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及其特点

　　近读《阎明复回忆录》，看到一个细节，说他初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积累汇编的毛泽东常用词语、词组和成语，一共三大本，送给翻译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做翻译时有所准备。回忆录中写到：“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及其传达力度，反映着其内在世界所达到的境界，牵连出对事物的洞见程度。毛泽东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很有个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着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说他是语言大师，当不为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阎明复还对毛泽东的常用词语记忆犹新，即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由此曾萌生一个想法，若有人把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词语，梳理出一些来，考其演变，究其意味，无疑是道别具一格的风景。最近，读到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果然有志于此，且颇有建树。该书仿佛画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引导读者去打开毛泽东思维和思想的“百宝箱”,进而勾起人们对现当代中国话风文风的万般思绪。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却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他 1919 年 9 月和 1920 年 6 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还极而言之地说，这样的语言表达“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然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至今还活跃在文坛的王蒙，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在其自传里，说他当时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旧的政治势力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同样，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1]

　　这个体会，值得思考。至少说明，当时的进步力量拥有着多么强烈的话语魅力。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文件和文章表达也形成相应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毛泽东又头痛起来。

　　1958 年 1 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2]毛泽东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具体典型，就很厉害地给以敲打。1958 年9月初，他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

　　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 14 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揍〈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3]

　　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被批评的对象，地位不可谓不高，要求看此信的中央领导，范围如此之广，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题发挥的感觉。看来，毛泽东就是要“借题发挥”,事情也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为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词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