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陇南红色歌谣运用传统民间歌谣的艺术形式，融入红色革命主题，呈现出丰富而创新的艺术特征：继承和发扬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丰厚了红色歌谣的思想内涵；直陈红色主题的“赋”，融合了民俗特质的“比”和强化感染力的“兴”，使传统的“赋比兴”手法焕发勃勃生机；用通俗化语言构筑民间文化体验场景，建构“红色”与地域特征的意象群，实现了民间文化与革命意识的深度融合，使陇南红色歌谣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珍视和传承红色歌谣，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 陇南;红色歌谣;溯源;艺术特征;保护;传承;
Abstract： Adopting the artistic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ballads and integrating the red,or revolutionary,themes,the red ballads of Longnan present rich and crea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alistic writing technique of“inspiration from an event”of the yuefu folk songs of the Han Dynasty(202 B.C.– 220 A.D.) greatly enriches their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fu,or descriptive narration,demonstrates the red themes directly;bi,or figurative narration,integrat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folk ballads;and xing,or associative narration,can inspire the audience. In fact,even these traditional writ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revitalized by the red ballads. In addition,they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folk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by constructing experience situations where folk culture and popular language interacts with red image groups,demonstrating unique artistic appeal. It is practical and significant that the red ballads of Longnan,as a for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be valued,preserved and inherited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shall survive time.
Keyword： Longnan; red ballad; origi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preservation inheritance;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东接陕西，南通四川，扼陕、甘、川三省要冲，素称“秦陇锁钥，巴蜀咽喉”，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两当发动的“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动的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及红二十五军途经陇南，足迹遍布九县区，组织了“成徽两康战役”“摩天岭”“悬马关”等战役；宕昌哈达铺镇成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中国革命在这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确路线和光辉前程。抗日战争时期，“两当抗日救亡剧团”、国立五中学生、成县师范师生等开展了陇南抗日救亡活动。他们以这里为舞台，谱写了壮丽的战斗篇章，由此沉积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陇南八县一区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红色文化的印记。红军队伍在给陇南大地播撒革命火种、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其中有数量可观的红色歌谣。这些歌谣以其丰富的表现内容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流传久远，成为陇南红色文学的宝贵艺术财富。
