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作风，是同我们党的性质与宗旨相违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这种思想作风的恶性膨胀，就会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一个贵族化的阶层，它就会成为使我们党脱离自己的群众基础以致被变质的异己力量。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一生。他坚持不懈地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把官僚主义视为反人民的作风，一再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防止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为此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我们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继承的。
一
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作风是一贯深恶痛绝的。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为防止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蜕化变质，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他一再指明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危害，探索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保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他强调，官僚主义作风，纠其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 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 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他语重深长地告诫全党： “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
这个话讲得很重，但非常符合实际的可能，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面对的严峻考验和可能导致的现实危险。这样提出问题，并非危言耸听。
首先，毛泽东深刻理解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国家。中国经历的 2000 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形成了所谓“官国”的传统，它是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思想，有官就有权，可以作威作福，欺压鱼肉百姓，以权谋私。旧的社会虽然覆亡了，但旧的传统思想不会被一起埋葬，仍然会流毒久远。
我们党在执政的条件下，这种传统作风如果侵入我们党内，蔓延开来，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党性原则，就会形成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贵族阶层，就会影响以至改变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如果不同这种“官国”传统决裂，势必有一天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人民所抛弃。1959 年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谢觉哉，在参观井冈山革命遗址时，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 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这是为什么？ 他认为，这就是毛主席的“悬梁刺股”,是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做官的政治特权、生活特权。他还同身边的同志讨论，解放快 10 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要反对官僚主义？ 有人回答： 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他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并指出，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特权没有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谢觉哉认为，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就跟着来了，如果把这种特权享受看做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那就很危险，是要不得的。由上可见，毛泽东关于警惕出现贵族阶层的重要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即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国”传统也是一种可怕的旧习惯势力，是极其危险的腐蚀力量。我们必须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品格。
其次，全国执政使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如何对待权力，成为党面临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和严格的考试，既然是考验与考试，就存在合不合格的问题。因胜利而滋长脱离群众的骄傲情绪，因环境变化而滋生享乐腐化的思想，由此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下场，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对我们党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对此是非常重视的，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善意的劝告。1945 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彻夜长谈时，黄炎培就提出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依据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2]1438正是在这种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蚀、防止蜕化变质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在于，革命胜利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是意味着要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而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做一名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意味着一定的权力，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而且，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都具有两重性，它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也可以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对此不清醒、不警惕，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掠夺财富，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这正如陈云在 1954 年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论述因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危险，他说： “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做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能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3]231最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但社会主义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必须要建立与公有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否则，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还有可能发生逆向的变化。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4]134他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这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他们依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而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属于整个社会所有。但对于公有制建立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逆向性的变化，这是未来社会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提出了上述观点。也就是说，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还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但人与人的关系却有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存在向好的、正确的方向发展，也存在逆向发展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使人与人的关系沿着同志式的平等方向发展。如果不是这样，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管理制度，少数管理者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还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实际上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会产生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出现新的贵族阶层。这种情况，扩而大之，同样有可能在执政党和人民政权中出现。毛泽东曾经指出：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129这表明，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监督，才能避免管理人员特权化、贵族化现象的出现。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这样，而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也同样如此。
综上，毛泽东提出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思想在当时虽然还是警示性的，但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具有非凡的历史穿透力和历史预见性，是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考，是值得我们研究和认真对待的。
二
毛泽东提出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的思想，从实质上说，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不能巩固政权的问题，是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因脱离群众而走向反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深刻且极其重要的历史新课题。这样提出问题，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忧患意识，因为它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失去警觉和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就有可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毁于一旦。
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现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在思考这个问题。1944 年 11 月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部论着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希望郭沫若能继续写出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
[5]217郭沫若在这部论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因胜利而骄傲结果迅速走向腐化的历史教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总结包括我们党的失败在内的历史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是很深刻的历史见解。历史经验表明，在革命时期，因为胜利而骄傲，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就必然导致失败。取得政权后，如果骄傲，同样会脱离群众，高踞群众之上，这就势必追求享受，骄奢淫逸，这样也必然会葬送革命前途。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中，开国的一、两个皇帝尚能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并有所作为，越到后来越是一代不如一代，腐败如影随形，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当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毛泽东、周恩来将此行称作“进京赶考”,提出“决不当李自成”的重要思想。新中国建立后，他始终警惕这种蜕化变质的情况出现，一旦出现，就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正如薄一波回忆 50 年代初“三反”运动时所说的： 当时，“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 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 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
[6]108毛泽东提出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的思想，不仅着眼于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这一代，在他看来，他们进城后虽然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会有人被“糖弹”击中，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毕竟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具有比较坚定的理想信念，问题更在于第三、第四代能否保持革命的传统，继续坚持和推进党的事业。当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时，就宣称要有一个基本信念： 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看来，这种出生在和平时期的新生代，有可能对过去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淡忘，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渗透，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会出现追求享受的新的贵族阶层。因此，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的途径，施加影响，通过人员往来和各种手段进行渗透，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地引诱青年走向堕落； 另一方面通过制造各种谣言、无限夸大事实，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通过妖魔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说： 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 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 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认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他更加强调，如果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和平演变则是有可能的。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7]17可以说，新的贵族阶层的形成和出现，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个严重后果。如何防止贵族阶层、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出现，成为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反对干部及其子女特殊化，建国初期他致信周恩来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 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 合一。”[5]401毛泽东 1967 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向领导干部推荐《触讋说赵太后》一文时说：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制度，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8]311毛泽东是站在防止和平演变、维护人民政权纯洁性这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生死存亡问题的高度上，来认识对后代教育的重要性。
