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要想“回到马克思”，重读其巨着《资本论》是不二法门。但如何“读”《资本论》，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其实，早在1843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就给我们提供了有义的“启示”：费尔巴哈只有一点不能使自己满意，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1]。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唯有从“哲学－政治”的“联盟”——政治哲学来解读《资本论》，才能理解、把握《资本论》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追求劳动者自由解放的真实意蕴和认清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鲜明形象。
一、《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就从不同的视野对其进行了多重解读。通常，人们习惯对应马克思理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资本论》分别进行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解读。法国的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时，就区分了作为经济学家阅读《资本论》、作为历史学家阅读《资本论》、作为文学家阅读《资本论》和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1]。英国弗朗西斯·惠恩在写作《〈资本论〉传》时，则总结和概括了人们解读《资本论》的五重意蕴：作为大部头的哥特式小说，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剧，作为一个黑色滑稽剧，作为希腊悲剧，作为一个反讽的乌托邦[2]。美国的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时，又强调《资本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也不是一部关于劳动的书，而是一部关于失业的书[3]。表面上看，不同的读者眼中好像有不同的《资本论》。但实际上，按马克思自己的观点：不论《资本论》有什么缺点，它却有一个长处，即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4]。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资本论》只是包含着不同内容和多重维度，但绝不意味着有多个不同的“《资本论》”。《资本论》只有一个，而这个《资本论》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的《资本论》。从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对《资本论》进行政治哲学解读，才能把握和凸显《资本论》作为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一致的“艺术整体”。
实际上，“政治哲学”的意思主要不是指对政治的“哲学”处理，也即“政治的哲学（抽象）化”，而是对哲学的“政治或通俗（经济）”的处理，或哲学的“政治引导”，也即“哲学的政治（现实）化”。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着作，也不是单纯的科学社会主义着作，更不是单纯的哲学着作，而是三者有机结合的政治哲学真理。马克思赞同对于政治进行经济解释和对于经济进行政治解释。如果说政治是“关于经济”的，那么经济就完全是政治的。我们必须认真考察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政治方面”[5]。马克思在提到经济学时，总是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关系”本身看作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主要领域，而马克思作为政治哲学家和《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着作，基本上都是由此决定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政治舞台上的奇迹与骗术如何能够在商品拜物教的幻象和骗局中，在从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到价值、价值到价格的隐喻中获得自己的原动力。因此，《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有关经济理论的主要着作，更是马克思有关政治和革命的最主要的政治哲学着作。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与之并行的黑格尔国家理性批判。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性的市民社会基础的批判，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也就是那些被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阶层排除在外的人通过其日常斗争而创造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方式：一种揭露社会再生产奥秘的政治。《资本论》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之谜”来破除“国家之谜”、“历史之谜”和“政治之谜”的。所以，《资本论》的任务“不是要描述真理，而是要引导一项不知疲倦地揭露真相的工作——国家的真相、法律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和经济的真相”[6]。《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的这部巨着，实际上也可以命名为《资本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7]。而这正是《资本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实质所在。
阿尔都塞通过“读”《资本论》，真正深刻认识和领会到了马克思超越古典哲学的独特“政治哲学意蕴”：我们所继承的哲学，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已经在根本上（并在其所有意图方面）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一点从未以直接的哲学话语形式出现，完全相反：它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换言之，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它，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进行考察的文本——这正是在《资本论》中表述出来的东西[1]。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马克思接受了哲学的塑造，却又拒绝从事纯哲学写作，但他依然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实践了他从未写过的“哲学”——追求劳动者自由解放的政治哲学。正是《资本论》的这一独特的政治哲学，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古典哲学、更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恩格斯语）的新道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而是运用“抽象力”，抽象（还原）出资本的全部现实社会关系，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推翻“抽象”奴役人的一切制度，“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2]。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一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毋宁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资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与此相联的要求社会革命的政治实践。《资本论》包含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七种批判：规范批判、内在批判、拜物教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批判、历史批判以及作为危机理论的批判[3]。所以，虽然《资本论》的这些批判没有以哲学固有的领域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资本论》还是孕育着对于以往“哲学史”总体之批判[4]。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就是《资本论》。
意大利着名学者奈格里，就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进行了政治哲学解读：依据我们的传统，政治学和指令被置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末尾，或者依据最近的模式，政治学甚至被视为与“经济的”马克思的利益相异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所有在《大纲》和《资本论》的原文中关于动因和煽动及其方法论的基础的内容，都是为了使“政治因素”成为分析的核心，这种揭示逐渐被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治的特性上。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那样，如果世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实现，那么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追求的目标）：
政治学从这一事实中孕育出来。因此，从货币到剩余价值——这就是为阶级提供武器的政治学途径[5]。
在《资本论》这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关于“经济”的，更是关于“政治”的。所以汉娜·阿伦特指出：“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6]
《资本论》正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
正是这一原理，激发了无产者的革命激情，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这一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8]。
二、《资本论》与政治哲学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并没有打算寻找和建构一种新的思辨哲学和新的实证经济学。《资本论》的目的是揭示作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1]，进而揭露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实质。正是在这一揭露和批判中，《资本论》不自觉地推进了政治哲学的范式转换。
