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代表性人物作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但学界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还处于对代表人物的细碎化研究上，其细碎化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代表性人物的学术贡献上，对其理论特色概括尤其理论局限的总结相对缺乏。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凸显的理论特色、内部理论分歧及其所反映的理论局限加以整体性归纳，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察和评价中，努力倡导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自身存在的理论局限，克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上的片面性。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特色西方马克思主义
①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是开创性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由其开创性人物针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与苏联以“正统”自居的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他们不仅认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误解甚至抛弃了马克思辩证法，还形成了与之相比具有自身特色的辩证法。
第一，拒斥自然辩证法。关于辩证法存在的领域（ 自然与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分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是他们关注的重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批评自然辩证法，甚至指出恩格斯将辩证法从社会历史领域扩展到没有辩证思维和要求的自然界存在错误。
拒斥自然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倾向。
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反对肇始于卢卡奇。他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和历史范围，不存在于自然界，因为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和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主体以及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并强调辩证法被运用到自然领域，是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导致的结果。继创始人之后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梅洛 - 庞蒂以形象的比喻驳斥了自然辩证法，批评自然辩证法是将历史辩证法“塞进了自然”的魔术，“在辩证法中加了一剂自然主义的溶液……立刻瓦解了辩证法”,②他只承认历史辩证法。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性人物---施密特虽然认同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具有辩证性，甚至直言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观“并不意味着应该否认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但坚决反对自然界存在辩证法。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离开实践谈论自然是否具有辩证性，这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③在他看来，只有以实践为中介，自然和人才能发生辩证作用，因而辩证法只存在于人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只在历史领域才具有可能性，自然本身并不是辩证的。可以看到，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拒斥的具体论证不尽相同，却一致坚持自然本身不存在辩证法。
第二，扞卫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关于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分歧。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做脱离人的意志和实践的自然过程，否定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抽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坚决扞卫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主张历史绝不是无意识的自然过程，而是离不开主体意志和实践的能动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卢卡奇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体现为： 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对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④.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来指认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是一种超越了旧哲学的实践哲学，就在于坚持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保持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性。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辩证法从“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则直接把马克思的思想界定为“社会批判理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多诺明确指认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阿多诺以拒斥同一性、反对概念、反体系的“否定的辩证法”充分诠释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第三，强化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总体性原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分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用抽象的、个别的规律来解释事实，取消了辩证的方法，抛弃了整体。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必须以具体的、“总体”的观点认识和把握社会。
总体性原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占有理论的核心地位。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到中后期的理论巨匠---萨特、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都始终坚持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卢卡奇就将总体性原则看做辩证法的实质与主旨，强调“总体”的绝对首要性以及整体对部分的优越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⑥; 萨特把总体性原则视为决定辩证法是否存在的根本因素，“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它“必须是变化的”,“必须成为总体化的”,这个双重要求规定了辩证法的存在。
①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总体化（ 总体性） 原则，辩证法就会消失。需要指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是从否定意义上看待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 面对“否定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否定的整体，整体否定了个体，个体性被总体性所湮没。
就理论三个特色的关系而言，拒斥自然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前提，批判性和革命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总体性原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拒斥自然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总体性原则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特色。当然这些共性的特色并不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具有绝对一致性。作为一个并不统一的思想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的分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从早期步入人本主义逻辑开始，经过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发展，直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现科学主义的理论反思，总体显现出人本主义内部的差异以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明显分化。
（ 一） 关于人本主义内部的分化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人本主义思潮“一枝独秀”的状况，开辟了从人本主义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路径，将辩证法看做是主体打破异化，实现自由、解放的方法。然而，在主体是集体概念还是个体概念、主体是以革命斗争还是以理论批判打破异化、马克思主义是否等同于人本主义等问题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本主义思潮内部具有显着差异：
前者着眼于阶级主体，后者转向个体主体，否认集体主体的革命性； 前者希望以阶级意识发动革命来变革现实，后者期望通过文化、道德、心理学批判来消除异化； 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后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完全等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学解读。
