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杜鹃鸟以及“望帝啼鹃”的神话故事,历来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不可或缺的创作题材。而其故事本来面目及流变过程,很典型地展现了古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诊释,并体现了传统社会政治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同样值得研究。
关于杜鹃,一般认为它是蜀国望帝杜宇的化身—望帝生性仁厚,关心百姓疾苦,带头耕田植桑,使蜀地日渐富足。然而,每年都有大水祸害百姓,望帝忧心忡忡却无能为力,后宰相鳖灵治水有功,杜宇便将王位让出,自己独居西山……望帝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日夜悲啼,“杜鹃”便成了杜宇的代表。这是中国人对于杜鹃最具诗意的认知和解释。
对于其传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说望帝归隐,鳖灵即位后极尽骄奢淫逸,甚至霸占了望帝的妻子,百姓受尽压迫,望帝得悉后悲愤而死,蜀地百姓每每听到杜鹃鸟那凄凉哀婉的叫声,便想起故去的帝王杜宇,这一说法以《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为代表:“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尽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
另一说,杜宇在鳖灵治水之时同鳖灵之妻产生了一段“恋情”,事后悔恨不已,便将国君之位传给鳖灵,自己悄悄躲到西山隐居起来,鳖灵即位以后也颇有作为,使蜀地国泰民安,而其子孙却一代不如一代,昏庸贪婪,最终被秦惠王灭掉(这时候,杜鹃鸟的叫声越来越凄婉,百姓闻之无不落泪),这一说法以《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为代表。
就上述分歧而言,笔者比较倾向于前者:神话是先民对生活和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认知,相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有生活和现实基础一一蜀地洪水泛滥,宰相治水有功,帝王便通过禅让制把王位让出,而这位宰相独揽大权后专制武断,百姓民不聊生,便怀念起退位后故去的望帝,恰巧杜鹃鸣声哀婉,与百姓此时的心境正好相合,反抗暴君无望的平民很自然地把帝王同杜鹃鸟联系起来,认为杜鹃鸟的叫声是帝王在抒发心中的悲愤,又像在督促子民不要误了农时,从而在无道的统治下寻得精神上的依靠—中国向来重视农业,或许这便是“望帝啼鹃”最初的素材。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上古极有可能洪水泛滥频繁,所谓大禹治水的传说必定有现实的基础,那么,蜀地洪水或许与大禹治理的洪水存在某种联系,而大禹治水有功,虞舜将帝位禅让与之,这与杜宇让位于宰相鳖灵同样存在相似性。
与前者相比,后一种说法既没有符合逻辑的现实依据,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望帝温良仁厚,爱护百姓(若非如此,便不会有后来杜鹃哀国悲鸣的说法),怎么会不顾分寸霸占正在治水的宰相的妻子呢?其次,如果望帝真的做出荒唐事,为什么死了以后又变成杜鹃不住啼叫呢?再次,鳖灵的后人昏庸无道,鳖灵却是有为之君,为什么百姓单单怀念杜宇而不理会鳖灵呢?杜宇可以变成杜鹃鸟,鳖灵为何不可?另外,如果望帝贪恋美色,会得到百姓拥护,死后受人怀念吗?从这一点判断,后一种说法其实是偏离了现实,远离了“望帝啼鹃”故事的本来面目。
第二种版本不合情理,第一种版本接近实际,那么第二种版本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方面,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口耳相传为主,包括“望帝啼鹃”的故事在内,并没有专门记述的书籍,只不过散见于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而“望帝啼鹃”所出的《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等典籍,其实是地理类书籍而记载了一些当地的神话传说。后人进行文学创作及“借古讽今”时,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用意对所引典故进行侧重点不同的叙述,因而在流传中出现分歧,而且越来越大(这在劳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就颇类似“以讹传讹”的演变规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相当严格,对当权者不利的言行决不允许其存在(少数王朝除外),在“以臣就君”之后,新的帝王要想使自己“即位”符合道义,最巧妙的理由无非有二:一,先帝主动让权,承先帝之命掌控国家;二,先王无道,顺天意民心而夺之。二者在“望帝啼鹃”第二种版本里似乎得到了极贴切的印证:望帝夺臣妻,“无道”;望帝修书给鳖灵,“主动让位”一一一箭双雕,既平息了民间舆论,有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这种贴切,无法用简单的巧合来描述。新帝登基,在法律上宣布自己合法的同时,手下的御用文人又不失时机地“改动”传说,从道德层面上稳固了统治,不失为良策。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种“版本”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其共同点也是很明显的,集中体现在其精神内涵上:版本一中的望帝及版本二中的鳖灵(开明帝)都是极有作为的君王,这在怀念望帝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这种情感是真挚而美好的,在传统社会,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多流于空想,然而也有将生活的富足寄意于帝王,盼望明主贤臣来匡扶社稠(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望帝无疑扮演了明主的角色,而治水有功的鳖灵,自然就是贤臣的代表。而望帝和鳖灵身上,又都体现了人性层面上不容忽视的弱点—欲望,贪婪,放纵,作为帝王、名臣,他们有治国理政的非凡能力,使百姓生活安乐富足,并以此获得了百姓的拥戴。
“望帝啼鹃”是中国极为重要的神话传说之一,其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渐偏离了其本来面目。然而起精神内涵没有改变,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体命运的思考与认知,而其流变过程,又典型地诊释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艺术相互影响的微妙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