歌谣是民间文学的题材之一，“其本义是指传统歌谣，是以口头歌唱或者吟诵形式流传和保存的传统韵文”[1]。陇南当地的民歌曲调本身是比较丰富的，如山歌、号子、快板等，民俗风味浓厚。陇南红色歌谣沿用民歌曲调，将革命主题融入其中，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模式，使红色记忆深植于当地民众的精神领域，也使传统歌谣焕发生机，令红色歌谣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民间化审美特质，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当今社会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因此，保护和传承红色歌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溯源陇南红色歌谣
陇南地区民间歌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诗经·秦风》的《车邻》《蒹葭》等篇章中，就记载了早期秦人在陇南礼县一带的活动，这是关于陇南歌谣的早期记忆。而在《古谣谚》中也记载了汉初到明代末年陇上民间歌谣的创作，包括叙事、记人和抒情的内容。如《陇水歌》中有这样的词句：“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2]82，叙写羁旅行役与离别之情；再有《陇头俗歌》：“陇头流水，呜声幽咽。愿望秦川，心肝断绝”[2]332，表达深切的思念之情。至近现代，陇南民间歌谣不断发展壮大，民歌调式丰富，自成体系。《陇南地区民歌集成》就将民歌分为花儿类、号子类、山歌类、社火秧歌类、田歌类、小调类等，全方位记载了陇南地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感受。歌谣这种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成为底层民众表达情感、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为大众所接纳。悠久的民歌创作传统、丰厚的民间文化底蕴，为红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成为孕育红色歌谣的母体。
此外，革命实践刺激了红色歌谣的创作。“诗言志，歌咏言，然而心志终究是生活的反映。”[3]1产生于陇南地区的红色歌谣就是当地百姓革命生活的真实记录和见证。民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间，陇南地区长期处于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生活苦不堪言。陇南贼匪鲁大昌称霸一方，危害百姓，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1935年8月到1936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等相继挺进陇南，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过境宕昌的哈达铺，先后在陇南天水一带12个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党中央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武装斗争，革命形势的发展激起了陇南百姓投身革命的巨大热忱，陇南人民第一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老百姓对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红军的感情日益加深，歌谣就逐渐成为群众自觉地表情达意的最好渠道”[4]112-113，是在共产党引导下民众心声和意愿的真实表达。革命实践推动了红色歌谣的创作，歌谣也在实践和宣传中得以繁荣发展，成为记录革命历史和百姓心路历程的最好载体。通过一首首红色歌谣，可以看到陇南人民与革命斗争的深切关系，或表达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歌颂，或抒发踊跃投身革命的雄心，或表达翻身后的喜悦以及劳苦大众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红色歌谣伴随着革命实践产生，激发了当地老百姓的创作热情，他们利用歌谣描绘生活愿景、表达革命信念、传递革命心声，在民间广泛传唱。只要革命到达的地方，就有红色歌谣传播的印记，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成为红色歌谣产生的现实土壤。
二、陇南红色歌谣的艺术特征
（一）“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缘事而发”一词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5]1752。其本义是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哀或快乐，是源自于具体的事件而发出的感慨。这一创作传统自汉乐府民歌以来被广泛运用于诗歌和民谣创作领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和斗争激发了陇南民众的革命热情，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他们自发创作了一批红色歌谣，运用老百姓熟悉的山歌民谣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支持红军和革命斗争，传达革命心声。
老红军魏传统曾经说过：“产生于某一地区的革命历史歌谣是当地人民斗争和情感的生动记录”[6]1，这正体现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新民主主义时期，在陇南大地上，面对军阀混战、地主阶级的剥削压榨，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红色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生活愿景和情感状况。
