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元审美在地域表现上具有明显的南北差异现象.从历史渊源看,这时期的南北差异审美格局源于先秦以来华夏南北审美差异传统.同时,宋元时期南北审美差异与同时期发生的胡汉审美互渗及雅俗审美转化互相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时代特性.宋元审美的南北差异不仅影响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具体创作活动,而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普遍活动中,并对后来的明清审美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宋元时期; 审美格局; 南北差异;
作者简介: 宋巍(1977-),男,文学博士,渤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宋元美学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金元北方民族审美格局及其生成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8BZW017);
宋元时期,地域及政治上的隔离,造就了宋元时期审美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因着民族文化和雅俗转换的混杂,宋元审美南北差异与此前先秦北风南骚之别、南北朝清绮气质之分又有不同,呈现出南北、胡汉、雅俗交错互渗的复杂审美格局.这一巨变承北风南骚之传统,是汉-唐贵族士人审美基础向宋-明雅俗互生的审美转换的重要节点,影响由明清直至当下,故不可不细审深究.
一、宋元审美格局中的南北差异的历史渊源
中国的基本地形是发源于大陆中央山脉的多条大河自西向东贯穿神州大地,将地理上的中国划分为不同意义上的南北两方,或以黄河划分南北,曰河南河北;或以长江区别南北,曰江左江右.因为地形上的先天和客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然产生了比较普遍的关于南北地域的认知.
德伯里认为:"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区域的印象和概念,这种知觉依赖于我们的积累,那头脑中关于这种区域的'知识库',其中既含有物质文化,也包含非物质文化的内容.景观和自然环境的其他特征也促成了区域整体概念的形成,有时它会是一个突出的印象."[1]我们认为,自然形成的地理区域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出现的前提,它使得人们头脑中产生"这里"和"那里"有所不同的意识.出于社会组织形成首先考虑地理距离因素的理由,居于同一地理区域的人们之间首先形成生产生活共同体,并在此共同体中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带有排异性的地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南北方,因不同的地理、水土、气候等自然条件而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在不同地理区域生活的人们的具体活动也因地理的不同有了较大的差异,由此衍生出不同的风物习俗、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地域共居历史中,这些不同的习俗、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结合,最终凝结为南北不同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南北地域认知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活动,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南北审美文化又反过来强化着南北地域文化认知,中国人的南北审美差异也就形成了.
从目前的文物考古中可以知道,早在上古时期,基于地理上的南北审美差异已经存在,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钟仕伦的《论南北文化区系的生存》一文指出:"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生成的基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现端倪.从考古材料看,南方的石器以细石器为主,北方以粗石器为主;北方岩画技法以敲凿法为主,南方多用涂赭法."[2]钟仕伦比较了南方出土陶器和北方陶器,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一是器皿表面装饰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二是用柏印的方法装饰打造这些几何形图案花纹.而仰韶、龙山等北方文化圈出土的陶器图案多用刻划或彩绘制作,南方陶器器皿的印纹陶图案也为北方所少见,主要有人字纹、回字纹、席纹、麻布纹、波浪纹、蛇皮纹、仿竹麻芦一类植物的编织纹(如席纹、方格纹、凌形纹)以及特定自然环境的艺术再现,如圆圈纹、水波纹、叶脉纹."[2]早期的石器、陶器不仅在工艺、形制、花纹等方面有别,在印刻文字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南方印纹陶)都是在陶器烧成坯后,焙烧施釉前或制硺石范、陶范过程中刻划上去的,而非刻在甲骨上.中原殷墟卜辞,工整庄重,南方陶文则率意草率."[3]观察南北出土文物的古朴修饰的差别后不难看出,早在文字产生前的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的审美趣味已有不同的倾向,大抵北方多庄谨劲壮,南方尚飘逸柔和,这应该和各自地域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
因当时尚处于文化的蒙昧期,人们对南北审美的差异认识还不够深刻,也没有形成语言文字上的表述.随着认识能力的进步,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注意到南北审美上的差异现象,并尝试从理论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概括.其中,孔子的相关阐述比较集中.《中庸》载:"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4]子路问道所提到的有关"强"的问题本身与南北文化差异现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孔子回答时不是必须要考虑南北差异的,但孔子特意强调了南北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表现,而且,孔子所说的南方"宽柔以教"和北方"勇于赴死"表明,当时已有人注意到了南柔北刚的地域审美倾向.考虑到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所以,当时人们的南北审美差异思维很可能是超越国别限制又极其普遍的.再考虑到百家争鸣时期各家思想的互相影响,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南北、刚柔、阴阳、水火、文武等概念,有可能已然混杂并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维联系,如北方多土而尚武阳刚,南方多水而崇文阴柔等,这有可能是中国南北审美差异思维的雏形和接受基础.