毛泽东提出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的思想，还基于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所谓贵族阶层，它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
毛泽东说：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9]243他还强调： “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9]71所以，共产党员同广大人民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能够没有水。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是我们的力量和能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源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政治优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2]522干部特权化、贵族化恰恰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宗旨，使党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脱离群众而不加以纠正的话，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贵族阶层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同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他们不但具有为追求利益所维系的群体性、蔓延性，而且这种权、势、利相结合的贵族化集团，具有一切暴发户的特点，在欺压和掠夺人民这点上，会表现得更加贪婪、野蛮和暴戾。这样的贵族化集团如果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蜕变，就会像毛泽东所警告的那样我们的党会变成法西斯的党。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警惕的。
三
毛泽东从对人民高度负责、永远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基点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如何有效防止干部队伍中出现脱离和欺压群众的特权阶层、贵族阶层。他为此提出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重要思想观点，并在实践探索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对新时期反腐倡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 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是以共产主义为伟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而集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组织，自身具有反腐蚀、防变质、抵制诱惑的内在力量。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失去了理想信念，就必然淡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堕落成为党事业的背叛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张青山、刘子善，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相继落马的数量相当惊人的贪腐分子，无不是从理想信念遗失走向犯罪深渊的。
因而，毛泽东历来重视改造人的世界观，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要求要不断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这不但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与人为善、挽救一批干部的重要措施。这里要着重指出，在思想教育工作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实质上就是在执政过程中如何防止干部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他深知，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这种变，既包括思想理论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包括思想作风、生活作风能否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就后一方面来说，毛泽东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伟大榜样。他的一生，是同任何政治、经济和生活特权永不沾边的。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说明。一是为帮助革命先烈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解决困难，他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
[5]438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向下级部门推荐人，却未能录取，毛泽东能如此尊重下级部门的决定，不便再荐。这里没有任何特权的痕迹，而只有同志式的平等关系，这是多么可贵地体现了人民政权的性质和特点。二是决不为亲属谋取任何特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位亲戚希望通过毛泽东谋取一个厅级的位置，毛岸英在回信中对比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劝说这位亲戚改变错误观念，他写道：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 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10]473这封信，写出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而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写完这封信一年之后，就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了。
（ 二） 教育干部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
他说，第一，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 第二，因为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他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提出的问题，是因为： 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只有坚持这个方向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而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这是使党能够保持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重要条件。而干部队伍特权化、贵族化的本质特征就是脱离群众，高居群众之上，把人民给的权力私有化。所以毛泽东强调，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1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 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他教育共产党人要真正认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建立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他说：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 进行大协作； 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他认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根本性的大事。他不仅要求企业基层领导干部要这样做，而且还要求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也要身体力行，并使之制度化。坚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干部才能同工农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深入实际，取得管理的主动权。就干部队伍的建设来说，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滋生，永远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
（ 三） 要大力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从防止和平演变、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出发，提出了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长远意义，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国际的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这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求，是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在这五项条件中主要的有： 一是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这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 二是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 三是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主要是要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是应该考虑他们在未来履行领导职务所必须具备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毛泽东在具体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后还强调指出： “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四） 要重视在制度上对权力的监督。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不断地自我改革和完善的思想。他在思考如何防范和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问题时，不局限于对这一问题的本身，而是涉及如何改革和完善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更深层的问题。1956 年 4 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已开始涉及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并且在实践上进行了某些重要而可贵的探索。比如，他提出国家主席任期制不能超出两届，实际上在考虑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 提出要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问题； 提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同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等问题。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时，饱含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他深深地思考和担忧： 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中的特权思想滋长而改变颜色？ 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表示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提出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 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这时他特别提出，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他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他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对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 五） 必须坚持不懈地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毛泽东在防止人民政权变质和贵族阶层时形成的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不久，针对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腐败现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把这当做一场大的斗争来处理，强调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确定的防止腐蚀的方针。对于这种腐败现象的性质，毛泽东明确指出： “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 他 们 肃 清，而 不 应 有 丝 毫 的 留 恋 或‘同情'.”
他在修改《人民日报》一篇相关社论稿时，将其中关于大贪污犯“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句中的“变质的分子”,也特地改为“叛徒和毒虫”,[13]461强调这种变质分子已经背叛了党的事业。当他发现党内腐败现象是同不法资本家行贿腐蚀紧密相连时，又及时发动了“五反”运动（ 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偷窃经济情报） ,击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当时具体负责领导这场斗争的薄一波回忆说： “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对于防止人民政权变质和干部队伍特权化、贵族化的斗争，毛泽东是坚持不懈地探索出一条能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有效途径的。如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实践，但其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干部队伍资产阶级化，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由上可见，毛泽东关于防止干部队伍特权化、贵族化的思想，是关系到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如何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问题。它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重大的当代价值，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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