比如流行于成县的歌谣《红军到了成县了》：“红军到了成县了，世道随了人愿了。县长跑的不见了，才把财主清算了。土地分了粮散了，穷人才把天见了。”这首歌谣真实地记录了老百姓在县长和财主的盘剥和压榨下生活暗无天日，而红军到成县后清算财主，赶走县长，给老百姓分土地，分粮食，为穷苦大众带来美好的新生活。歌谣真切表达了百姓对红军的赞颂和生活巨变带来的欣喜之情。
再如这首歌谣：“红军进城天睁眼，匪军跑上泥功山。不收杂税不收捐，不征粮草不征款。”这首流传于西汉水上游礼县、西和一带的歌谣，虽只有简短的四句，却真实记录了红军到达陇南后不收杂税不收款，匪军望风而逃的情景，表现了人民群众与红军的深情厚谊。还有这首：“长工苦，长工难，长工的苦处说不完。夜宿牲口圈，谷糠野菜难下咽。身穿补丁破衣衫，挡不住风雪寒。妻儿哭，女儿喊，无衣无食泪涟涟。春雷一声响，来了恩人共产党。黑暗势力一扫光，苦难长工见太阳。分土地，分牛羊。长工生活大变样。”这是流传于礼县的反映拉壮丁和长工生活的歌谣，选取典型的生活片段“夜宿牲口圈”“谷糠野菜难下咽”“身穿补丁破衣衫”“无衣无食泪涟涟”等，真实记录了长工们的生活现状，以及在困境中挣扎的民众在共产党到来后“黑暗势力一扫光，苦难长工见太阳”的欢欣鼓舞和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这些歌谣秉承“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客观呈现了当时百姓受压迫的生活状态，是对百姓生活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歌谣记载了红军在陇南进行武装斗争的具体情况。通过红军到来后百姓生活面貌的巨大变化和民众的心理状况的叙写，热情歌颂了革命军队，传达了革命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因此，从现实主义创作角度讲，陇南红色歌谣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植根于现实是其葆有艺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二）赋比兴手法的创新运用
赋比兴在传统诗歌和民间歌谣中都是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法，《诗经》为其发端，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典型形态。陇南红色歌谣在场景叙写、情感传递和主题表达方面也恰当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并与当地民歌和民俗元素相融合，表现出了对传统艺术手法的创新和丰富。
首先，直陈其事的“赋”。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7]1-2简言之，就是铺陈直叙，把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陇南红色歌谣在简单起兴之后，多以文字来展开叙写，或反映民众的生活境况，或铺排红军的战斗场面，或叙述爱人送别的场景，或描写军民鱼水之情……全方位地展现了当时的革命图景。且看这首《红军人马进成川》：“红军人马进成川，沿路撒下红传单；一张传单一把火，徽成坝里红了天！瓷瓶越擦越发明，山歌越唱越有音；红军一来世道变，穷人越活越精神。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红军驻徽县；千年枯树发新芽，穷人心上开牡丹。矛子磨得馃灿明，马到飞快映红绫；四路八方打土豪，锦绣山河遍地红。”歌谣具体详细地铺陈叙述了红军一路进驻徽县和成县的情景，从沿路行进过程中的散发传单，到进驻县城以后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和当地老百姓之间深厚的鱼水之情，都反映在这首歌谣中。这种不加修饰、直陈其事的表达方式真实还原了红军经过陇南时的革命全景，留下了珍贵的革命史料。
再如这首流传于徽县的歌谣：
徽县的凉粉香又软，红军同志你吃一碗；吃饱肚子身有劲，下乡扩军有精神。红军吃完给我钱，把我急的开了言：“你们是穷人的好队伍，收钱我的心不安。”红军说：“群众纪律要遵守，吃凉粉应该来给钱。”推来让去好一阵，钱放下红军跑了个远。至今想起这件事，睡梦里常梦见这些好同志。
这首歌谣讲述了红军与老百姓的生活故事，使用赋体手法详细记述了红军战士吃凉粉的经过，其中一来一往的问答更是生动刻画出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充分体现了“赋”这种艺术手法的铺陈叙述的特性。
其次，融合了民俗特质的“比”和强化感染力的“兴”。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7]3作者将本事（故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类比。一般来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比的核心是喻体，不同地方的民俗风情和生活经验决定了其地方歌谣在喻体选择上的差异，从而产生了风格迥异的地方歌谣。陇南红色歌谣喻体的选择主要偏向于当地所特有的生活化物象和场景的选取，创作者通过此类喻体传递出大众能够感知的共通性情感，更容易引起听者的共鸣。如“前川的高粱后川的米，中川要种棉花哩。红军好比是及时雨，来到了成县的坝里”“天上的星星挤眼哩，地下红军齐反哩”“谷子熟了满山黄，毛主席活像亲爹娘。热头出来暖烘烘，共产党的好恩情”“黑暗势力一扫光，苦难长工见太阳”。这些歌谣所选取的都是典型的生活化物象：高粱、大米、及时雨、星星、谷子、热头（太阳），充满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化体验，本土化色彩非常浓厚。