既然南北审美差异思维在中国古已有之,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中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南北审美差异理论呢?从春秋至宋元时期的南北审美差异相关文献记载看,比较严谨、确定的南北审美差异论是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对南北地理的表述多有不同,由此导致中国南北方的定义比较模糊,明确的南北地理概念基本不存在,南北审美差异也就无法以理论的形式存在.早在西周以前,关于南北的表述就是比较混乱且模糊的.西周时,经昭王、穆王南征,荆楚之地并入周之版图.同时,西北戎狄大举南下入侵中原腹地,与周政权多次交战,互有胜负.在周政权南征荆楚,北抗西戎的过程中,中原与南北各地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这时,先进的中原礼乐文化对中原区域外各地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整个华夏文化版图呈现中原地域文化对荆楚文化和戎狄文化的整合态势.周政权自居中央,以自身为参照系称呼南北,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两大概念:中国和南北.在有关文献中,南北是这样解释的:如《诗·周南·樛木》"南有樛木"的《笺》中解释南方是"南土,谓荆扬之域."这里,相对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荆扬地区属于南方.《左传》昭公九年云:"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处解释与《诗经》笺注有所不同,南方概念最远已蔓延至西南之巴蜀地区,远超荆扬范畴,关洛中原自居中央,可称中国,而原本是域外范畴的东北肃慎生活区同被视为北方.比较《诗经》笺注和《左传》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使用是比较普遍的,但何谓南北,却各自表述没有统一认识.
随着秦汉一统,天下分治的局面结束,大一统政权使得地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频繁,罢黜百家的大一统思维,也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南北审美差异现象的关注再不像先秦时那么普遍.汉末三国时,天下再次分裂.先是北方诸侯争霸,而后曹操一统北方,蜀刘和孙吴各占西南和东南与曹魏争锋,成三足鼎立之势.北方居民为躲避战乱大批南迁,蜀吴两家为对抗北方曹魏,大力建设南方,南方经济因此开始发展.尤其是一批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北方世家的南迁,直接带动了南方地域文化自荆楚时期以后的又一次大发展.自孙吴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先后定都建康(今南京),史称六朝.此六朝文化以风流含蓄着称,诗文、书画、音乐等文艺,在南方水土的涵养中均透出不同于北方的清秀灵雅的气质,初步构建起源于中原又不同于中原的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江南审美意识,南北审美对峙分流的大格局开始形成,一般意义上指的南方审美意识肇基于此时代.从这时起,江南审美逐渐成为很多人认可的南方审美意识的代名词.在六朝为代表的南方审美意识快速发展的同时,原本占据文化领先优势的中原却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中.战争不但迫使北人南迁,而且严重打断了秦汉以来关陇、齐鲁、河朔等地域的文化发展,原有文化失去有效的继承,新兴的文化则被战争迅速摧毁.直到北魏后,北方初步摆脱混战局面,胡汉文化逐渐找到和谐相处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模式,北方审美意识才保留一些元气,在长期征战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下显出豪壮苍劲的气概.因此,唐时分修南北史,论及南北审美差异时特意着笔于此.《北史·儒林传序》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北史·文苑传序》云:"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朔词义刚贞,重乎气质."在《隋书》中,唐人对南北审美差异作了进一步阐发.《隋书·儒林传序》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遵於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文学传序》曰:"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唐人在南北史中的论述,可视为是对南北审美差异的最早的、最系统的讨论了,这对于后人的南北审美认识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从地理概念上看,唐人不但把南方地域审美明确指为"江左"审美,将百越八闽文化都涵盖于此概念中,而且明确地把地理上更偏北方的河朔作为北方文化的代表,与原来普遍认可的以中原为北方代表的地域审美认知有所区别;其次,从理论深度看,这段文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南北方各自在审美上的不同表现和特征,以及南北审美差异在文学、哲学等领域的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影响;最后,这段文字着录于"二十四史",可以看作是唐人对南北审美差异的权威解读,因而影响广泛而深远,在以后各个时期的南北审美差异的研究中都倍受重视.
