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以赛亚·伯林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伟大倡导者”的赫尔德在积极发展德国民间文学的同时, 还从理论上提出民族、归属的概念, 以证明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必然性。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作为一种外部契机, 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 直接激发了赫尔德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 在传统的德意志文明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的高贵起源以及文化重建的出路。
关键词：赫尔德; 民族; 隶属; 现代性; 民间文学;
Herder: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Value of Folk Literature
WANG Shujiao
Institute of Cultur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who was called“the greatest advocate of cultural nationalism”by Isaiah Berlin, actively developed German folk literature while h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and belonging in theory to prove the inevitability of developing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a kind of external opportunity,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the rationalism and universalism advocated by the enlightenment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thoughts, which directly stimulated Herder's ref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himself and his seeking the traditional German civilization for the noble origin of the German.
Keyword：
Herder; nation; belonging; modernity; folk literature;
对民族语言、民间文学的重视, 对建立民族文学和重拾民族特性必要性的学理论证, 皆溯源自赫尔德。赫尔德对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并不是出于考古兴趣, 为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状态, 而是希望在历史遗迹中发现重塑现在和将来的模型。这样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观念不仅是赫尔德试图将德意志文化从法国古典主义权威中解放出来的具体文化实践, 也是其反思启蒙、建构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 旨在为德意志这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关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另一种答案。因此,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尤其是他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重视, 都必须回到启蒙与反启蒙、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与张力的语境下才能理解。
一、对“民族”概念的理论建构
诚如爱尔冈 (Robert R.Ergang) 在《赫尔德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建立》 (Herder and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 一书中所言, 赫尔德对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建立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不是从情感上强烈反对德国对法国的模仿, 也不是他在现代性冲击下对民间文学和诗歌的呼吁本身, 而是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论建构:从更高的学理的层面论证了抵御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和建立民族文学、张扬民族特性的必要性。
