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间童谣，亦称民间儿歌，是指因应儿童特点而创作并传唱于儿童之间的一种富有浓厚地方特色和童稚特点、音节和谐、形式简短的口头歌谣。
关于最早的民间童谣，《古今事物考》卷二“谣”说：“《列子》曰：‘尧微服游康衢，闻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谣之起自尧时然也。”
这里记载的所谓童谣，政治宣传色彩浓厚，根本不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恐怕只是儿童传唱的大人歌谣。
《孟子·离娄上》也有类似记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这应该是一首地道的童谣，不仅语言通俗，而且极具生活化，恰是童谣特色，至于寓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孔夫子在听到以后，会大发感慨。
童谣当然并不完全都是儿童所创作，因为给婴儿孩童吟诵的童谣，就显然出自大人。但大人在创作童谣时，却都要依据儿童的特点，因此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五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也。”
符合儿童出自胸臆的特点，自然天成，绝无矫揉造作和斧凿痕迹，才是童谣让人喜爱的最重要原因。
一、包头民间童谣在志籍中的记载情况
包头原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明清以来，随着晋、陕民众的“走西口”活动，逐渐发展为农业和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有相当一些民间童谣，也随“走西口”民众由原籍地带入了包头地区，但更多的民间童谣，则是结合西口外的风土人情而创作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地方文化烙印。
与古人特别重视民间歌谣一样，旧日绥远地区的一些文化学者，也很早就开始留意童谣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旧地方志中，对民间流传的童谣，间有记录。如荣祥等在编纂《绥远通志稿》时，即在卷五十的“语言类”下，列“谚语、儿歌、杂歌、谣词”四项，其中收录童谣三十余条，均极富情趣，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风俗民情，至今读来还是那么熟悉而亲切。
如：“笑话笑，打板落，五乘骡子五乘轿。轿合儿坐的个毛姣姣。毛姣姣，吃甚哟?吃枣儿哟。你的枣有核核，我的枣没核核，你妈嫁了个牛犊犊。牛犊犊不会吃夜草，你妈嫁了个揜瓢。揜瓢不会舀水，你妈嫁了个小鬼。小鬼不会把门，你妈嫁了个瓦盆。瓦盆不会坐地，你妈嫁了个簸箕。簸箕不会扇粮，（你妈嫁了个阴凉；阴凉不会倒西，你妈嫁了个草鸡；草鸡不会下蛋）你妈嫁了个疤汉。疤汉不会哄娃娃，一子压死二十四个板娃娃。”
其联想之随意性与富有跳跃性，绝非成人所能想象，而且有问有答，音节铿锵，琅琅上口，极具儿童特点。
又如《要媳妇儿歌》：“大后生，大后生，骑上毛驴下大同。大同有我老外父，走路路过外父门。大兄哥留，小舅子拉，一拉拉在他们家，撩起门帘看见个他。白脸黑首帕，白银环子两耳挂。石榴花，牡丹花，蓝绸衫，四块瓦。回家说给我的妈，典房卖地快娶他。娶你媳妇做个甚，烧火剥葱靠了个他。”则反映了过去的婚姻习俗。
童谣是启发幼儿智力、娱乐儿童心理的重要手段，儿童间互说，或者大人与孩子共说，往往能营造出一种非常和谐美好的气氛来。《绥远通志稿》中还记载了一首这样的童谣：“狼打柴，狗烧火，猫儿上炕捏窝窝。一捏捏下三个枣窝窝，你一个，我一个，再给老虎留一个。老虎回来了，问：猫儿嘞?上了山啦。山嘞?雪盖啦。雪嘞?和了泥啦。泥嘞?抹了墙啦。墙嘞?猪拱啦。猪嘞?杀的吃啦。猪皮嘞?蒙了鼓啦。鼓嘞?秃小子打烂啦。鼓架嘞?烧了火啦。鼓灰嘞?种了瓜啦。瓜嘞?贼偷啦。贼嘞?进了狱啦。狱嘞?天火烧啦。呸呸呸，把你个会说话的小宝贝!”
