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已从生存论根基上危及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处于全球化社会系统中的当代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一方面支撑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更多的是“人口红利”、“环境红利”与“资源红利”,然而，随着劳动人口年龄的绝对下降、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愈发枯竭，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这些风光也不再无限；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综合实力对全球生态资源与环境进行高度垄断，并将其产生的生态危机进一步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因而，综合国内国际双重因素的影响，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严峻得多。
由此，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如何治理生态危机”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题中之义。本文正是立足于马克思资本权力学说---资本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权力对生态循环的时空压缩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遵循人类社会的资本逻辑与自然界的生态逻辑的内在贯通---生态资本化与资本生态化的双向生成的深层路径，使“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从而达到深层治理生态危机，为我们当下实现“美丽中国梦”提供理论启迪。
一、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表层治理路径
马克思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换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人类，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必须依赖于自然界而进行。人们的生产需要大自然提供生态资源与环境，“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人们的生活同样需要大自然提供生态资源与环境，以维持人本身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总之，没有感性的外部自然界，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与发展，正是通过不间断地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类与自然界得以始终保持着物质变换的感性关系。
这种感性关系具有双重性： 不仅生产与再生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3],即生产与再生产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然而，自人类踏入工业社会以来，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呈现出一种二元分离与对立的景象，这就是作为“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生态关系一方面张扬与显现了人利用自然的本质力量，寓意与映现着人与自然内在联系的不断深化，人与自然之间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越来越紧密地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整体； 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越紧密，这种感性的生态关系也就越来越陷入冲突与矛盾的紧张之中： 森林缩小、沙漠扩大、土壤侵蚀、牧场退化、物种消失……标志着生态紧张的新闻事件每天都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被破坏，以至于人类面临着毁灭性的危险与灾难。总而言之，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始终与自然界保持感性交往的生态关系，而在今天，这种生态关系又反过来成为一种异己的、不相容的力量阻碍、排斥甚至反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它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人们消耗大量生产资源，排出大量生产污染物，从而形成社会生产的生态危机； 在生活领域表现为，人们消耗大量生活资源，从而形成社会生活的生态危机。
深陷生态危机的泥潭之中，人类的前途命运将向何处而去？ 首先绝不能停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感性交往，正如前所说，人类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界，没有感性的生态关系，就会立刻荡然无存，因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5].而继续这种感性交往，当代全球的生态危机又可能使人类遭遇慢性自杀的灭顶之灾。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剖析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从而相应形成三种治理路径：
一是生态伦理的治理路径。它主张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纳入到伦理范畴之内，从而要求人们必须对生态讲道德，尊重自然的权利。这样，“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6].可是，生态危机绝不是任何善良意志与道德诉求就能解决的。
二是生态技术的治理路径。它主张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还原为技术关系，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资源与环境的利用效率，从而延缓资源与环境枯竭的速度与规模。可是，“杰文斯悖论”告诉我们：技术的改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快了资源与环境的枯竭速度，“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7].因此，生态危机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改良就能彻底解决的。
三是生态运动的治理路径。它主张通过组成各式各样的民间生态组织与团体进而掀起声势浩大的全球保护生态资源与环境的生态运动浪潮。在西方世界，“生态运动已从先锋团队、思想潮流变为一种政治力量”[8],这是生态危机倒逼机制所引起传统工人社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希望通过生态民主运动与绿色政治运动来减少社会对生态资源与环境的破坏。然而，由于生态运动仅仅停留于文化抗议的非暴力层面，结果是： 生态运动在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危机也在不断地恶化。
总之，西方国家治理生态危机的实践表明，这些路径不可否认都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在短期效应上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化解与消解生态危机。但是这种表层的局部性措施往往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而，当下的这种治标性对策往往只能是预兆与预示着下一次危机风暴的萌芽，生态危机将以更快的速度与更大的规模席卷而来，人类由此再次陷入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之中。那么，我们不禁要发问： 在生态伦理、生态技术与生态运动这三种表层治理路径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更深层次的治理路径呢？
二、资本权力： 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恩格斯说：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9]这表明，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深层次解剖一切社会问题“斯芬克斯之谜”的一把钥匙，生态危机也不例外。而一切经济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 纵向的垂直型经济关系与横向的平行型经济关系。所谓纵向的垂直型经济关系即“服从---命令”关系，这是不对称的经济关系结构； 而所谓横向的平行型经济关系即“协作---合作”关系，这是对称的经济关系结构。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不断进步、发展与升级正是通过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关系结构，即通过人与人之间“被支配---支配---新的被支配”这样一个相互支配的“权力流”中才得以实现，我们把这种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对称经济关系结构称之为经济权力。
没有抽象形式的经济权力，只有具体形式的经济权力。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以资本化为轴心的深刻社会变革。因此，以资本化为分水岭与分界线，马克思进一步将经济权力分解为来自两种不同向度的支配性力量： 等级制社会的阶梯权力与资本化社会的资本权力。与等级制社会的阶梯权力相比，资本化社会的资本权力是现代经济权力发展的最完备、最成熟、最高级的存在形态。这是因为：
其一，马克思说： “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10]这表明，阶梯权力对劳动者的支配是如动物般赤裸裸的直接支配，是一种看得见的有形力量； 而资本权力对劳动者的支配则是以物（ 物化劳动形态存在的生产资料与经济资源） 为媒介与中介，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力量，这使得资本权力比阶梯权力的支配手段不仅在形式上文明得多，而且在内容上也有了一定的自由。
其二，阶梯权力的支配力主要是来自后方的助推力，即通过消极制裁的手段来支配劳动者，如果劳动者反抗便会受到社会暴力的严厉惩罚，这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 而资本权力的强制力则是来自前方的牵引力，是通过积极利诱的手段来支配劳动者。马克思说：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为了获得支配他人为自己服务的经济利益，人们首先就得接受他人对自己的资本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2]
其三，阶梯权力是最为集中的权力，也是单一的权力，称之为绝对经济权力，这无疑会抹杀与挫伤无权劳动者从事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能动性。而相对来说，资本权力是分散的，也是多元的权力，称之为相对经济权力。所谓相对，即劳动者对经济支配主体有一定的有效选择，可以有“自由的联合，这既增加了依赖方式的多样性，又提供了摆脱依赖的各种手段，提高了依赖与服从之间的交换，因而缩小了权力的差别”[13].
总之，由于资本化社会的资本权力比等级制社会的阶梯权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不仅成为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且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