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当毛泽东面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潮水般涌入中国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时，他“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历经多种比较不断扬弃进而作出最终选择的过程。
一
在早期，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改良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转化过程。[2]
毛泽东早年所处的时代，是“俄虎、英豹、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牙张牙，……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3]的时代，他所居的湖南省则既是“沿海传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又是广东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争夺的战场”[4].面对这种客观形势，有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志向的毛泽东，为寻求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而有过诸多尝试。他曾景仰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甚至曾倡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可见，当时的毛泽东所希望的是通过民主革命手段改变旧中国。然而，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被袁世凯所篡夺，这些都让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寻求新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较大兴趣。毛泽东初始接受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复杂交错的思想。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5]在这个混合物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也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助推力。[1]
二
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潮之一。当时，无政府主义团体大量涌现，广泛分布在四川、广东、江苏、上海、北京、长沙和武汉等省市，总数约达 70 余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刊物总数也达到 70 多种，较有影响的有《进化》《互助》《学汇》《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等，出版书籍达 35 种左右。[2]
当时，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易于被接受并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的需求。日本学者幸德秋水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盛行是因为民众对当时“国家社会的绝望”,而“专治政府是无政府主义之制造厂”.[3]无政府主义闯入中国之时，正值国内维新变法运动夭折、和平改良幻想破灭之际。同时，一战时协约国鼓吹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余波也流到中国。其次，20 世纪初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的绝望，因而产生愤激的情绪。这些都为无政府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4]最后，新文化运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仅无政府主义符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要求，“率先提出了普及教育、改革家庭和维系家庭的旧文化，以及妇女解放、个人解放的要求”,而且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并热情讴歌这场革命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引起了中国人对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浓厚兴趣。十月革命的成功，激起激进派对无政府主义的浓厚兴趣，而这些激进分子就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5]
“不少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程度不同地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有的甚至是从无政府主义那里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6]从这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谓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无政府主义者可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
三
1911 年，毛泽东在长沙当兵时，“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由于江亢虎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这是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触电，他还热情地“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7]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1915-1920 年是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影响的深入阶段。1915 年《新青年》面世后，毛泽东“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8]周世钊曾回忆说，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就是在 1915 年读了《新青年》之后。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毛泽东接触《新青年》思想的契机，那么《新青年》就是毛泽东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探索的窗口，其中就包括无政府主义。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等都曾发表过肯定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青年》也曾发表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毛泽东对《新青年》的喜爱，对李大钊、陈独秀和杨昌济等人的崇敬，势必影响到他的思想选择。
1918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和萧子升、萧三、何叔衡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目的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规定，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1]这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的“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的规定是有相同点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还未完全摆脱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仍然希望通过修身自治而影响他人、社会，最终达到互助改造的目的。同年 10 月，毛泽东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到北京筹集资金，在京多次走访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李石曾曾对他们称自己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的思想。[2]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由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中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的接触较为密切。他曾和自由主义者邵飘萍进行过多次谈话，还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前景”,并且“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3]在京期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但以无政府主义影响为主。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李大钊那里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李大钊当时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其文章中还掺杂着无政府主义的词汇，所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