从拟人化的狼打柴，狗烧火说起，一问一答，逐渐递进，直至说出最后的呸呸呸，以达到使幼儿增长知识、嬉笑玩耍的目的。
民国《萨拉齐县志》卷十二亦设有“歌谣”一节，编着者在前言中说：“从古耕田凿井，击壤歌兴，布缝米舂，阋墙谣起，以至茄花遍地，委鬼当头，衢歌突来，童谣潜应。或关国家之盛衰，或关社会之良窳。
历代佚存，不胜枚述。本邑僻居绝塞，古傍阴山。牛羊低草，久传敕勒之川；薇蕨空墟，颇鲜梼杌之籍。
旧语难稽，漫言蓬野；成谣宛在，聊当竹枝。爰将当地昔日歌谣略近雅驯者录出，以资参揣。”对谣谚的社会性和积极意义认识非常清楚。其中录童谣数首，如：“缠小足，我嫌疼，打一巴掌拧一拧。又流血，又流脓，你说我疼不疼?”极为具体地反映了旧日缠足陋习的危害。又有一首《读书苦》：“人之初，性本善，先生吃，徒弟看，气得小花狗，干撩乱。”
描摹私塾儿童的厌学心理，以《三字经》口吻说出，更是活灵活现。
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志·童谣”则说：“童子之话，又称童话，然有音调者谓之谣，非造谣之谣也。此种歌谣不知出于何人，而街巷儿童唱得津津有味，观此亦能知人民之习惯，又能测人民之思想也，不可以出于儿童而忽之。”但仅收录童谣两首，其一曰：“娃娃睡，羊捣碓，碓下糠，喂鸡鸡，鸡鸡下个蛋，好炒酸捞饭。”酸捞饭云云，颇有地方特色。
二、包头民间童谣的表现形式及反映内容
而更为丰富多彩的童谣，则流传在广大民间的口头语言里，从鸡鸣犬吠的袅袅墟烟中飞出，萦绕在辘轳绞动的吱扭声中，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乡民的传统基因里。与其他民间文艺形式相比较，童谣，更具有山野乡村的质朴与原始特色，率真自然，洋溢着极为浓厚的生活气息。
包头民间童谣的创作主体是母亲和儿童，而其内容与形式，则异彩纷呈，摇曳多姿，不仅适合儿童的审美情趣，并且合辙押韵，易于传唱。流传在包头地区的童谣，大致可以分为催眠曲、数数歌、游戏歌、谜语歌、绕口令等形式。
催眠歌是每一个儿童最早感受母语文化的重要语言形式，其时儿童还处于智识未开的婴幼时期，但节奏舒缓、浅吟低唱的童谣，既可以使其领略音乐的韵律，也能够在母亲的爱抚中安然入睡。催眠歌在童谣中的版本非常之多，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如：“噢---噢，娃娃睡觉觉，老虎戴帽帽，老猫逮住个大耗耗。头头拍，眼眼涩，瞌睡虫虫快来哇，娃娃睡着你再走哇!”在往复吟诵和摇晃中，婴儿很快就会安睡。
还有一首《捣碓歌》，也属于催眠曲的范畴：“噢---噢，娃娃睡，娘捣碓。捣烂碓碓喂鸡鸡，喂1毛毛，买下毛毛擀毡毡，擀下毡毡卧娃娃。娃娃卧的洼嘞，怕伢骂嘞；娃娃卧的沟嘞，怕伢偷嘞。娃娃卧在娘娘脊背后，一屁墩在个山背后。”吟诵这一首的对象，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最后一句，可以起到逗乐的作用，富于童趣。
婴儿学习站立和走路时，也有童谣：“奴奴奴奴站站，快叫老娘看看；娃娃娃娃蹅蹅，路上碰见个麻麻；麻麻问你几岁，你和放羊小子同岁。”是企盼孩子快快长大的意思。童谣是发乎自然的天籁之音，许多童谣，是儿童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心灵感受的自然流露，绝无说教与旁人的授意。比如看见大雁从天空飞过，孩子们就会欢呼跳跃地喊叫：“大雁儿大雁儿摆溜溜，穿的红袄儿绿袖袖，后山眊你老舅舅。”体现了儿童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认知。
看见天将下雨，就群聚而呼：“老天爷爷下大雨，打下麦子供献你。你吃面，我吃皮，剩下麦糠喂毛驴。”居然深有古代儿童祈雨之遗意。至于看见驼队经过乡村，则为咚铃之声所吸引，三五成群，紧跟其后，边跑边喊：“骆驼、骆驼大板脚，你爹不给你扯裹脚，你妈不给你裹小脚。”寥寥数语，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反映出丰富的民俗内涵。
数数的童谣有各种版本形式，其中一首，也作为大人们豁拳时的“酒帽子”:“一个蛤蟆一张嘴，两个眼窝四条腿，不嗵一声跳下水；两个蛤蟆两张嘴，四个眼窝八条腿，不嗵、不嗵跳下水；三个蛤蟆三张嘴，六个眼窝十二条腿，不嗵、不嗵、不嗵跳下水……”
如此一直说下去，直到说错为止。
童谣与儿童游戏密切相连，恰如《诗经》大序所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包头游戏童谣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大人与孩子游戏时共说的，如《拉锯扯锯》，与小儿互相做拉锯状，反复吟唱：“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搬闺女，叫女婿，没脸的外甥也要去。不叫去，硬要去，一个兜嘴打回去。”既锻炼了孩子起坐的体力，也达到了共同娱乐的目的。再如《拍手歌》：“拍手手，叫狗狗，狗狗在哪卧，瓜瓜地里卧，瓜瓜多么大?这么大。”都是融智力与体力为一体的互动式童谣游戏。
还有一种，就是作为儿童游戏的重要一环，与游戏交织在一起，如《打花棍》。打花棍是非常有趣味的儿童游戏，或场院，或地头，男孩子们聚到一起，拿起放牛棍、锹把、木棒，随时玩耍。其游戏形式为两个孩子面对面地互相碰撞、舞动翻飞的木棍，同时合着节拍说出“打花棍”的童谣来：“我打花棍一月一，小鬼拿的判官笔；我打花棍二月二，二郎庙上穿蓝裤儿；我打花棍三月三，三犋骑马跑南山；我打花棍四月四，四个铜钱四个字；我打花棍五月五，家家每每过端午；我打花棍六月六，六盘馍馍六盘肉；我打花棍七月七，天上下雨地上湿；我打花棍八月八，八两银子捣手镯；我打花棍九月九，放牛小子扭一扭；我打花棍十月十，家家每每包扁食。”游戏、歌舞的乐趣与时令、风俗知识融合在一起，实在是一首非常难得的经典童谣。
有许多童谣，是以谜语的形式出现的。既韵律优美，又富于想象，对启发孩子的智力非常有好处。
小的时候，说过一个字谜童谣：“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洋，十字对十字，日头对月亮。”说的是繁体的庙字。
