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中国早期民间文学的研究者、理论家,周作人通过自己广博的学识、独特的视角、深厚的情怀,在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从神话到童话再到歌谣,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他的民间文学观是复杂的,带着个人的趣味,带着精英主义的审视,但其对早期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贡献和开拓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周作人; 民间文学观; 人类学派; 神话; 《歌谣周刊》;
一、周作人的杂学观
(一)周作人与传统文化
周作人出生于清朝末年。他饱览群书，涉及古文、英文和日文，所学之杂，可见一斑。他幼年在家乡的私塾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他的国文功底则源于大量阅读。少年时期的周作人喜欢读书，因而看了很多小说。在那段时间，周作人看《镜花缘》和《聊斋志异》，继而转到《阅微草堂笔记》，把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入门了。这种看“闲书”的习惯不仅使他学识广博，也养成了他的“杂学观”。阅读《西游记》等神怪小说激发了他对神话的兴趣，这为他日后接触西方神话学、研究神话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二)周作人与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对周作人影响深远。他18岁入江南水师学堂学英文，五年后被派往日本深造，开始习日文，这对他的思想和学术等方面的影响甚巨。周作人到东京留学，在这里接触到西方进步的文艺思潮，这些都丰富了他的思想文化资源，奠定了学术基础。正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学习，周作人了解了希腊神话，继而与神话学发生关系。
周作人喜欢读杂书，他多次称自己为“杂家”，并把自己对民俗等的研究称之为“打杂”。他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这些学问没有人来研究，“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1]。
正是他的文化多元和思想宜杂的观念，让他能够欣然接受各种新旧学说，进而在不被学界关注的民间文学中开拓出独特的园地。
二、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思想
(一)周作人与神话
1．与神话的结缘
周作人在东京留学时接触到西方的神话学，阅读过《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等神话学书籍。周作人通过阅读和学习，把一些重要的思想介绍进来，如人类学派关于神话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他认为人类学派的比较方法可以解释如下现象:“如在一国见有显得荒唐怪异的习俗，要去找到别一国，在那里也有类似的习俗，但是在那里不特并不荒唐怪异，却正与那人民的礼俗思想相合。”[2]也就是说，在发达文明社会中，如果有一些无法了解的怪异习俗，就去其他国家寻找相似的习俗，进而了解遗留下来的古老仪式的意义。
周作人在了解西方神话学时常常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他在推荐《希腊罗马的神话》这本书时介绍了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指出当前神话研究的不足。周作人认为，一些研究者忽视对神话的仪式方面的研究，而神话是和仪式相关的，不注重仪式，自然对神话的研究会有不好的影响。
2．神话与改造国民性
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造国民性从来都是一个不断思考的主题，周作人亦然。他极喜欢希腊神话，并希望在希腊神话中寻找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治病良方。“我们中国人虽然以前对于希腊不曾负有这项债务，现在却该奋发去分一点过来，因为这种希腊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力量，在欧洲文化史上显然可见。”[3]
他在关注希腊神话的同时创作了不少文章，如《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表现了对普通大众的关注。他在民俗散文《绍兴的糕干》《七夕》等作品中，记录人们的生活习俗，并试图观照这些习俗中美好良善的人性，塑造健康向上的民族性格。
3．中日神话观比较
周作人对神话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留学日本时期进行的，他研究过日本的神话以及一些民俗，并翻译出《古事记》的上卷。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兼文学书之一，上卷主要讲的是日本的民族神话。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他提出了中日对待神话的不同态度。
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周作人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国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常常混淆古代与现代，把古代的神话硬套进现代的理论里，如看到神话中长矛状的东西就会认为是男根的象征，进而独断地认为日本的宗教是生殖崇拜，这当然不可取。周作人也介绍了日本人对待神话的态度: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神国”，把《古事记》的传说当作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周作人指出，这种一味把神话当作历史的做法是有点可笑的。
同时，周作人对日本的神话进行了追根溯源，认为日本的神话是受中国和印度影响。他肯定《古事记》的学术价值，也对它在文艺上的价值大加赞赏，认为其有独特的精彩。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作品的艺术上的追求是他的个人趣味，也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二)周作人与童话
儿童这一群体在五四时期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而周作人的着手点是童话。周作人阅读了不少关于研究儿童的书，高岛平三郎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和《儿童研究》是周作人对童话研究的入门书。以后，他又读了塞来的《儿童时期之研究》，并且通过阅读认识到，儿童虽然在心理和生理上和成人有差异，但儿童也是完全的个人，需要尊重。
周作人认为，儿童应有自己的文学。他在1922年1月刊的《诗》上翻译了日本学者李泽建的《儿童的世界》。他十分赞赏书中的观点，并在译文后附言:“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4]因此，他说儿童文学要从儿童的视角进行创作，以“儿童为本位”。
(三)周作人与《歌谣周刊》
周作人对歌谣的采集与研究，在民国时期是超前的。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在报纸上刊登启示采集歌谣。1920年，歌谣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大规模的歌谣搜集和研究就此展开，周作人也应邀加入。1922年，《歌谣周刊》成立，周作人一度主持《歌谣》周刊的工作。在歌谣研究方面，周作人率先对谜语、方言歌谣进行研究，引起其他人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也是他先看到猥亵歌谣的研究价值，将猥亵歌谣纳入歌谣收集之列。
他把歌谣的价值分为两类，一类是文艺的，另一类是历史的，也就是学术的。从文艺上说，他认为民歌对新诗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点和刘半农不谋而合。周作人在发表于《晨报副镌》上的《歌谣》(1922年4月13日)一文中提到:“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
周作人十分看重歌谣的学术价值，但对歌谣艺术价值的缺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呼吁，在重视民间歌谣的价值的同时要看到歌谣的不足，如语言的粗劣、内容的粗俗。一味抬高歌谣的价值对新文学的发展不利，可能使新文学落入粗俗的窠臼。
三、对周作人民间文学观的评价
周作人对我国民间文学的贡献巨大。他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民间文学的相关书籍和理论，如《古事记》，还翻译了亚坡罗陀洛斯的神话学，弗来若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哈利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等，这些书籍的翻译，填补了国内民间文学理论的空白，有力推动了国内民间文学向前发展。
他在翻译的同时写了很多文章，并且对日本和中国的民俗、神话、歌谣等做了大量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他对歌谣的研究。他在日本研究了不少民俗，《心中》这篇文章中就论述了日本很常见的“殉情”现象，《江都二色》中则讲述了中国古代的各种玩具。他的这些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切实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周作人一生对民间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民间文学的建立和发展都不乏周作人的印记。他针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他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对儿童的尊重与关怀，对歌谣文艺价值的坚守，这些在民间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的现在，仍需要研究者回顾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陶明志.周作人论[M].北京:北新书局,1934. 2.
[2]周作人.夜读抄[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7.
[3]周作人.我的杂学(大家小书)[M].张丽华,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12.
[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