赫尔德关于民族的思想是在孟德斯鸠和维科的影响下形成的[1]。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表达了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念:不存在适用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普遍法, 法律的制定取决于地理环境、社会特征等因素, 各个民族间地理环境、社会特征的差异必然导致法律制度和体系的不同。如以赛亚·伯林在《赫尔德和启蒙运动》中所说, 自孟德斯鸠以后, 地理环境决定论传播甚广, 影响甚大。在早期的里加岁月 (1764—1769) , 赫尔德将孟德斯鸠奉为卓越的大师, 满怀热情地接受其思想的洗礼, 并将地理环境决定论应用到自己对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中。赫尔德将自己比喻为“另一个孟德斯鸠”, 主张文明的多样性最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海洋、山脉、河流不仅是土地的, 而且是民族、习俗、语言、帝国的最自然的分界线;甚至在最重大的人类社会变革中, 它们都是世界历史的指导和限制。”[2]38在赫尔德看来, 民族差异的根源在于地理和气候,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地理和气候的不同, 会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他称之为民族特性和民族灵魂的东西中, 最终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
如果说赫尔德从孟德斯鸠那里继承的还只是看待问题的视角的话, 那么他从维科那里借用的则是后来成为其理论基石的两大观念:历史连续性以及民族有机性。维科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不是断裂、毫不相关的, 每一个时期总是在继承前一个时期的成果上发展而来。赫尔德受到维科历史连续性观点的启发, 提出一切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 而是在另一些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文化也是如此:先辈的文化积淀对于后世的文化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根据维科的民族有机性观点, 赫尔德认为民族是一个文化独立的实体, 因此每一个民族都应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幸福观”, 而不是对其他的强势文化趋之若鹜。
在孟德斯鸠与维科的双重影响下, 赫尔德逐渐清晰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他正式提出“民族”的概念, 并对其内涵做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在赫尔德的阐释中, 民族是指生活在同一片土地, 在共同的语言基础上拥有共同历史传统的人们所构成的共同体, 其中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是民族最重要、最典型的特征。因此, 赫尔德意义上的民族是文化的, 而非政治的共同体, 是建立在特殊文化和精神传统之上的有机体。“有机”, 一方面在于民族在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由共同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使得每一个民族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另一方面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 都有自己开花结果、兴旺凋零的过程, 具有天然的内在力量和变化规律, 它不是一个抽象、永恒不变的形式。由于每个民族的民族性由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 哲学家们的任务并不是像启蒙主义者那般寻找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普遍的、理性的法则, 而应引导每个民族根据自身内在目的, 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每个民族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自己本身的独特禀赋和内在特性之上, 而不是借用外来的各种制度, 通过模仿其他民族, 以扼杀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丧失本民族的先天优势为代价来换取民族进步。赫尔德一再强调, 每个民族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固有本性、以自身作为衡量标准和尺度去发展自己, 如果只是一味地遵循外来发展模式, 民族的真正幸福和进步必将化为虚无。
赫尔德认为个人与文化是某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某个阶段的产物。因此, 与民族相关, 赫尔德提出“隶属”的概念, 以此说明个人既然是处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民族中, 他就只有在他从小就接触的文化传统中才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如果将个人从民族的群体中抽离, 他将会丧失家园感。一个人只有隶属于民族, 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 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这是人最基础和本质的情感需要。既然不能以普遍的标准评价文化的价值和优劣, 赫尔德认为只有进入某一特殊的文化类型中才能对它进行理解和把握。以赛亚·柏林将此方法视为“想象的移情”:“人们不应该根据另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评判一种文化;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发展, 追寻不同的目标, 体现不同的生活方式, 被不同的生活态度所主导;因此, 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实施一种想象的‘移情’, 通过它们的眼睛尽可能‘从内部’进入到它们的本质中去, 用古希伯来人的话说, 就是成为一个‘牧羊人中的牧羊人’。”[3]
