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的符号学与身体理论

　　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1905—1991) 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长期以来被奉为空间分析的经典之作。他将空间分析与符号学、身体理论以及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方向———空间转向或者地理学转向，即把空间维度带回社会批判理论，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

　　一、什么是社会空间

　　关于“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曾深有感触地说: “不多年以前，‘空间’一词有着严格的几何学意义: 它仅仅指一种空的区域。在学术领域，它被冠以各种名称使用，比如‘欧几里德的’，‘各向同性的’，或者‘无限的’，人们普遍认为空间是一个基本的数学概念。若谈起‘社会空间’，就会令人感到很奇怪。”

　　①社会空间概念之所以晦暗不明，是因为它长期被双重幻象，即透明幻象和现实幻象所遮盖。透明幻象过分强调话语和书写在认识空间中的作用，将社会空间看作由语言、符号构成的单纯精神现象。现实幻象是一种物质拜物教，喜欢物质现实，把一切都当作物质的、真实的，认为社会空间是由物质构成的不变的“水桶”、容器、背景。透明幻象与唯心论血脉相连，现实幻象与机械唯物论密切相关，两种幻象并非敌对，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掩盖。拨开遮掩在社会空间之上的双重幻象迷雾，便还原出其本真面目。为此，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就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①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 第一，社会空间是以自然空间为原材料生产出来的，自然空间正面临着被消耗殆尽的危险。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产品，是以自然空间作为资源、原材料，按照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要求，以追逐交换价值最大化为目的而加工、生产出来的。自然空间是各种社会空间生产的共同基础和起点。那么自然空间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自然界创造的作品。自然界创造，而不制造、生产。自然界不能劳动，它的创造物，即自然空间，仅仅是向前发展，仅仅是显现。自然界在创造之前也没有主观目的。自然界的作品不是整齐划一的，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树是特别的树，玫瑰是特别的玫瑰，马是特别的马。自然空间也不分等级，若问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花儿不知道它是谁，更不知道死为何物。人类既生产也创造。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作品，生产、制造了各种产品，二者都离不开劳动。在作品的创造中，劳动者、劳动处于次要地位，而在产品的生产、制造中，则处于支配地位。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道路、桥梁、机场等社会空间都是工人重复劳动的结果，它们与各种复制性工具相联系。于是，社会空间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最主要产品、商品。社会空间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变成了一个血腥的战场: “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被纳入生产力之中。都市及其交通网络、交换网络都成为生产资料。城市及其各种设施( 港口、火车站等) 都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②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人工的、人造的东西已经把自发的、自然的东西从其领域中赶走，使其仅仅成为活动的背景。简而言之，产品已经击败了作品。当前，自然空间正远离我们而去，自然已经被“反自然”谋杀，主要依靠以下手段: 抽象、符号、话语以及劳动、劳动产品。与上帝一样，自然已经死亡。人类不仅杀死了上帝和自然界，也正在讨价还价中自杀。

　　第二，每一种社会形态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社会关系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一种具体的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又生产着空间。社会空间里主要有两种社会关系: 一是生物性生产关系，比如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二是物质性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占有、剥削及产品分配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都生产、建构符合自己地位、身份特征的场所、空间。社会空间既是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场所，也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各种社会关系通过不同性质、不同等级的空间形式被固定下来后，统治权力就从这些空间中持久散发，长期规训着人们的肉体和心灵，起到润物细无声的统治效果。每个社会都必须生产出自己的社会空间，否则就不能存在。任何声称真实的社会存在，若不能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就是一种奇怪的存在、一种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现象，甚至是一种“文化”抽象，不久就会消失。

　　③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差异空间分别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空间形态。社会空间的生产具有历史继承性。比如，中世纪的社会空间就把原先的社会空间作为自己空间的基础和支撑物，二者同时存在。中世纪的社会空间是一种等级空间，所有空间形式都围绕天国展开: 一个天国世界，一个超天国世界，还有一个与天国对应的世俗世界。在世俗世界，庄园、寺院和教堂作为一种强力点把通往农村的大街小巷连接起来，形成一种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空间景观。它是西欧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起点，也是现代城镇的发源地。

　　第三，社会空间作为一种产品，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列斐伏尔用马克思主义商品理论分析了社会空间产品，认为社会空间作为劳动产品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统一。