用这类喻体来与歌谣中的革命主题产生心理关联，对接受者来讲很容易消除陌生感，更易于接受，易于产生对红军的心理认同，对红色歌谣的政治宣传功能大有益处。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7]4一般而言，以其他事物为发端，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这是一种利用语言因素建立在语句基础上的“借物言情，以此引彼”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作用一在于起情，创造作品的气氛；二是协调韵律，确定韵脚，粘连上下文的关系。陇南红色歌谣中，用首句起兴来烘托气氛的作品可信手拈来。如：“簪簪花儿红似火，我种银耳红军坡。白玉般的银耳山里开，幸福落在我心窝。”起句以红艳艳的簪簪花起兴，以漫山遍野盛开的火红的鲜花来营造氛围，符合老百姓的所见所感，表达红军来到陇南后广大民众内心的喜悦之情。
再如：“天上星星明又明，妹送情郎当红军。送了一程又一程，眼看就要到栗亭。”这首歌谣以天上的星星起兴，此处有两层含义，表层之义在于极言妹送情郎时间之长，从白天送到夜晚，表达出情人间依依不舍的情感；深层含义则是星星象征着闪亮的红星，情郎参军就意味着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此外，歌谣以起兴来协调韵律，以起兴来确定韵脚，粘连上下句的关系，在陇南红色歌谣中也常常运用。如：“花手帕，四四方，绣上颗红星送我郎，十年八年妹等你，革命成功再成双”“谷子熟了满山黄，毛主席活像亲爹娘”“红军光荣出村口，又擦眼泪又招手，一把布伞送兄弟，上遮热头下遮雨，红军兄弟慢步走，山又高来路又陡。刀割韭菜根还在，亲人一去几时来”。这类起兴一般情况下跟下文没有太多意义上的关联，其目的就在于吟唱时音律的上口，或以此来引起下文，产生上下文之间的互联关系。起兴手法的使用为陇南红色歌谣在情感表达和韵律协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其艺术魅力也大大提升。
（三）以通俗化语言与灵活多变的句式构筑民间文化体验场景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歌谣源自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是劳动人民朴实真挚的情感的艺术表达，民间色彩浓郁。红色歌谣以“旧曲加新词”的方式，将作为劳动者的工农生活内容与作为革命力量的斗争内容融合起来，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唱，一方面有利于红军队伍的革命宣传；另一方面，将红色歌谣融入民间艺术之中，使其呈现出浓厚的民间文化特质。
首先，朴素真挚且通俗化的语言特色。
歌谣是一种语言的艺术。高尔基说：“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塑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观、思维过程……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8]332陇南红色歌谣作为集体性的口头文学创作，在语言上融入地方方言土语，使歌谣带有典型的地域特征。
陇南位于甘肃南部，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地理环境相对闭塞，当地的语言习惯得以很好地保存。歌谣的创作者都来自民间，对方言土语等非常熟悉，因此在歌谣中使用大量方言词汇，使歌谣通俗易懂，体现出生动自然的审美特征。如《红军直下徽成县》：
走江口，过茨坎，大营扎在曹彭家，山脚地畔路过走，李家咀上杀恶狗，周家大营缓商量，席家川里吃干粮，隆城上安的水机关，两架飞机打旋旋，土荞峪下山入平川，炸弹丢在云雾山，大军过了横岭山，晚上住在了石峡关，西和一仗打得欢，红军直下徽成县。
这首歌谣中，“干粮”指早饭，“水机关”指机关枪，“打旋旋”指在上空盘旋，这些都是流传于陇南的地方方言。此外，其他歌谣里还有“公鸡叫鸣”（打鸣），“热头”（太阳）出来，“天上的星星挤眼（眨眼）哩”“矛子（长矛）磨得馃灿明”等，都是生动自然的方言土语。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真实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心理状况，又因为其通俗易懂而不乏诙谐幽默的趣味性，贴近百姓的生活现实，符合民众的理解水平，更容易引起民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词语是构成歌谣的重要要素，陇南红色歌谣脱胎于传统歌谣，其结构与传统歌谣是非常相似的。衬字和口语词的使用，使陇南红色歌谣具有丰富典型的民间特色。如：“红军到（了）成县了，世道随（了）人愿了。县长跑的不见了，才把财主清算了”“红军好比（是）及时雨，来到（了）成县的坝里”“歌满山（来）情满怀，我采银耳进山来”“天爷（外）刮怪风，霜杀（外）草不生；天晒（外）了庄稼没收成，一斗麦十两银子。二月（外）刮春风，天上（外）降神兵；天下（外）了五谷得了命。神兵是红军”。这些衬字放在句中可以凑齐音节，使句子整齐，读起来更加上口，具有音韵和谐之美。
陇南红色歌谣还使用大量的口语词，使歌谣的语言明白晓畅，质朴浅显，颇具生活化的美感。如：“鲁大昌在甘边，阻止抗日真可怜，要消灭鲁大昌，坚决抗日到前方”“一把布伞送兄弟，上遮热头下遮雨”“赶得碌柱上坡里，国民党的税多哩。国民党，要税款，穷人手里抢饭碗，不响雷，打闪哩，保长天天催款哩”“不扯肠子不扯心，革命成功我来迎”“假若中途忘了你，雷击头来火烧身”。这些歌谣里面，“真可怜”“上遮热头”“打闪”“扯肠子”“雷击头”等口语词，还有句子结尾处反复出现的语气词“哩”，都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常用词，读来朗朗上口，且易于流传，显示出歌谣的勃勃生机，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