在赫尔德这里, “人”不再是如启蒙运动中所宣扬的具有普遍理性的个人, 在启蒙运动对人的这一定义下, 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抽象的人, 他是一个世界公民, 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保持着固定的特性。而赫尔德认为:“人隶属于他本来该待着的地方, 民族是有根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成长环境所提供的象征进行创造, 他们成长的那个社会关系密切, 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彼此会意的交流方式。”[4]62-63与之相对, 如果民族的发展基础是外来的, 而非自身的, 就意味着割裂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丧失本土文化的根性, 势必会破坏民族本身的有机性。赫尔德由此提出了一种关于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观点, 强调差异、变动、活力, 独特性和个性亦获得应有的肯定, 它“把世界设想为一个花园, 其中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 都以自己特有的姿态成长, 并同环境以及它自身的个性所产生的报负结合在一起, 因而不能根据其他有机体的形式和目标加以判断”[4]87。
二、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出路
反观德意志的现实, 赫尔德却无奈地发现自己的祖国并没有按着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进行现代化建设。赫尔德痛心于德意志的现状, 认为“所有鲜活的民族思想的遗迹不断被遗忘, 所谓的启蒙之光像癌症一样不断侵蚀着德意志的文化。半个世纪我们都羞于承认与祖国有关的任何事物”[2]11。此时的德意志面临着三重危机。
对内, 民族分裂、工商业衰落、宗教冲突使得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实现国家统一成为重中之重。“直至18世纪初, 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使德国处于一个分裂状态, 德国饱受分裂之苦, 它呈现为一个分离、混乱的画面。工业和商业没有统一, 整个德国笼罩着宗教的仇恨。”[1]172对外, 德意志需要对抗以英法为代表 (尤其是法国) 的文化侵染、政治干涉、军事威胁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影响, 打破英法的现代性发展模式, 根据德意志的自身天性走上一条自我发展之路。赫尔德看到, 德意志抛弃自己的文化, 转而模仿法国, 整个社会患上了一种“法国疾病”:“一个人只有和家庭仆人说话时才会使用德语 (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说话时会使用法语, 法语被视为具有教养的标志, 是社会地位和荣誉的证明) 。当一个人必须和仆人, 一个德国仆人, 说话时才会 (用德语) 与之交流……。由于这种现象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毫无意外, 我们会发现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很是迟缓———至少和欧洲其他民族相比确实如此。”[2]61
不仅“赫尔德强调文化特别是母语是每个民族的根和每个人的精神归宿”[5], 约瑟夫·戈雷斯 (Joseph Goerres) 认为, 由于长期模仿外来文化, 德意志丧失了其自身的民族特性, 它和欧洲的其他民族都具有相似性, 唯独不是它自己。因此, “德意志民族应首先学习探寻她自己的民族资源”[6]。奥·施勒格尔对德意志的文化状况作出了自己的回应:“随着民间宗教被破坏, 古老的长篇故事也消逝了, 我们自己和祖先疏远开来。”[7]88希腊人直到今天还在赞扬他们的古代英雄。受赫尔德精神的影响, 奥·施勒格尔同样认为诗歌中保留了民族过去的历史遗迹, 它是民族事件的保存者。
思想上,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 个人与民族建立在纯粹、抽象的基础上;“进步”“普遍”被用作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尺, 一般性、同一性、普遍性被视为是能不分时空地适用于一切人与一切事的永恒客观的规律和永久正确的信念。赫尔德反对启蒙思想中的“进步”观念以及历史目的论, 认为这限定了个人与民族的多样性发展;认为启蒙中的抽象体系只是一系列空洞的文字游戏, 不能为现实提供实质性的参考, 与真实历史的丰富性、流动性相比, 任何的抽象概括都是苍白无力的, 它无法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赋予合法性与有效性。
德意志面对的三座大山, 对于赫尔德来说是灾难性的。为此, 他提出德意志只有通过寻找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民族语言, 寻找自己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回到民族之根, 才能免于在“民族他性”中彻底沉沦与毁灭。如何才能继续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呢?赫尔德看到, 由于文艺复兴对外来思想的引进和介绍, 德意志从中世纪晚期起就失掉了民族的真正精神, 切断了与民族传统之间的联系。为了重新唤醒民族精神, 德意志必须“回到”中世纪, 从传统断裂的地方重新开始德意志的文化。“回到”中世纪, 并不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 而是回到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源头, 借用民族辉煌的过去营造美好的明天。赫尔德不止一次地强调, 每个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艺术、宗教、习俗和法律等都是民族特性的真实反映, 只有当一个民族建立在健康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时, 它才能够实现人道主义的历史目标。因此, 赫尔德试图借助“自然诗” (Naturpoesie) 回到民族情感的源头, 并将其视为最好的复兴民族精神的途径。