　　具体劳动创造社会空间的使用价值，牵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它的自然属性; 抽象劳动创造社会空间的价值，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是它的社会属性。这说明: 每一种产品总是“一方面指向自然界，另一方面指向人类。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说它是具体的，因为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是我们服从或者反抗行为的一部分; 说它是抽象的，因为它有清晰的、可测量的轮廓，还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并且是新社会关系的载体。”①然而，社会空间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产品。它既能被交换或使用，也是商品生产、交换以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它既是消费客体，也是生产手段( 比如土地) ，又是一种生产力。此外，它还是政治统治的工具，社会斗争的场所。作为一种抽象存在，即生产关系存在和生产的场所、“母体”，社会空间具有本体论意义———“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② 波古德认为这是“列斐伏尔实现的空间本体论转换”。

　　③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不应是传统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三位一体，而是生产、消费、交换和空间化四位一体。古特蒂纳说: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社会空间只能被辨证地理解，因为它是一种具体抽象———这是马克思的重要范畴之一，例如交换价值既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一种物质性、客观化现实，又凝结着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具体抽象是社会行为的媒介，因为它建构它们，也是这些行为的产品。”

　　④第四，如果社会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就存在着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在提出社会空间概念以后，列斐伏尔首先用“空间的生产方式”概念替换了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后用其分析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并以欧洲为中心概括了世界空间化的历史进程。基于马克思“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着名论断，列斐伏尔观察到:农民用耕牛和铁犁生产了农田空间; 战士用战马和武器创设了战场空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从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空间化的决定力量。由此，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生产，即“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认为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空间中的生产”，而忽略了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空间。而他的“空间的生产方式”概念侧重研究“空间的生产”，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丰富发展。如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生产自己的社会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新空间的产生。由此，列斐伏尔以空间为视角将人类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即绝对空间( 公元前) ，神圣空间( 公元 0—1000 年) ，历史性空间( 公元 1000—1400 年) ，抽象空间( 公元 1400—1600 年) ，矛盾空间( 公元 1600 年至今) 以及差异空间( 未来) 。

　　二、社会空间的符号学

　　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是空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表述、表述空间三元辩证组合。在空间三元辩证组合中，第三项与前两项密切相关，但不是前两项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它们所假定的完整性进行拆解和重构之后，形成的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全新选择项。爱德华·索亚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组合类似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意指三元组合或者说三元辩证法，第三项与其他两项不同却包含并部分依赖它们。空间三元组合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和意指叠合相似。①首先，空间实践———能指。空间实践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空间生产方式对具体场所、“空间集”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实践的产物是各种可感知的空间形态，包括都市、楼房、广场、公园、墓地、纪念碑、道路、桥梁、剧场，等等。说这些空间是感知的，因为它们是物质的，具有物理形态，能被人们的感官所把握，尤其能被人们“看见”，具有视觉特征。人们在生产出各种感知空间形态的同时，也制造了它们的能指，即名称和读音。列斐伏尔把名称、词句和意指称作“词语符号”，将音乐、声音、舞蹈等称为“非词语符号”。在空间实践中，能指符号不是完全脱离指称物的抽象“言说”，能指符号以可靠的指称物为依据，主要包括象征、标记、手语、图画、书写等形式。象征源于自然界，比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都是象征依托的具体形象。它最显着的特征是具有艺术审美意义，换句话说，“象征是指一种感情投入，一种情感聚集( 比如害怕，着迷等) ”②。象征对人和社会具有情感吸引作用和艺术审美价值。在古希腊，酒是重要的象征载体，酒神狄奥尼修斯象征着狂欢与生命激情。列斐伏尔说: “在酒神这里，一切艺术和宗教的象征呈现出一种新意境: 这是一种普天欢庆，一个大团圆与一场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悲剧，一种超凡脱俗、诗意盎然、威力摄人的大场景。”③长期以来，在农牧业社会中，象征与指称物不是分裂的，象征中包含着丰富的感性内容。由于抽象分析( 笛卡尔的“我思”) 的出现，象征与指称物被分裂为互不联系的两个领域，这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事情。标记与自然物紧密相联，树木、石头、小山、日月星辰等都是标记的物质载体。在人类社会早期，打猎和捕鱼的路线以及羊群、兽群的行走路径都被人们用不同的标记标出。一旦没有现成的标记时，一些场所就被用石块或木棒标明。随着空间生产的广泛开展，界标与指示牌在感知空间中星罗棋布、连成一片: 一株小灌木丛、一棵树、一块岩石或一座小山包，都可能被作为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标记来使用。

　　④文字发明以后，这些标记既能被书写，又有读音，亦即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这样，感知空间就变成了由各种能指符号编织而成的“文本”。那么，这种视觉性空间“文本”能被人们“阅读”吗? 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往往被“误读”，因为社会空间会说谎。比如，纪念碑常常表达一种清楚的信息，它说出了它想说的东西。然而它也隐藏了很多内容: 政治的、军事的，甚至是法西斯的。在象征符号之下，纪念碑隐藏着权力控制和权力独裁的内容，虽然从表面上宣称自己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和愿望。

