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我一直在从事生态批评领域的研究工作。“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定义最早是由纽约州立大学的威廉·吕克特(William Rueckert)教授于1978年提出。该领域还有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如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彻瑞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教授认为,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①。人们可能已有如此的认识,文学批评家们往往通过文学来审视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审视社会关系、政治局势,以及文学人物或作者本人的内心经历。
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一些学者注意到环境危机、污染问题、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其他有关物质环境的问题。他们开始思考,能否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来帮助理解,身处与自然联系中的人类为何要如此行事,生态批评这一领域就此产生。格罗特费尔蒂1996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所做的序言中发表的定义,就表达了这样的关注,即我们之所以阅读文学作品和其他形式的文本,并不仅仅为了考察人类社会环境,还为了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态批评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由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于2000年在《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 Environmentalism)提出,认为生态批评是研究“仿佛地球很重要”的文学。②当然,这个定义有些玩笑性质,因为地球显然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文学研究者或作家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学者、所有思想家和所有艺术家都需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语境中,逐渐理解我们的生命和工作的重要性。
我自己曾在1999年前后给生态批评下过一个定义,可参见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和劳伦斯·库珀(Laurence Coupe)主编的英国生态批评论文集《绿色研究读本》(The Green Studies Read-er)。我提出生态批评可以研究明确涉及环境的文本———既包括文学文本,也包括其他媒介,比如说电影、音乐、视觉艺术———诸如此类具有明确环境性的文本。研究时也可以采取任何学术方法……心理学方法、宗教学方法、经济学、或者历史学方法。但是,如果有学者在任何一类文本中寻找生态模式或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不妨说,在你所能想象到的文本中,没有哪一类找不出某种有关环境的意义———如果你在任何一种人类文化表达之中寻找这些生态模式,那同样可能是在进行生态批评的研究。
在谈及生态批评时,我常喜欢举20世纪美国着名诗人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的小诗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实例。
1964年,斯塔福德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了一首诗《或许是独自骑车》(Maybe Alone on My Bike),描写的是他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经历。他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位大学教授。我认为这首关于骑车下班回家的小诗表达了一些颇为深刻的思想,因而在我看来,它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生态文本,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如何以生态批评的方法解读这类作品。斯塔福德的《或许是独自骑车》译文如下:
我倾听,而高山的湖泊也听见雪花乘着冬天的翅膀而来只有猫头鹰醒着看见了,它们那雷达般的视线和毛茸茸的耳朵警觉着。在那寂静中有种意义在颤动;我曾认为(在寒冷的夜晚,或许我是独自骑着车,不合时宜地蹬着回家)但想想吧!———我们生命的辉煌,此时正如那群山不为人知这一幕无人得见。
啊,得到伟大特赦的公民们:
我们本可能已经死去。然而我们活着。种种奇迹滑行间掠过,大幅转向、空中俯冲明亮的路灯在泪光中摇曳,而我欣欣然听见悦耳的咯咯笑声从链条里传来。(《烟的路径》
29)这首简单的小诗描写的是骑车下班回家的经历,但在第一诗节中,我们看到人类说话者和湖泊相互合并,显得奇异而又美丽。说话者能听见无声的雪花在冬日空气中飘落,看上去毫无生气的湖泊则是一种无机现象,但湖泊、高山湖泊,同样在倾听雪花飘落。同样,诗人还写到猫头鹰和它们“雷达般的视线和毛茸茸的耳朵”。作为鸟类的猫头鹰不仅与技术、机器以及雷达等物交相合并,还和哺乳动物相互结合,因为它们的耳朵被描写为“毛茸茸的耳朵”,似乎它们也有哺乳动物那样的毛发。因此,在这段对自然环境高度敏感、深切觉知的经历中,人类、湖泊、猫头鹰和雷达被结合在了一起。本体分离的正常感觉———也就是西方哲学家通常所谓“笛卡尔二元论”———在这首诗的开头几行中被消解、或者说是被复杂化了。
在第二诗节,诗中的人类说话者命令自己对世界更加留意。他对自己说:“但想想吧!———我们生命的辉煌”。我们的人生旅途中,通常不会对世界予以密切关注。我们避而不谈过去的经历,仿佛它根本就很寻常、琐碎、没有意义。而生态批评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它能够通过文化文本引导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和警惕这个星球本身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不要把一切看得太过理所当然。
接下来,随着诗歌的继续,我们发现一种对政治家语言的戏仿———那种说着“啊,得到伟大特赦的公民们”的语言。赦免是一种原谅,而这种语言暗示着我们正被赐给第二次机会。我们的漫不经心、茫然无知,甚至粗心大意都正得到原谅,我们被赐予新的机会去重新生活,去更深入地关注我们与这颗星球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在诗的最后一行“而我欣欣然听见悦耳的咯咯笑声从链条里传来”中,斯塔福德暗示读者,技术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所在。环境思想家往往认为,我们太过依赖技术,乃至脱离了物理世界———我们不怎么注意自然,因而必须学习对自然世界进行更直接、无中介的体验。但是,在这首关于他的自行车的诗里,斯塔福德暗示读者,事实上某些恰当的、低影响的技术可以成为联系的技术而非隔离的技术。这样的技术能使我们与世界相连,并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自行车便是这样一种技术。当诗人写下“我听见悦耳的咯咯笑声从链条里传来”,“咯咯”这种温和的笑声就意味着这是一种友好的、不成问题的技术,它的使用是件很好的事情。