其次，句式结构颇具民歌特色。
陇南红色歌谣多采用三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一般而言，句式整齐的歌谣并不多，多数歌谣句式复杂，结构参差，从而构成错落有致的节奏美感。
有五言八句的：“一心当红军，扛枪打敌人，打倒马匪军，为民立大功。一心当红军，扛枪杀敌人，打倒日本军，人民享太平。”这首歌谣以起首句押韵为主，第二、四、六、八句均押韵，一方面保证了歌谣内容的通俗性，另一方面也兼顾了形式上的韵律感，这种对传统诗歌艺术形式的继承，增强了歌谣的音乐美。
也有七言八句的：“天上星星明又明，妹送情郎当红军。送了一程又一程，眼看就要到栗亭。栗亭川里花儿红，唱个山歌表真心，假若中途忘了你，雷击头来火烧身”“霜夜起来望星宿，穷人送儿当红军。征途不怕千万里，送郎送到栗亭川。栗亭川里花儿红，绣个鸳鸯表真心。跟上贺龙闹革命，天下太平再结婚”。
七言与五言相比，每句字数增多且篇幅扩大，更适合表达丰富的内容，在陇南红色歌谣中，更多用于爱情题材，这类革命爱情歌谣颇具特色。这两首反映与红军有关的爱情歌谣，都以女子作为抒情主人公，以“妹妹”的口吻来歌唱对“哥哥”参加革命的支持，表达对“哥哥”的不舍和思念。其中第一首以“星星”来起兴，点明送别的时间和主人公，接下来用“一程又一程”说明送别的路程之长和依依不舍的离情，主人公在“栗亭”立下誓言，表达了对爱情的坚贞信念和忠贞不渝的决心。第二首富有浪漫的生活情趣，不仅有绣着红星、绣着鸳鸯表达爱情的信物花手帕，更重要的是对革命成功的期待与决心。送别中未见伤心之语，字里行间表露出的是女子对于意中人参加革命的支持和理解，体现出了百姓对革命的认同感。
更多的歌谣是句式不整齐的。有三言和七言的组合：“在解恨，斗豪绅。要太平，打日本。要想永世不受穷，赶快投奔贺老总”；有八、七、五、四言组合的：“离别了苦难的家乡，离别了亲爱的爹娘。黑暗中红旗飘扬，红军要北上。好男儿志在四方，跟随红军。走遍祖国的四面八方”；有六、五、七、六组合：“可恨的中央军，爹娘把儿生。娘生儿子石头心，长大了拉壮丁。”
从《诗经》到汉乐府，均有运用杂言创作的诗歌，而元曲更是将杂言发展到接近完美的状态。与诗歌相比，歌谣继承和发展的恰恰是杂言诗的手法，对章节结构和字数的要求并不固定，其形式相对自由，更利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感情。陇南红色歌谣正是创造性地、丰富地运用了这种手法，使歌谣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真切自由，在诵读传唱时又颇具节奏感，生动流畅，和谐悦耳，具有民歌韵味。
（四）建构为革命主题服务的意象群
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一般而言，文学意象都是观念意象，是传递创作者思想情感的“物象”，在陇南红色歌谣中，有着非常丰富又涵义深远的意象群，使歌谣的文本意象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这些意象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对红色革命价值的诠释，在建构革命主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现出了普通民众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首先，象征红军革命的“红色”系列意象群。
“红色”作为一种色彩，其象征作用在我国的民间有非常广泛的审美认同。红色总是象征着生命、热情、勇气，最终折射到大众身上则体现出希望、愉悦、快感和神圣的主观情感。不仅是红色，与其相关联的太阳、火焰、鲜花等意象也同样为大众带来相似的情感体验。基于审美体验的关联性，陇南红色歌谣中建构的“红色”系列意象群，承担了服务革命主题、彰显革命价值的文学功用。如：“高粱叶子青又青，红军开进徽县城；红帽徽，红领章，身背大刀肩扛枪”“徽县的锅盔黄又香，香香的锅盔慰劳忙；锅盔要用炭火烙呀，军队要靠老百姓帮”“热头出来暖烘烘，共产党的好恩情”“簪簪花儿红似火，我种银耳红军坡”“黑暗中红旗飘扬，红军要北上”“黑暗势力一扫光，苦难长工见太阳”。这些歌谣中运用的就是红色的意象或与红色相关联的意象群，一方面带有民间百姓对红色的审美认同感，另一方面，也由此关联到对以红军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的认同和肯定。无论是以红军着装象征革命，还是以炭火来比喻百姓，亦或是用热头（太阳）来喻红军对百姓的恩情，还有红旗飘扬代表的希望等，都将红色意象群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体现出红色审美体验的稳定性，彰显红色歌谣独具特色的魅力。
其次，取自日常生活和日常事物的意象群。
陇南红色歌谣最普遍的构成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歌谣所选取的意象，是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和自然背景下，最为常见的生活化的事物，百姓们随意采撷生活场景和片段，任意选取自然景观和事物，就能表达与革命相关联的丰富情感。如：
麻绳衽进针鼻管，锥子给鞋底扎个眼；一针一线针脚密，要把鞋底纳结实；一天一夜纳两双，新鞋让红军早穿上。你纳鞋底我做帮，李婆宋姨上鞋忙；一夜做鞋二十双，天明让红军穿脚上；穿上新鞋去抗日，把日本鬼子消灭光。
这首搜集于徽县的歌谣，从做鞋细节入手，记录了后方妇女为红军做军鞋的片段，百姓对红军的拥护和爱戴跃然纸上。
再如流传于徽县柳林当地的社火曲《想红军》：
天爷（外）刮怪风，霜杀（外）草不生；天晒（外）了庄稼没收成，一斗麦十两银子。二月（外）刮春风，天上（外）降神兵；天下（外）了五谷得了命，神兵是红军。九月（外）刮秋风，神兵（外）又出征；云雾（外）罩天爷黑沉沉，百姓心里明。
