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乡里歌谣都是因人而起，因事而发的，是在一定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仅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舆论，同时自身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两汉时期，乡里盛行民谣，民众常常以歌谣的形式对周围的人物以及事件进行褒贬，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愿[1]8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传世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民间歌谣，尽管是非官方的，但是所反映的内容不一定都是民众的心声，不能够笼统地定义为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心声。因此，对两汉时期的乡里民谣进行全面以及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保存华夏民间文化，而且有利于创造民间和谐的歌谣创作风气。
一、乡里民谣的主要内容
1.议论当时时政。乡里民谣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当时的国家大事、政局变异以及选后封侯等重大事件都会在乡里民谣中得到体现。在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百废待举，萧何为宰相时，励精图治，百姓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等到曹参代替萧何成为宰相后，遵循萧何的约束，也使得汉代初期的政策得到了有效实施，同时为汉代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乡里百姓就为此创作了一首歌谣，内容约为“萧何为法，讲诺画一，曹参代之，宁而勿守”。由此可见，萧何以及曹参在当时民众心里有着重要地位，作其歌对两人的行为进行褒扬。当然，对政治清明时期进行褒扬，对那些政治腐败时期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又如：在桓帝元嘉时期，由于凉州一代纷纷造反，对蜀汉以及东抄都进行了攻击，使汉朝面临着重大危险。朝廷连连征战，每一次战况失败，有很大一部分人都阵亡在战场上，于是，为了增强战斗力，必须增加战斗人数，就纷纷到民间抓青年劳动力参战，使得乡里民间只剩下老弱病残人员，于是乡里谣唱“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请为诸军鼓咙胡”等，对当时时政进行了生动描写[2]37。
2.褒贬当时官吏。两汉时期，当时官吏若清正廉洁乡里民谣就对其进行赞美，若官吏贪赃腐败就对其抨击。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王吉的官员，年轻时候住在长安，东边有一棵大枣树，树枝茂盛，已经垂到了王吉的家中，王吉的妻子看着枣子到自己家里，不拿白不拿，于是就偷偷地摘了很多枣子，给王吉吃，他问妻子这枣子哪儿来的，妻子就告诉在自家院子摘的，但是自己家并没有枣子树，就明白了妻子是偷别人的枣子。王吉恼羞成怒，就要休了妻子。邻居知道后，要砍掉枣子树，劝解王吉不应休妻。最后，邻居也没有砍树，王吉也没有休妻。乡里民谣“东家有树木，王吉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品德深受民众歌颂。有褒就有贬，主要是对当时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进行斥责。在汉武帝时期，灌夫一族在家乡颍川横行不法，导致民不聊生，于是乡里百姓纷纷诅咒他“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后来田蚡对其加以利用，将灌氏家族击败[3]。
3.评判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乡里民谣对当时发生在乡里或者是朝廷中的重大事件都进行评判，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西汉时期，卫青屡立战功，拜将封侯，这本来就符合相关体制，对有功劳的人员进行嘉奖，无可厚非。然而，汉武帝对卫青还在襁褓中的三个儿子也进行了封侯。导致民间在羡慕之余，心中也感慨其不平。于是，将卫青的封侯归功于其皇后姐姐卫子夫的功劳，其歌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由此可见，乡里民谣对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评判还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东汉时期，汉顺帝在位时期，政治较为昏暗，党锢事件牵连很多无辜的人丧命，而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员却升官封侯，乡里民众对此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对当时的腐败政治进行了抨击。
二、乡里民谣对汉代时政的影响