二、宋元审美格局中的南北差异的具体表现
北宋虽然被视为汉唐以来的大一统政权,但它其实承续的主要是五代后周的法统,所谓"唐宋元明清"云云,是近代才形成的史观.从当时的南唐吴越等南方割据政权看,宋人统治区属于北方,宋人自然为北人,其审美自然属于北方审美风格.后来南北归一,但由入宋的西蜀南唐旧臣一脉发展而来的南方文风在两宋继续演变发展,从而形成了宋朝统治区的南北之争.
在宋朝统治区内部存在南北之别的同时,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与北宋之间形成了更广义上的南北之争.契丹为北方草原民族1,发源于潢河(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辽神册元年(916年),契丹耶律部首领阿保机称皇帝,建国号"大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鼎盛时,辽政权统治着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的广阔疆域,是名副其实的北方大国.《辽史·营卫志》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5]《辽史》为同样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元人撰写,很明显,在同样源于长城以北的辽金元人看来,北方的概念应是包括北方草原的辽金元统治区域,相应的,南方指的是两宋汉文化统治区.在这样的思维中,宋元南北方审美差异现象又具有了胡汉审美差异的性质.在与北宋政权对峙过程中,辽金元政权积极吸纳汉文化,视自己为真正的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在正统、道统和法统上与宋政权争夺正统地位.《辽史·耶律倍传》记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5](1209)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辽政权祭祀孔子表明,当时作为北方文化代表的辽人对文化正统持积极进取态度.
元代天下一统,蒙古贵族为便于统治,一方面积极继承吸收宋辽金文化遗产,另一方面通过民族属性划分高低层级,人为制造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导致南北政治合一而文化割裂.蒙古政权南下进入中原文化区域的过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在13世纪上半叶击灭金夏,统一江淮以北是其南下的第一步.在经历了与南宋的短暂对峙后,在13世纪下半叶灭南宋,完成南北统一是第二步.在文化整合和民族融合上,原来的金夏统治区人民表现出更愿意接受蒙古文化的态度.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在元征服以前,华北已长期为异族占领,这使华北人民熟知并进而倾向于采纳异族习俗".[6]但在与江南文化的接触中,南北文化的融合并不顺畅.因为民族矛盾、文化差异和国家战争,原南宋统治区人民,尤其是南宋遗民文人,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北方文化的倾向."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7]在这种情况下,更贴近政治中心大都的北方与拥有文化优势的南方出现地域割裂的迹象."大体论之,北人多显宦,南人多名儒.……然南人入元最晚,辄遭猜忌.跻身津要,殊为不易."[8]同时,蒙元政权又是庞大蒙古汗国的一部分,蒙元政权与占据欧亚的其他汗国往来密切,横跨欧亚的东西文化交流成为元代审美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南北审美实际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南北方的审美交流共同汇入东方华夏文化而与西方域外文化互相影响作用,成为公元12-13世纪世界审美活动的一部分.
三、宋元审美格局中的南北差异的特殊价值
在宋元时期,南北审美差异现象较中国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其产生与存在过程中不仅反映着地理概念的不同认知,还包括战争敌对状态中的国家观念、民族文化的区域认同和整合、政治上的正统正朔之争、文化层级水平的先进落后之辨等等.因此,我们看到,宋元审美意识的生成流变中,南北审美差异在其中发生了巨大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说来,可从各自差异和相互影响两个方面去把握.