针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主体性、总体性的抹煞，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诠释为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对他们而言，历史主体不是具体的某个人，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对象和产物，是历史进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肩负着埋葬资本主义的阶级使命。而无产阶级只有具备成熟的阶级意识，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阶级地位，并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从总体上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但被资本主义物化麻痹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主体意识，成为消极被动的“物”的追随者，必须唤醒和培育涣散、衰落的无产阶级意识，因为革命的命运甚至人类的命运都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从人本主义逻辑出发解释辩证法，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人本主义，而是将人本主义隐藏在对阶级意识的强烈伸张中，即复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才能实现以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
面对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法西斯主义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传播等时代背景，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揭开了遮蔽人本主义的面纱，把在卢卡奇等人那里还遮遮掩掩的“主客体辩证法”直接表达为以个体生存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阶级主体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希望现实的个人以心理、道德、文化批判方式从资本主义总体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和尊严。如马尔库塞和赖希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本能的压抑，解读人的本质及其解放。前者把人的解放与爱欲②的解放等同起来，认为被资本主义压制的爱欲得到解放，就是被异化的人实现了解放； 后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了人的性本能，导致人的本能欲望无法得到合理纾解，人失去了尊严和自由，提倡以性革命对抗资本主义异化，解放被遏制的性本能，以获得身心自由，回归人的本质。
（ 二） 关于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分化
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举人本主义旗帜，逐步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向人本主义解读路径顶端的同时，也引发了来自科学主义的批判。
20 世纪 50-60 年代，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泛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容出现了一种反思与批判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主张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从而引出一条从科学主义出发诠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思路。沿着科学主义路径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者，主要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以及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 沃尔佩。
阿尔都塞批评人本主义思潮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带来了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污染”,他把马克思辩证法解释为“结构辩证法”,试图以此来消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把历史描述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观点，从而维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变革的实质，“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的差异“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
①在他的“结构辩证法”中，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由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这个与上层建筑相对的结构是指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结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在分析了社会构成之后，他借助生产关系来规定历史主体，“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因此，真正的“主体”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不是“具体的个体”或“现实的人”,而是“生产关系 （ 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 ”.
②显然，“结构辩证法”仅仅把人视为“结构”的承担者，否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将历史解释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德拉 - 沃尔佩认为，卢卡奇等人本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人道主义的伦理、文化批判，宣扬抽象、思辨的人本主义，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主张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辩证法诠释为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实验方法。他把马克思辩证法称做“科学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揭露了先验的、思辨的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创立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对立的革命的“科学的辩证法”.
③他指出，这种辩证法实际上与以诉诸实验、事实、经验为本质特征的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方法具有同构性，应该“被描述为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一种循环运动”④.这样便把马克思运用的方法还原为一种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剔除了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主体向度。
科学主义思潮的出现，打破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一元解读，形成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二元对立局面。从步入人本主义逻辑到打出人本主义旗帜，人本主义思潮始终沿着人学路径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性、以实现人的本质为目标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主体打破异化、实现自身解放的方法。与之相对峙，科学主义思潮反对从人本主义维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人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彻底颠覆了人本主义才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强调抽象的人性复归的方法，而是一种实证科学方法。可以看到，科学主义思潮强烈冲击了人本主义思潮对辩证法的人学解释。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局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解读所形成的共同特色以及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分化，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辩证法的研究视域，其理论的进步性为理解辩证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时也背离了辩证法彻底的唯物、辩证、实践的精神，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局限和缺陷。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沼泽。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总体”变革同时包含物质关系和意识因素的变革，理论、意识不仅和实践、物质不可分离，而且为革命实践提供精神动力与激情保证。但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却将辩证法歪曲为脱离主体意识的自然规律。因此，在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便试图从意识角度进行理论上的突破。如卢卡奇使用无产阶级意识问题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必须具备一个根本条件即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只有形成自身的阶级意识，才能打破物化束缚，并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与当时将辩证法看做客观规律或实证科学的自然哲学思路相比，卢卡奇对历史辩证过程中主体意识的重视确实具有理论矫正的作用，但是却认为“革命的命运（ 以及以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 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①,把革命看做一种意识活动，否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由于对主体能动作用的过分强调而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一条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客观历史辩证法退回到主体辩证法的错误道路”②.