　　其次，空间表述———所指。列斐伏尔把空间表述称为“构想的空间”，亦即所谓理论家、规划者、城市学家以及政府官僚等用空间符号编纂、构想出来的概念化空间。构想的空间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或者设计相连，这种秩序通过控制知识、符号得以确立: 它控制解码空间的手段进而控制空间知识的生产。从符号学角度看，如果说感知空间是社会空间这个符号的能指，那么构想的空间则是它的指涉对象，即符号的概念、所指。所指以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符号在场掩盖着主导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的“缺场”。构想的空间是关于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思维观念的首要空间，是符号学家或译码员的空间，是一些艺术家和诗人纯创造性想象的空间”。⑤ 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空间的话语，它只有介入社会空间生产，才能获得连续性并以文本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历史谎言和虚假意识形态。

　　宗教作为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就使用了大量的空间名称、符号，它们共同构成宗教文本的意指。“如果宗教中没有场所的名称和符号，比如教堂、忏悔室、圣殿、圣坛等，那么宗教还有什么内容? 如果没有教堂，那么礼拜还有意义吗?”①然而，随着文字的发明、印刷术出现以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象征退化为符号，再堕落为信号。由此，列斐伏尔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指与客观的指称物无关，完全是一种独立于客观事物之外的绝对形式。② 所指就是脱离具体空间形态的概念、词语、符号。诚然，语言符号是人们理解现实的重要工具。如果语言不被用来理解现实，而是理解语言自身，它就是元语言。元语言被认为是现实的最高本质，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能控制其他语言符号的语言。符号学家利用元语言编纂、构想的知识就是绝对知识。它是一个充满权力控制、胡言乱语的精神空间。为此，歌德说: “我从不认为语言会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

　　③最后，表述空间———意指。表述空间是社会空间这个符号的意指、意义，是解释者对符号的解释引发的思想。表述空间又可称为“生活空间”，即人们居住和使用的日常生活空间。“表述空间包含着复杂的符号体系，有时经过编码，有时没有。它们与社会生活的神秘的或者底层的一面相连，也与艺术相连。”

　　④这里，列斐伏尔的意图很明显: 一是想强调表述空间的艺术、美学意指; 二是刻意保留表述空间的部分不可知性、神秘性意指; 三是突出表述空间的实践意义。表述空间是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第三项，不是前两项( 空间实践、空间表述) 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亦此亦彼”的辩证综合: 它既有非词语符号，也有词语符号; 既是感知的，又是构想的。在表述空间中，口头语替代元语言成为主要语言，它是未经编码的非词语符号，是一种集体的诗性作品。人们用口头语尽情表达自身的情感，而不是成为符号统治的奴隶，因此口头语具有生存论意指，指谓语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的本真的精神家园。人们还以时间为节奏，创造出优美的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将音乐变成流动的建筑，把建筑变成凝固的音乐，从而赋予日常生活空间以美学意指，指谓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表述空间中也有经过编码的语言符号，但是它们多数并未与指称物脱离，并且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比如，汉语的“田”字。列斐伏尔说: “当我观察这个字符的时候，如果我尝试解译我所看到的，我就会说它是一块稻田的鸟瞰图。稻田之间的边界线不是石墙或者带刺的铁丝篱笆，而是与稻田连为一体的沟渠。当我思考这个字符、这块稻田的时候，我似乎变成了一只翱翔在稻田的正上空、在最佳位置俯视稻田的鸟儿。”

　　⑤表述空间的符号体系与社会生活的神秘一面相连，是因为它的符号主要是非词语的象征符号，人们只能用其对社会空间进行描述、想象，而不能构想和思。“构想和思”是元语言功能，它是工具理性、“透明幻象”，能完全破解事物的本质、规律，最终导致生产主义泛滥和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海德格尔深刻反思了工具理性、科学主义，设想了一个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和谐相处的日常生活空间。其中的“神”意指人们对自然界要长期保持一种神秘感、敬畏感，而不是将其完全破解、参透，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列斐伏尔批评了海德格尔看重时间、轻视空间的传统观念，也借鉴了他关于神的思想，认为寺庙、教堂是表述空间不可或缺的风景、标志。“表述空间是有生命的: 它会说话。它拥有一个富有感情的核心或者说中心: 自我、床、卧室、寓所、房屋; 或者，广场、教堂、墓地。”