从差异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宋元时期因政治原因在南北地域隔离状态中各领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南北审美分流现象.由于政权分立,在较长时间的南北地域隔离状态中,南北文化交流减缓,地域文化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自我发展,由此培育了带有较强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当然,在地域文化影响下,如饮食服饰、民居建筑、民情风俗等也表现出南北的不同,但更能反映南北审美意识差异的是文艺活动.原因一方面在于,文学艺术是在自觉意识中进行的,因而,其中的南北差异,更能反映出审美意识的南北不同.另一方面,文艺的审美属性是其主要属性,所以文艺上的南北差异对审美差异的表现更为鲜明,更易辨识.在南北方的各自地域文化的环境中,一些形式相近的文艺各自发展,形成了很有趣的文艺上的"南北差异现象",如文学上的南北词、南北曲;书画上的南北宗、南北派等.从宋元时期大量的南北各异的审美现象可以看出,基于地域的南北审美差异意识深深地影响着宋元时期的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如庄绰所言"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9]正因宋元时期南北审美差异使得审美活动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同,所以,在宏观审视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整体面貌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局部的地域上的审美差异现象,如此或能求得对时代面貌的更深入认识.
然而,当南北审美在各自地域文化的涵育中逐渐壮大、特性增强的同时,又往往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了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而且,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不甘自我封闭,都有对外交流的内部需要.因此,当南北方处于战争或对峙的政治隔绝时,南北审美交流就相对薄弱;当南北统一时,这样的交流就非常繁荣.在相互交流中,南北方的审美意识相互影响、促进,在碰撞中走向融合,形成审美上的新变.不过,这种南北方的相互影响并不可一概而论,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统一大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南北审美交流.如北宋初年原西蜀、南唐文人入宋后,与原后周文人的文风道统之争,至钱惟演主持的洛阳文人集团时南北文人趋向融合,共同造就了北宋诗文的繁荣,以一代文风替代了地域之争.南北审美交流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南北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交流,往往与民族文化交流、政权间战和关系密切联系,联动作用.如金代发生的"苏学胜于北"现象表现出的南方审美对北方的影响.金朝虽为女真人建立的民族政权,但其接受中原文化的态度非常积极,他们实行"借才异代"的文化政策,以原北宋文人为基础建立了"国朝文派".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金朝统辖地域的各族汉化程度较深,"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具体看,金人宗苏学,诗文创作以苏黄为师."宋南渡后,北宋人着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10]因此,我们认为,金与南宋的文化交流是比较典型的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南北审美交流.类似的情况如元灭南宋后,北曲杂剧大举南下,南曲戏文得北方杂剧较先进的戏曲艺术的影响迅速成长,至明时,南北合套,成就一代传奇.再如元世祖时,程钜夫南下,征辟江南文人北上,以至改变了北方文风等等.宋元时期发生在不同民族文化间和不同政权间的南北审美交流数不胜数,由南入北、北人南下、南北合流或南北各自主张的情况虽结果不一,但都极大地影响了华夏审美意识的形成.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宋元时期的审美意识研究应在南北审美差异的语境内展开来,对其中的异同变化、互相影响,具体过程、特例共性、现象规律作系统深入的研究.钟仕伦在《论南北文化区系的生存》一文中认为:"南北文化中心各具特色,因而使南方和北方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由于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变革、自然灾害的发生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华夏文化中心曾由西至东,由北至南,再由南至北,由西至东以循环往复的形式不断迁移.每一次文化中心的迁移都使华夏文化融汇进新的文化因素,而文化中心的迁移必然带来艺术创造的繁荣,这是隋之前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2](25)我们认为,这种南北不同的审美意识的交流碰撞,对华夏美学的促进不仅发生在隋前,且是隋后中国审美的一个基本规律,宋元审美意识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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