沿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的主体辩证法道路，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本马克思”发现的背景下，将历史辩证法看做现实的个人通过实践克服异化、复归人性的过程。但是他们或者将文化批判、心理分析当做实践，或者把实践的根源置于主体能动性上，否认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根本制约，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样辩证法便成了主体通过意识活动克服异化的纯粹主观思辨。
如萨特以意识解释实践范畴，在诠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不可避免偏向了唯心主义。他把实践界定为辩证法的中心范畴，主张辩证法仅存在于“社会世界”,与实践紧密相随，个人及其实践是辩证法的内在根源与唯一动力。这抨击了把历史看做没有人的实践参与的自然进化的观点，但是他却把实践置于人的意识之上，认为没有人的意识，便没有实践的存在，而且一切都在人类实践中产生，也就是说，意识决定了实践和辩证法，创造了一切。显然，萨特对实践和辩证法的阐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面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辩证法阐释为自然规律的情形，为了扞卫辩证法的历史性与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意识能动性，进而把主观意识看做历史过程的根本动力，最终走向唯心主义。表面看来，这是受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逼迫”,但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导致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片面突出意识能动性，忽视物质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从根本上颠倒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主观意识凌驾于客观存在之上，从而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沼泽。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近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它把整体世界划分为对立的二元结构： 现象与本体世界、主观与客观世界，造成了二元分立的认识格局。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认识论原则，以二元分立的视角来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问题。他们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出发，运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将历史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唯物史观只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科学，因为它无法提供能被经验和逻辑思维规律证实的客观依据，只是依靠主观想象和愿望来构建社会。他们把历史描述为可以凭借经验和逻辑思维规律来把捉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唯物史观遭到冷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方法论上对这种“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二元思维进行批判。辩证法便是他们进行批判的武器。
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历史方法，不存在恩格斯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以此凸显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进化的过程。这虽然有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主义”思维，但却是以片面解释历史发展作为代价： 展示了社会历史进程中主体向度的重大作用，却忽略甚至否定了客体向度，从而割裂了历史发展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述，阿尔都塞、德拉 - 沃尔佩认为人本主义思潮给马克思辩证法带来了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污染”,主张从科学主义维度理解辩证法，这有力地批驳了将马克思辩证法弱化为抽象的“人学”辩证法的错误倾向，但是却否认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性，片面突出历史的客体向度，牺牲主体向度，同样是以二元思维方式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要么以主体吞没客体，要么以客体消融主体，正是这种二元分立的认识格局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陷入形而上学。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落入了乌托邦的迷宫。面对资本主义统治日趋稳固、工人革命日渐消弭的现实境况，自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逐渐退出实际的斗争领域，躲在高高在上的文化、道德、心理学背后抨击异化结构，找寻消灭异化之路。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文化、道德、心理学批判之上，并以此来寻求变革现实的途径，这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生产范式”转向“文化、道德范式”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转向表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陷入以理论批判代替实践革命的幻想，使他们的辩证法抹上了一层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乌托邦，却反对将自己的乌托邦与旧式的空想乌托邦等同起来。如马尔库塞认为，他的新式乌托邦并没有对未来社会进行细致规划，只是对其可能性作了论证，这样既否定了现存社会，又克服了空想的蓝图设定。但是，乌托邦是否为“空想”,并不在于它对未来提出了什么构想，而取决于它的构想是在什么基础上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所以是空想的乌托邦，恰恰在于其未来社会是基于理论批判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客观结果。这种乌托邦辩证法面对现实世界只有哀怨，无法作出改变。马尔库塞在《单面人》和《乌托邦的终结》两部论着中意识到辩证法的无力： “否定的辩证法”既不能提供医治现实病痛的处方，也不能提供可以发起革命的力量，它无法架设一座从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同样看到了辩证法的软弱： 它对现实的任何否定，总是比被否定的事物更坏。
①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如何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同一性问题，如何在具体生活中将‘被管理的世界’改造成为他理想中的星从密布的夜空，阿多诺却成了一个失语者”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的锋芒多么锐利，否定的声音如何嘹亮，都已失去了辩证法内蕴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精神，最终无法逃脱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迷宫。
20 世纪 20 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肇端于卢卡奇等人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历经早期人本主义思潮浸润、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发展、五六十年代科学主义的理论反思，凸显了自身的理论特色、内部理论分歧以及必须正视的思想局限。准确剖析这些问题，尤其反思其理论局限，有利于实现全面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