这首歌谣来自百姓的视角，选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场景记录旧社会老百姓生活的艰辛，用“怪风”“春风”“秋风”指代红军到来前、到来后、离开时的变化，意象的选取看似生活化，但蕴含的革命情感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如果说以上是生活片段的叙写，那么下面的意象则是自然景物与革命产生关联的例子：中川、碧口、平台山、悬马关、摩天岭、江口、茨坝、土荞峪、横岭山、石峡关、栗亭川、泥功山、泰山村，歌谣中出现的这些山川地名，都是红军在陇南战斗过的地方，红色歌谣在传唱中将山川与伟大的红色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就如这首：“碧口江水清又清，平台山上雪染红。悬马关前地势险，摩天岭上杀敌人。切刀背，九道拐，天降神兵叫红军。山石溅血敌丧胆，岭上红旗耀五星。英勇的兄弟来相会，欢迎红四方面军……”，歌谣生动记载了由徐向前亲自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摩天岭战役，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陇南境内的第一次战役，也是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要计划。这次战役激烈地进行了18天，双方投入30个团，数万兵力，战斗十分激烈，数百名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险峻的地势，战斗的惨烈，红军的英勇，由此而表达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歌谣中的意象所要传递的主题。
三、陇南红色歌谣的保护和传承
从土地革命时期的“两当兵变”开始，到后来的红军长征，再到后来的抗日战争，陇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武装斗争，抒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而陇南红色歌谣正是这一历史的反映。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红色歌谣都紧密地配合着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充分发挥其宣传、动员、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近年来，红色歌谣逐渐被忽视，被淡忘，逐渐远离当下社会的青年一代。老一辈革命者相继逝去，红色歌谣也慢慢消失。珍视和抢救红色歌谣，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下迫在眉睫的大事。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甘肃重要讲话中指出：“陇南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的地区之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都在这里留下过战斗足迹”“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为我们保护、传承、发扬红色文化和红色歌谣指明了方向。
（一）正确认识红色歌谣的价值，是传承保护红色歌谣的前提
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文学，诞生和繁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革命宣传和动员工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今社会，红色歌谣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红色资源，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因其“红色”这一特性而成为教育的载体，具有传递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它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以最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展示革命先辈的牺牲和伟大，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传达革命的力量。透过歌谣，我们能看到红军长征时物质条件的艰难困苦、战斗场面的残酷、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貌，红军战士的不怕困难牺牲、公而忘私、大义凛然、百折不挠的崇高英雄品质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这些优秀的品质、优良的传统在当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传递着大无畏的革命军人精神和价值观，对当代青年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因此，正确认识红色歌谣的价值和教育意义，其保护和传承才有可能。
（二）红色歌谣保护和传承的具体方式