1.当时官吏善用民谣，对民意进行控制。民谣的产生往往是由外界的信息刺激而形成的，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在民谣形成过程中，往往统治者的舆论对其有一定影响，同时形成的民谣也会对当时社会统治起到一定作用。汉武帝时期，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行事作风难免猖狂，同时期，他与窦婴、灌夫交恶，尤其对民间的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由于灌夫生性喜任狭，家中有食客百人，同时田园遍布各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民间流传“：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田蚡就采集这首歌，作为灌夫作恶的证据，呈奏汉武帝，要求对其进行处理。然而，在《史记》中记载“田蚡于灌夫有过之而无不及，田园极为丰富，鱼肉乡里，后房妇女数百等”，田蚡获得汉武帝的重用，同时又受到王太后的包庇，就逃过了制裁。汉武帝听信了田蚡的建议，让田蚡抓获灌氏族人，对其家属弃于市集。另一方面，田蚡在追捕灌氏家族过程中，封锁言路，使得对自己不利的舆论无法传到汉武帝那里。
2.倾听民谣，顺应民意。根据上述民谣的主要内容，对当时政治时事进行抨击或者赞扬，倾听民谣，对社会统治有一定的影响。项羽在自封西楚霸王之后，对刘邦的实力以及政治野心心有余悸，于是就封刘邦为汉王，留守在巴蜀一带，刘邦的身先士卒人员大多是山东人，同时路上有不少将士逃亡，韩信本来也是逃亡中的一人，萧何将其追回，并将韩信推荐给刘邦，韩信很聪明，非常了解民众心理。于是就向刘邦建议“军中大多山东之人，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利用士兵歌谣的思乡之情，来鼓舞士兵的士气，决策东向。刘邦就这样顺应民众心理，还兵关中，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大汉朝，成为汉高祖。又如：东汉章帝时，明德马太后比较节俭，一切提倡简约，于是，长安城中就流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民谣看似戏谑，却是有所指向。马太后在年轻时期，一头长发，非常漂亮，成为长发美人，后面的是说马太后的服饰以及发型，看似比较铺张浪费，领导着京城的时尚以及繁华，但是她却提倡节俭，让人不禁发出笑声[4]。马太后的兄长听到此谣言，就向其妹马太后建议，要引民谣为戒，马太后知道自己年轻时非常浪费，在晚年生活比较节俭，获得民众的一致赞赏。
3.采集民谣，进行监督。两汉时期，中央有一套自己的监管制度，并且在行政上实行终年考绩制度，在监察以及考察的过程中，均是以皇帝派遣的刺史定期对周围郡国进行巡视。其中，对乡里民谣进行采集，开创具有特色的监察方式。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调查郡国长吏是否有“……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的劣迹，就派遣监察人员对其进行调查。在汉代的记载文献中，谣言以及讹言都是相连的，有时候是互通的，对于歌谣的采集均属于刺史的工作范畴。东汉时期，根据地方风俗习惯，建立一种监督体制，这种体制往往因人因时而异，也相应导致了民间的舆情难以上传到皇帝耳边，大多不利官员的言论在中途都被拦截。东汉光武帝时期，就建立以乡里民谣为基础的监督体制，也就出现了“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的现象，民谣所反映的民意，不仅能够作为当地官员治理的参考依据，同时还能够直接监督州郡日常行为，由州郡长吏人员对这些民谣进行收集，这种过程称之为“举民谣”。在这种体制下，使得东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的廉洁以及亲民的官员，由于受到乡里民谣的影响，更多的官员体恤百姓，例如张堪治理蜀郡时，大公无私，赏罚分明，劝民耕种，为民办事，蜀郡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对其赞扬。其民歌为“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5]124。又如：董宣征作为洛阳令时，执法比较严格，无论是富豪，还是比自己官位高的朝廷官员，都能够公平对待，在京师有着“卧虎”的称号，被乡里百姓赞颂为“枹鼓不鸣董少平”。由此可见，民谣能够作为一种监督官吏的手段，发挥民谣特有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地方政权进行制约，缓解官民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不管什么时期的民谣，都是自发以及自由产生的，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同时也具有片面性以及局限性，这都是跟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对于两汉来说，乡里民谣非常盛行，百姓能够通过民谣来表达内心意愿，具有灵活性以及广泛性。大多民谣都是议论当时时政，褒贬当时官吏，评判重大事件。由于自身内容比较丰富，因此，官吏能够倾听民谣，顺应民意，保持社会稳定；利用民谣，对百姓进行控制；采集民谣，实现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官民冲突，保持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李皖.民谣流域[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邓仲绵.中国时政歌谣特性研究[D].华侨大学,2010.
[4]李传军.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D].北京师范大学,2005.
[5]胡守为.“举谣言”与东汉吏政[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