　　⑥同时，表述空间也与社会生活的底层相连，因为它是贫民窟里的穷人、非法偷渡者、失地农民等社会草根阶层为争取空间公平、正义而斗争的场所。在列斐伏尔看来，表述空间的实践意义要比象征意义更重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革命性最强，他们公然反对空间控制、空间暴力，将边缘空间变成斗争场所。革命斗争不仅凭借反抗、抗议等政治革命，还要重新生产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

　　列斐伏尔认为边缘地带，包括种族隔离区、犹太人居住区、西班牙语居民区、印第安人保留地、偷渡者居地、避难所等，是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诞生地。
　　
　　三、社会空间的身体理论

　　列斐伏尔的“空间建筑学”把身体作为出发点，“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不管它是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致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是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①这里的“身体”是超越主、客二元分立的、活生生的人体。当然，动物和植物也都有“身体”，并用“身体”生产自己的空间，比如: 蜘蛛以自己的身体为起点、方向、坐标，利用体内储存的能量吐丝织网，制造出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过，动植物所生产的空间是无机的、冷漠的和没有情感的自然空间。

　　人的身体与动植物的“身体”不同，它是“双面的机器”: 一面是物质性能量，即体内存储了从自然界摄取的营养物质; 另一面是精神性的“爱欲”，即身体中永远流淌着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欲望和激情，“性器官是人体巨大能量的汇集处”②。从尼采的权力意志角度看，身体的物质性能量可以比作“日神”，而非理性的“爱欲”则比作“酒神”，换而言之，身体的一面是造型艺术，另一面是音乐、舞蹈等动感艺术。受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的论断启发，列斐伏尔把身体当作空间生产的“机器”。不过，笛卡尔、拉美特利的“机器”是机械的、僵化的，而身体则是生产性的、激情的、能动的机器，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它生产了社会空间、物质资料以及人类历史。身体生产的动力，源于浪费掉体内剩余能量的需要和释放内心深处欲望的冲动。欲望的宣泄就是酒神精神，它代表音乐、舞蹈、戏剧、诗歌等艺术形式，也体现着破坏、疯狂和本能。因此，未被异化的、原初状态的身体所生产的社会空间有时体现着自我毁灭、“死亡本能”，有时则体现着人内心本性的自发美学冲动: “古希腊的农村有自己的节日，并按照自己的日历来安排节庆。在那里，扑入我们眼帘的是古代世界黄金时代的美妙景象! 每个人都是公社的一分子，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共同体。读这些文字你应该回到尼采笔下的古希腊社会，即回到那个酒神精神澎湃汹涌、激情奔放的狂热世界，每个人在狂欢的节日里尽情地欢歌狂舞。”③身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了厄运，它承受着政治权力、知识权力的控制，处于异化状态。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重心不再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操纵，而是对身体、欲望的控制，即通过符号、视觉图像等对身体深处的冲动、欲望的殖民。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力图把一切存在物均质化，把日常生活空间变得千篇一律、单调无奇、风格消失、意义零度化，也使身体的自然节奏被单调的、重复性的机械节奏所替代。在列斐伏尔看来，“活的身体就是由各种节奏组成，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都有自己的节奏。”④节奏是空间中的时间间隔，自然节奏、生理节奏具有美感、音乐感，是旋律、和谐和节奏的统一。而在抽象空间中，绵延的、异质的生命时间异化为同质的空间，变成了可测量的、均质化的钟表时间。身体的自然节奏、生理节奏被人为控制，如睡眠、起床、用餐、排泄等活动都要服从时间表。这样，身体的生物节奏、“生物钟”被打乱，产生了诸多严重摧残、危害身体的心理和生理疾病。

　　在抽象空间的符号、图像的“幕布”、“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掩盖的是权力和暴力，暴力内在于抽象空间及其使用之中，“到处弥漫着恐怖，暗藏着暴力，四面八方都充斥和施加着压力，任何成员都不能幸免。”⑤在这里，暴力伪装成劝说，压制伪装成自由，理性被说成非理性。抽象空间是由符号、知识、权力构成的一个恐怖空间，它隐秘地规训着每位成员，而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恐怖空间发展到一定限度，“造反的身体”就会促使其爆炸、灭亡。“在空间与权力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它拒斥剥夺、毁灭它的关系的再生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这个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的东西吗? 但是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具有反抗性的吗?”①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精英等“造反身体”的联合革命行动，才能生产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阻止抽象空间蔓延全球和均质化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私有财产及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支配结束，消除了异化产生的物质前提。摆脱异化状态的、自由自觉的身体，通过“诗意生产”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的空间”、“艺术品空间”。人们把抽象空间的符号用激情洋溢的口头语言、诗性语言替换掉; 将所有扭曲身体的理性知识、形而上学话语等都变为诗歌、音乐、舞蹈和戏剧等诗性知识，即“真正的知识”②。音乐的美感源于其包含的差异和对立: 如音量的高低、节拍的强弱、节奏的松紧等。因此模仿音乐的样式生产的日常生活空间，绝不是可以重复和互换的产品，而是包含诸多差异和对立的艺术品，即“凝固的音乐”。