而仰望夏夜璀璨晶莹的星空，母亲就会对孩子说：“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这些谜语童谣非常符合孩子的智力理解能力，所表现的内容也为孩子所熟悉，形象生动而韵味十足。
还有一些以戏谑为内容的童谣，如《绥远通志稿》收有一个戏谑男孩子的童谣：“喜鹊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老娘想吃黄芽韭，家贫难把闲钱有。媳妇想吃香水梨，清晨起来驾毛驴。驾着毛驴去赶集，赶了东集赶西集。回家买了个大甜梨，倒坐门限削了皮。慢慢吃，慢慢咽，梨核卡着不好办，千万别叫娘看见。”
有教育孩子不忘母恩的寓意。
有一种称为“胡说话”的童谣，则任意罗列不合情理的事情，别有意趣，如：“胡说话，话说胡，胡麻地里撵麻猴，撵起两个蒿滴溜。下下两颗鸽子蛋，孵出两个哈巴狗……”
绕口令式的童谣也较为常见，如《说凤凰》：“一进门，粉壁墙，粉壁墙上画凤凰。红的红凤凰，粉的粉凤凰，红粉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红凤凰。”再如《补皮裤》：“一出门，走百步，捡住块儿猪皮补皮裤。
不知道是该皮裤补猪皮，还是该猪皮补皮裤。”可以很好地锻炼孩子的口齿发音。
除此之外，包头民间还存在着大量举不胜举、内容不同的长短句童谣，从各个侧面为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民情风貌，可以说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三、包头民间童谣的生存现状与抢救整理
如上所述，包头民间童谣，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承载体，真实地记录了包头地区的方言俗语、生活民俗、特有地名、事物名称等，直观具体地反映了本地区人民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极好佐证资料，在语言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它留存于人们的吟诵之中，口口相传，心心相应，是个人情感宣泄的重要手段，是极为难得的口头民间文化瑰宝；它闪烁在我们遥远朦胧的记忆里，勾起我们多少关于童年往事的美好追想，是人生历史的温情再现。
包头民间童谣，又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儿童文化，它无处不在，是童年心灵的伴侣，枯燥生活中的音乐，在淳朴与真情中，给我们当年那种贫瘠生活以无尽的慰藉。曾几何时，小儿相聚游戏，朗声吟诵地道的方言童谣，曾是塞外乡村中习见的风景，于不经意间，为田园生活增添了一抹和谐亮丽的色彩。
但包头民间童谣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一方面，随着生活环境、语言环境以及娱乐方式的改变，童谣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已不复当年，那些过去伴随儿童成长的童谣，不再是幼年生活的必需，已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为其他娱乐方式所代替，童谣的传承链条行将断裂。另一方面，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童谣，因为其特殊的传承方式，多数是散存在老人的记忆之中，这些老人大多年岁已大，关于童谣的记忆已支离破碎，能够完整吟诵出的包头方言童谣，往往就是那么几首，其他更为珍贵的民间童谣，不仅知之者甚少，而且由于记忆人的离世，也将成为绝响。
尤其使我们倍感忧虑的是，截至目前，关于包头民间童谣的抢救整理工作还几乎是一项空白，新编地方志中，除《土默特右旗志》收录了几首童谣之外，几乎都没有对童谣给予重视，其他文史资料，对童谣这一地道的本土文化形式也鲜有提及，更遑论系统的研究与整理了。包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固阳童谣”列为抢救和保护项目，但所涉及者仅为偏僻一隅，其他地区并不包括在内。
鉴于包头民间童谣在地方历史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濒危的紧迫性，笔者再次呼吁，必须加强对包头民间童谣抢救整理工作的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保护和传承。
同时，要加大对童谣文化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基层民众的文化意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乡间民众的支持，唤起他们对童谣文化的热爱，投入到民间童谣调查、搜集、抢救、整理工作之中，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保护传承者。
抢救和保护包头民间童谣，就是抢救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的努力下，包头民间童谣这一文化奇葩，必将从时间的深处走来，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哺育我们心灵的不断成长。
参考文献：
[1]王三聘。古今事物考[M].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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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七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5]萨拉齐县志[M].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八[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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