《紫花儿》《歌唱英雄白彦虎》是回族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体现了回族民众的审美情感以及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1] [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2] 马燕. 浅谈回族民间文学之美学意蕴[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90, (4): 59-63.
[3] 鲁迅.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J]. 《语丝》周刊第 15 期, 1925-2-23(1).
[4] 杨辛, 甘霖. 美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