　　通过艺术创作，人们将道路、广场、绿地、住处、办公室等空间形式都变成艺术品。然而人类最主要的艺术作品却是数千年来创造的城市和风景，“这样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人权———创造者们的权利不在于所有权，而在于对它们的审美享受。”③艺术品空间的美感不仅在于生活环境的诗化，也在于它是一种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它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生活空间，由形形色色的“陌生身体”、“素昧平生者”组成。它废除种族隔离，“必须为个人和集体的聚会提供时间与地点，让来自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④由于诗歌、音乐、舞蹈、戏剧带有喜庆色彩，因此模仿艺术形式生产的社会空间必然是一种节庆、狂欢空间，“都市社会包含着这种趋势，即走向节日复活的趋势。但荒谬的是，这种复活将导致体验价值的复活，空间与时间体验的复活，并且这种价值将优先于商业价值。”

　　⑤在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每个人将会重新发现自然的天性，都能用艺术家的眼光体察到这个世界的美，用画家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用诗人的语言描述世界。在这里，人类将重新找回农业社会或古希腊社会节日喜庆的快乐感觉与欢乐场面，身体的全部能量、热情和想象将会得到空前的释放与宣泄，“身体的感觉，比如说话、声音、嗅觉、听觉、性冲动等都完全获得解放。”

　　⑥最终，列斐伏尔把身体的感觉解放作为身体空间理论的归宿。他自负地认为，与他的身体空间理论一样，尼采的“超人”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落脚点都是人的感觉的解放。因此，身体空间理论、“超人”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殊途同归，“人类的革命之路与超人的英雄之旅，在空间的叉路口相遇。”⑦
　　
　　四、社会空间理论的意义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然而在现代性历史中，时间以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在社会批判理论中掌握着话语权，而空间却在许多现代理论家那里遭到漠视。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与马歇尔等人都不自觉地赋予时间与历史相对于空间与地理的优先权，时间成了现代性的唯一尺度。

　　福柯说: “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⑧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维度缺失，折断了它的地理学想象之翼，严重削弱了其批判力度; 本质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1974 年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方向，即地理学转向，把空间维度带回社会批判理论，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分别从经济学、哲学和文学领域全面展开: 一是经济学上的后福特主义。从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凭借战争、新殖民主义等手段不断占领新市场，拓展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逐步实现了生产模式由“福特式”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这是由以时间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向突出空间维度的“灵活积累”模式转变。大卫·哈维认为这一转变带来了当代西方社会“骚动的、不稳定的和短暂的特质”①。美国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认为，这是紧随战后持续性经济繁荣结束之后产生的最新一轮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可见，所谓后福特主义转向，实质上是从空间角度对西方社会现实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是哲学上的后历史决定论。它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当代思想或哲学观念语境的空间化，它植根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革命，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② 后历史决定论力求重新思考和回答“空间是什么”这个问题，试图从本体论角度挑战历史决定论，寻求空间、时间、存在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凸显空间在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三是文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爱德华·索亚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西方当代现实语境的思考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空间化，它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以及对现代性意义的重新界定，是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文化。

　　可见，后现代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当代文学、文化领域的空间化转向。

　　大卫·哈维是后福特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在《资本城市化》一书中指出，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趋势，且表现为: 商品相对过剩，利润率下降，失业人数增多，部分工厂停业，资本闲置。如果把资本从生产领域切换到城市空间建筑领域( 比如道路、码头、工厂、学校、医院、商店等) ，并以此为手段吸收过剩资本和闲置劳动力，就能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卫·哈维说: “我去过的每个城市不过是吸收剩余资本的巨大建筑场所而已。”③其实，这种投资切换不能完全阻止经济危机。因为空间生产也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即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利润率就会大幅下降。大规模投资城市空间建设最终会形成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这种投资切换实际上是“城市化金融危机的前兆”。布来特教授认为，中国的资本当前已经基本完成切换，欣欣向荣的房地产业预示着中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起始阶段。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