其一，将红色歌谣引入课堂教学当中。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利用红色歌谣对其进行革命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有利于青年人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筑牢爱国根基；另一方面，红色歌谣深入课堂，在价值导向、情感激励和人格塑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育人作用，内化于心，也促进了红色歌谣的保护和传承。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陇南地区唯一的高校，学校成立了陇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可依托该中心开发红色文学类的选修课，对陇南红色文学进行分类讲析，让学生深入了解地方红色文化，并定期开展红色歌谣传唱活动，让学生在诵唱歌谣的过程中了解革命历史，体会长征精神，感悟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其二，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传唱红色歌谣，体验红色文化的魅力。陇南地区红色资源丰富，各县都有革命遗址和纪念馆，如“两当兵变纪念馆”“成徽两康战役纪念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当然还包括一些珍贵的实物、文字等材料，红色歌谣就散见于各地纪念馆的文字资料当中。近年来，红色旅游热度持久不衰，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开发出多种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让旅游者观看红色遗迹，品尝红色食品，穿红军军装，唱红色歌谣，深度体验红色文化，感悟长征精神。
其三，通过书籍和影像的方式将红色歌谣保存下来。歌谣属于活态文化，由于革命年代的特殊性，加之收集抢救较晚，目前收集整理出的陇南红色歌谣数量较少，零星出现在各地纪念馆和各县县志当中，还有部分没有收集的歌谣散落于民间。当前，应通过政府主导，集合各研究单位，如党史研究中心、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博物馆以及民间力量，对红色歌谣进行普查、收集并整理分类、编辑出版，让其永久地留存下来。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也是红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学术资料，以歌谣为载体，研究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总结其价值，服务于当下社会，传承其文化价值。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歌谣以极具民间特色的内容和民俗化的表达方式在民间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陇南红色歌谣在继承传统歌谣艺术形式的同时，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红色革命主题蕴含其中，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时代和革命现实相契合，一方面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另一方面则进一步衍生出了红色歌谣所特有的、新的艺术价值。借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创新性地运用赋比兴手法，灵活使用地方方言土语，多变的句式和革命化特色的意象群，令红色歌谣在诠释革命主题、丰富革命内涵、宣传革命思想、表达军民鱼水之情等革命主题认同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共振，红色歌谣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巨大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影响深远。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陇南红色歌谣面临消失的困境，因此，加强对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让它能够顺利地传承下去，在新时期发挥新的作用，体现新的价值，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桑俊红安革命歌谣研究[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2]杜文澜，辑;吴顺东等，点校古谣谚[M].长沙:岳麓书社，1992.
[3]中共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歌谣选编[M].巴中: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 2005.
[4]姚莉苹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生成原因探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09(6)111-113.
[5] (东汉)班固:汉书[M].上海:中华书局, 1964.
[6]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7] (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中华书局。1958.
[8]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