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传统国学的主干，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其一生都在研读历史，有着独特的见解，并运用到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弘扬中国传统史学文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中国传统史学是毛泽东史学思想形成的基石
中国传统史学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其深厚的史学素养也根植于中国传统史学，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1.毛泽东的史学启蒙从小毛泽东就深受传统史学的启蒙，他八岁就读于韶山私塾，接触了中国传统史学编订的蒙童课本普及物。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的古典历史文学是少年毛泽东最喜爱的读物，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 《水浒传》、 《隋唐演义》、 《三国演义》 和 《西游记》 等。……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1]（P8）《御批通鉴辑览》 是毛泽东在回忆青少年读书时提到的唯一一部中国史籍，他多次推荐 《资治通鉴》 这部史学着作，并且直到晚年还经常阅读。
2.湘湖史学文化传统的熏染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熏染，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曾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2]（P351）湖湘文化重史的传统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对毛泽东影响深刻。首先是作为湖湘文化的旗帜的王船山，即王夫之。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中的知行关系时，还再次研读 《船山遗书》。并且在外出视察时，时常要读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着作。其次是把湖湘文化前辈代表人物引荐给毛泽东的杨昌济先生，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其一生都在研读王船山和曾国藩，他主张的古史致于今用的思想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三，曾国藩是毛泽东的同乡，毛泽东在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曾认真研习曾国藩的许多着作，对其事业和学问深怀敬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性质，但毛泽东在学习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自己认真研读和对历史规律的执着探索以及实地考察，使他渐渐地超越了本土史学文化的思维。
二、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史学观形成的导火索
受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带有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我国的史学领域，并发表了一系列以历史主义眼光分析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引起了我国传统史学巨大变革，恰逢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毛泽东就找李大钊畅谈。陈独秀、鲁迅也相继在 《新青年》 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独特见地的文章，揭露传统国学导致的精神奴役，这些也深深地启蒙着毛泽东。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积极向湖南民众介绍新思潮，从此走上反孔的思想道路。总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深受儒学和康、梁思想影响，主张以改良方式改造中国，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他的史学思想逐渐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靠拢，最后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3]（P135）1921年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4]（P162）在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历史思想，把握了革命的航向。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体会：
1.用历史考察中国问题。毛泽东在其阅读的书籍中，经常有这样的批注：“用历史主义看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5]（P210）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看政治、经济、文化和矛盾斗争。首先，毛泽东认为对中国问题进行认真的历史考察，是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的必要条件。
1940年1月，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对中国的历史特点有这样的论述：“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6]（P146）在整风运动中号召全党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实际要用历史的方法自我批评。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用历史主义看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特点和方向，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错误的观点，抵制离开具体历史的“左”和右的错误，才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2.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斗争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
第一，毛泽东十分注重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他把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界线。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7]（P1487）并且肯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认为这些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思想也促成了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谭震林曾说过，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跟他通过实践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特点不断加深的认识，完全分不开。
第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P1037）对于人民的欢呼：“毛主席万岁！”他总是以“人民万岁！”来回应。他对充满进取精神、造反精神的历史人物总是给予赞赏。在他的许多作品上都突出地反映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歌颂，能看到革命历史的曲折性，并且反复强调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革命力量，即人民的力量，总是从弱小且艰难发展到强大，最终得以改变历史。
3.百家争鸣和厚今薄古。毛泽东认为，真理是在同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上，他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1956年5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认为任何领导人都不得以政治权力禁止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不能因政治因素而损害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是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历史学界的学术讨论较为活跃。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都有了新的深度研究和发展。[9]（P299）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厚今薄古是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基本倾向之一。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曾经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0]（P204）范文澜在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一文中提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后来发展成为了“古为今用”的原则。他认为历史应该与现实结合，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这些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历史学方面的修养与功力，对于指导人民革命，推动历史进步，表现出了积极的作用。借助历史经验认识当今社会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指明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阐明了史学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号召全党学习和研究历史，巩固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在一些重大史学观点上，毛泽东的精辟论述也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并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对当今研究史学具有重要理论贡献。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贡献。在四十年代他就大力提倡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关心历史学科专业科研机构的建设，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其次，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毛泽东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比如阶级分析方法、“详细地占有材料”、“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等，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毛泽东十分重视和积极倡导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既是地方志的忠实读者，也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倡导者。
最后，毛泽东发展了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正如他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还曾生动地比喻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弘扬中国传统史学文化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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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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