最后总结一下对威廉·斯塔福德《或许是独自骑车》一诗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一首美妙的小诗,它所探究的是:技术的合理使用能够加强我们与物理世界的紧密联系。这首诗非常密切地契合了彻瑞尔·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的定义,因为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么一种技术,它不会阻碍,而是会促进或加强我们与这个星球的关联。关于我对斯塔福德这首诗的更多解读,可上网查看我2013年发表在《环境人文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小文章《联系的技术》。①接下来,我想用阐释生态批评重要观念的另一小段文本是美国印第安女诗人奥费利娅·齐佩达(Ofelia Zepeda)的诗《要下雨了》(It Is Going to Rain)。齐佩达来自南亚利桑那州的图霍诺·奥哈姆部族。译文如下:
有人说要下雨了。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还没有感觉到大地以及它如何在蓄势之中静止不动。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还没有感觉到天空酝酿雨水而变得沉重。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还没有感觉到风带着凉意吹来。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还没有吸入风所带来的又甜又湿的尘土。
所以,这雨还不会降下。
这首诗只有十行,但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场发生在气象员和当地人之间的争论,前者可能住在城里、运用技术来判断是否会下雨,后者则可能是个农民,用他或她的身体感觉来了解要下雨的时候环境如何变化。气象员预报说要下雨了,大概是因为他或她非常信赖现代科学技术,而当地人则依据对自然的观察———沙漠里快要下雨之前会出现的气味、空气的感觉、吹来的风的感觉、“又甜又湿的尘土”的味道———而认为并不会下雨。因此我想说,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些依赖它而生存的人们———农民、沙漠中的居民来说,雨是极端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下不下雨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不仅仅关乎某天穿什么衣服、上班或上学时要不要带伞。因此这首诗里的说话者———被称为“我”的角色———以四种朴素的感觉为例来说明他或她为什么认为不会下雨。在美国北部的土着社区,或许还有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四”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它代表着四个方向———北、东、南和西。为了说明目前为什么不会下雨,这首诗举出的例子正是神圣的“四”个。说话者以此暗示了雨的神圣性,乃至于水的神圣性。许多人都相信水是最重要的自然现象,对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对人类生命当然也至关重要。因此,奥费利娅·齐佩达这首小诗帮助读者领会水的神圣性,使我们不再把水视作理所当然之物。
最后,我再简要地分析一小段文本作为结束。对听众讲起生态批评时,我常喜欢玩一个小游戏,就是提问大家:“你能否找出一部你认为不能用生态批评方法解读的文学作品或其他文本?”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学这么问了,一个学生就翻开她的文学课本,指出了威尔弗莱德·欧文(Wilfred Ow-en)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着名诗歌《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题目的意思是“为国家而死……是甜美而光荣的”。这首诗的主题是爱国主义,描绘的是士兵们如何心甘情愿地在战争中为祖国牺牲。就表面而言,它与自然、生态学以及生态批评都无甚关联,但在我看来,一读起威尔弗莱德·欧文这首着名的诗歌,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审视它,这个层次就是死亡。这首诗是关于生与死的。诗中的人类角色,也就是士兵们,互相杀戮———他们的死亡得到了清晰、生动而又残酷的描绘。
诗中的说话者在结尾的诗节中向读者发出质疑:
假如在那些令人窒息的梦里面,你也能跟在他(一名垂死的士兵)被扔进的那辆车后,看着他脸上痛苦扭曲的白眼,那张耷拉着的脸,就像是魔鬼的罪恶令人作呕;假如你能听见,随着每一次颠荡鲜血从破碎腐烂的肺叶中汩汩涌出,像毒瘤一样可憎,像无罪的舌头上,肮脏不治的疮疔残留的反刍物一般酸苦———我的朋友,你就不会怀着如此高昂的热情向那些渴盼荣耀的孩子们宣扬那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甜美而荣光。
我认为生态批评家不会仅仅把威尔弗莱德·欧文这首诗当成战争诗来解读,而是会把它视作一首违逆我们所谓“人类例外主义”的诗歌。诗中所表现的人类毫不特殊,也并不独立于事物的自然秩序和生死规律之外。这首诗中对受伤和濒死的人类的生动刻画,表明我们终有一死,我们也都是动物。
另一方面,这首诗也探讨了爱国主义的问题。效忠于一面旗帜、一个国家———一个人类建构之物的意义是什么?是否还可能存在其他有意义的爱国主义的形式?有的生态批评家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忠诚于人类社会,也应该效忠于维持我们生命的物理星球,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更具体的生物区域或本土地方。我认为《为国捐躯》这首诗正是提出了人类和动物同作为有生有死之物的存在以及恰当效忠的意义这两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说生态批评家经常在文化文本里寻找的首要范式或模式中的两种:“地方”范式和“动物性”范式。地方既可以指一个具体的本土区域,也可以指更宽泛概念上的地方,甚至包括整个星球。它会追问,“具有全球意识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的大规模、非局部性的现象,比如21世纪发生的气候变化、大规模灭绝之类的重大事件?”因而地方是一个研究范式。动物性是生态批评的另一个关键范式———也就是说,我们如何通过阅读文化文本,更深入地理解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作为动物、作为有生命之物的自身存在,如何利用文化文本,更深入地理解我们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斯塔福德的《或许是独自骑车》不仅生动地唤起了一种自然环境感———地方———说话者就在这里骑着自行车,还思考了人类说话者与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现象之间的关系,比如鸟类、湖泊、路灯,以及自行车。因此,第一首诗可以在地方和动物性这两种语境中进行解读。齐佩达的诗最突出的则是反思。反思如何恰当地居于某地、如何珍惜像水这样宝贵而必需的自然元素,因为要在一个地方生存下来,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欧文的诗我只引用了一小部分,它思考的是人类作为动物,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脆弱、难逃死亡宿命,这其中的意义何在。因此,处于生态批评领域中心位置、被生态批评家灵活运用的地方和动物性这两种核心范式,在本文所举的三个简短的文学实例中,得到了检验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