根据赫尔德的定义, 自然诗不仅限于诗歌, 它既指代包括民歌、民间传说、神话等在内的民间文学;又指代“民间天才”的伟大作品, 如荷马的史诗、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古代梵语文学、莪相的诗歌和《圣经》[8]。自然诗与赫尔德“民歌” (das Volkslied) 概念具有相似的内涵, 都是泛指一切民间创作, 他“把古代各族人民的创作、现代的民间创作以及人民容易懂的一切诗, 都归到这里”[9]。赫尔德将自然诗与艺术诗 (Kunstpoesie) 对比, 认为自然诗尚未被现代文明染指, 仍保留着现代诗中早已遗失的早期人类的整体经验, 体现出一种思维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人性状况。人类早期的自然诗是相似的, 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借助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 最终无限接近自然本性和上帝;艺术诗是一种“反思性的诗”, 它借助理性对自然进行描述, 和民间文学以及生活的原初自然状态相距甚远。在赫尔德这里, 自然诗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使其承担起了接续古代传统的伟大使命。
三、民间文学的功能与价值
为什么赫尔德的民间文学具有弥合传统文化断裂、重新找回失落的民族精神的作用呢?这首先与赫尔德对文学本质的定义相关。赫尔德认为真正的文学必须是真实的、质朴的, 充满想象力与情感, 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真正的文学必须是人民的创造, 是民族艺术独立发展的结果。“诗, 特别是歌体诗, 从一开始就是大众的, 也就是说, 它是轻快的、简单的、从对象出发的、用的是大众的语言。”[10]80只是进入文明社会后, 尤其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入侵, 德国人开始失去对本民族的、自然的文化传统的兴趣, 真正的文学的特质就此逐渐消失。“诗歌艺术曾是人类灵魂的女儿, 它最是生动活泼、能自我确证, 但现在它成为我们之间最不稳定、最不确定的。”[7]182只有当一个民族是生动活泼、无拘无束时, 才能产生赫尔德意义上的真正的文学:“一个民族愈是野蛮, 即愈是鲜活和热爱自由 (因为那是这个词的直接含义) , 它的歌 (如果它有歌的话) 也就必定愈是野蛮, 愈是鲜活、自由、感性、充满激情。”[7]164
遗憾的是, 民间文学被一些批评家轻蔑地标记为“野蛮的”。赫尔德却为荷马辩护, 为民间文学争取一席之地。赫尔德看到, 很多批评家指责荷马缺乏教养, 不具备良好的审美教养和道德自觉, 他的史诗也只不过是对特洛伊战争所做的粗陋的历史记录而已。赫尔德针锋相对, 指出荷马史诗的重点并不是还原战争场景, 而是表现战争中的人性。
赫尔德举例说, 在英国, 正是继承了遗留下来的带有民族性的大众文化, 才会产生像莎士比亚这样杰出的大师。但是在赫尔德的时代, 莎士比亚一直被视为一个不遵从艺术规则的野蛮人。赫尔德高举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民性和大众性时, 必须首先将之从这种偏见中解脱出来。根据赫尔德的“民族”和“归属”观念, 文学必须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赫尔德巧妙地把时间关系转换为空间关系, 指出莎士比亚所在的英国和赫尔德所在的德国同属于北欧, 希腊则在欧洲南部, 希腊的古典文化只能在南方独一无二的气候、地理条件下才能产生。莎士比亚再现人类的整体经验, 再现人类活生生的生命力, 使用真正的民间语言创作, 创造性地借用民族遗产, 是真正的“民间诗人”, 是真正的“自然之子”。
反观德国, 除了克洛卜施托克, 赫尔德没有在现代找到能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诗人, 最初的德意志文学具有真正文学的特质, 现代文学却遗忘了文学应有的民族形式和民族内容。于是, 赫尔德转到德国农民, 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寻仍在民间进行口头传唱的诗歌;转到对莪相和古代神话, 希望从中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古代民族和古代语言一样, 在赫尔德看来总体上都比现代国家和现代语言更具活力, 更加健康, 因为它们仍然包含着一些孩子式的特点:很强的洞察力、具体的感知、即时的表达、思维与感觉的和谐。”[10]79对古代自然诗和民间文学的强调一方面是希望借此培养现代诗的良好趣味, 另一方面是在吸收古代“生命”资源的基础上促发现代新生命的萌芽和生长。对于赫尔德而言, 摆在德意志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通过对民间文学的强调, 重新回到民族的源头, 重塑日渐消逝的民族本性。
赫尔德如此看重民间文学, 还在于民间文学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民族语言的原生形态。在《论语言的起源》中, 赫尔德强调, 根据环境、表达方式的不同, 语言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群体, 甚至每一个个人身上都具有不可重复的特征。不仅发音方式、表达方式, 还有基本词汇的运用, 都会根据人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 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民族精神和性格的民族语言。各民族的语言虽各有差异, 但并不彼此孤立, 更不会由此造成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障碍。人类的所有语言同时紧密联系起来, 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方面看, 人类都是一个发展着的整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形成一个大家庭。所有各种语言, 以及人类发展之链的整体也是这样。”[11]56只有在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 才能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性格, 也只有在发展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 才能对整个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赫尔德因此鼓励各族人民通过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来恢复自觉的民族意识。而在德意志, 民族语言被贬低, 外来语的强势入侵正改变着德语的本来面目。德国文学和德国民族因为不再保持传统特色而逐渐丧失活力, 只有在民间文学中还保留着民族语言最完美的形式, 因此民间文学为希望在原始语言中寻找真正民族源头的人们提供了灵感。
再次, 赫尔德将民间文学视为民族的活档案, 它既记录了民族过去的辉煌, 反映了其所在时代和社会的文化形态, 又是民族情感的最佳表达, 表述了人民对民族的爱憎和希望。根据威尔森在《赫尔德:民俗学与浪漫民族主义》中的观点, 赫尔德受维科思想的影响, 认为民间文学是解释历史并为解释过去提供资料的有效途径。维科将神话等同于历史, 认为最初的诗人是用隐喻性的语言写作的历史学家。运用维科的理论, 赫尔德认为德国人能通过民间文学来了解民族的过去。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 “我们能够深刻地了解那些时代和人民, 这要比沿着政治史和军事史那欺人、荒芜的小道要有效得多。从后者那里, 我们只能看到人民如何被统治、他们如何放任自己被屠杀;在前者那里 (民歌) , 我们能够了解他们如何思考, 他们希望什么, 追求什么, 他们体味着哪些快乐”[11]83。
四、赫尔德对民歌的收集、整理及其影响
为了抵御德意志民族对民族根性的“遗忘症”, 为了寻找父辈遗留的传统, 赫尔德最终走向了莪相的诗歌。由于没有区分盖尔语和日耳曼语、盖尔语文化遗产和日耳曼文化遗产, 赫尔德在二者之间看到了灵魂的相似性, 并将莪相诗歌看作是古日耳曼民族的民族史诗, 其中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古老的民族精神:“莪相的诗歌:未经教化的诗歌、古代北欧吟唱诗人的诗歌, 罗曼语诗, 普罗旺斯的诗———所有这些能够促使我们走上一条更好的道路上, 只要我们愿意感知它们, 而不仅仅从形式、语言上了解它们。不幸的是, 我们常首先考虑这些因素, 然后就停止, 结果是这些诗歌只等同于这些因素。是我误解了, 还是果真如此:我们拥有的或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最美的德意志抒情诗反映了阳刚的、坚强的、坚定的德意志精神或至少接近于此?”[7]168赫尔德为能在过去的文学中找到德意志本民族的形象而自豪, 且这是一部能与荷马、莎士比亚、圣经等作品媲美的独一无二的民族史诗。因为有了它, 曾经生活于欧洲北部的日耳曼祖先再也不能被贬为是野蛮的、没有教养的, 因而赫尔德对莪相诗歌的青睐更甚于其他民间文学, 这也成为促使赫尔德进行民间文学研究的契机。
在赫尔德这里, 作为真正文学代表的民间文学具有保存民族语言、记录民族历史的独特价值和功能, 他不仅号召德意志同胞们积极投入收集和出版民歌 (民间文学) 的运动中, 在理论上提倡民歌, 还身体力行地搜集和整理了德国及欧洲其他民族幸存的民间诗歌。1778年赫尔德出版《民歌集》, 1807年再版时易名为《民歌中各民族人民的声音》 (Stimmen der Voelker in Liedern) , 其中收录了包括拉脱维亚、拉普兰、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立陶宛、法国、希腊、秘鲁、波西米亚、丹麦、瑞士等众多民族的民歌, 还将莪相、克劳狄乌斯、歌德以及自己的诗作和莎士比亚著作中的某些片段收录其中。赫尔德对民歌的收集范围如此广泛, 并不限于民间流行的诗歌, 还包括职业作家的创作, 不限于一个民族之内, 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视, 也表达了他对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不管是本民族的文学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学, 只要具备大众性、人民性, 都在赫尔德的搜罗范围之中。
赫尔德对德国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首先由浪漫派作家继承。如梅林所言, 赫尔德对民间创作的重视和收集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没有赫尔德的民歌集, 就不会产生浪漫派名为《儿童的奇异号角》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民歌集。正是借着这股东风, 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受到文学界的重视。雅克布·格林 (Jacob Grimm) 曾描述逐渐高涨的民歌搜集运动:“在我们的时代, 发展出了对民歌的极度热爱, 它同样激发了对尚存于农民中的、被遗忘于某处的传说、民间故事的关注。历史和诗歌中真正本性的逐渐实现在最后关头激起了人们将其从遗忘中拯救的欲望, 这在之前是被忽视的。”[12]
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复兴、民族的统一需要借助于民间文学。赫尔德播种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种子在其对民间文学价值的唤醒中开花结果。人民在德意志最初的诗歌中看到了关于理想民族的想象, 在对过去民族的伟大与高贵的热情赞颂中, 属于过去时代的传说、神话、习俗等得到大规模的收集和研究。民族精神就此逐渐被复兴, 唤起了德意志人民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尊敬, 并不断意识到个人必须拥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把根深扎于民族内部才能获得自身的成长, 民族才能获得独立与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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