总体上说，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化”的“观念政治论”传统。而马克思彻底抛弃了这一“观念政治论”传统和致思取向：“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确立的这一“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而这一迫切任务最终是在《资本论》中通过揭示“资本和劳动”真实关系的“劳动政治论”实现和完成的。《资本论》通过对人类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深刻揭示出了资本增殖及获取剩余价值的根源。正是“在劳动这个社会的深层矿井中探索了资本家致富的源泉”[3]，马克思才使哲学从天国降到尘世，从而为《资本论》提供了超越“观念政治论”传统的现实性基础，并且为其学说提供了革命的强力和信心——“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才强调《资本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5]。而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资本论》是“一次开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6]。正是这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使《资本论》的“劳动政治论”分析和批判水平，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的前辈以及同辈的古典经济学家、古典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念政治论”水平。
马克思在流亡英国期间，透彻地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7]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对社会现实的经济分析。但马克思却为这一谱系增添了“历史的”、“辩证的”和“革命的”维度，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实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加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8]。正是通过对实际的经济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才在《资本论》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恩格斯语）。《资本论》既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的劳动价值论，把它转变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又坚决反对和批判了蒲鲁东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出他的公平的理想，然后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的所谓“永恒公平的理想”[9]。实际上，《资本论》就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把“劳动力”引入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交换，这一点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物不是揭示本质，而是掩盖本质。要把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现象（物与物的交换）分开，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资本论》所体现的政治哲学。正是这种政治哲学，把“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最终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列宁语）。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博大精深，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现实问题，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它沉迷于其哲学浪漫主义王国里无法自拔。“黑格尔对政治与文化作出了敏锐的分析，但却不幸地在头脑中保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1]，以至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将历史表述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观念继承。这正是西方政治哲学持续不断的“观念政治论”传统：通过改变人们关于政治世界的思想而把人们带向更美好的社会[2]。因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贬低了人类存在的“物质根基”，它缺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基础。而这一方面，马克思正好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而超越德国古典哲学时加以补充和完善。《资本论》所体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格，就是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探讨诸如自由、平等、正义等问题，而将抽象的哲学批判同具体的经济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如果缺少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动态的经济分析”，那么《资本论》的政治哲学依然像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是“先验图式的”[3]。而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寸步难行，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是“李嘉图经济范畴的囚徒”[4]。马克思在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又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分析和批判中，从而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的真正综合和超越。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范式：这种范式绝非某种新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也不是向思辨哲学的回归，而是一种关于拜物教的革命性理论[5]。
对此，英国人巴克斯这样评价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实现的范式革命：就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的特点和深远的重要影响而言，堪比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或是力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6]。
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才完成和实现了从“观念政治论”到“劳动政治论”的范式转换，也即马克思强调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如果说，黑格尔是把政治问题放在了“哲学之中”，那么，马克思则是把政治问题放在了“经济之中”。马克思真正实现了“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解”。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用“经济”来说明“政治”问题的思想家。对此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8]
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沃林指出马克思找到了现代政治的经济根源，并在“经济”中开发“政治范畴”，这才是马克思“关切之事”[9]。《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政治问题诉诸于合理的动态经济分析，真正批判和超越了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观念政治论”。因此，着名的女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指出：自从马克思使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在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作用以后，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终结了，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终结了，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终结了[10]。《资本论》真正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范式转换。
三、《资本论》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在马克思这里，作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资本论》，不是要论证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永恒性，而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实质性规律是资本主义向根本不同的某种东西转变的规律。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为资本主义系统及市场的危机提供实际解决方案，他们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论证或矫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系统，但不把它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哲学”的总体进行批判性思考，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抱负。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是致力于阐明如何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致力于详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矛盾性和暂时性，以及已知的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不足[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批判的方式重述了“政治经济学”——“革命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革命政的治经济学”与以往的经济学不同，因为他提出的许多独特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与其说是从定量的角度对经济关系的实证性表述和解决，毋宁说是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政治哲学解释。对马克思来说，在处理那些在他看来较为次要的货币、资本和利润等数量方面的问题之前，从新的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出发，把能够描述资本家和商品生产社会属性的那些原则和预设——特别是那些以“虚幻”和“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简单的事物和关系——叙述出来，似乎是最重要的事[2]。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工作，无疑是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意识的体系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批判，也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之照明[3]。《资本论》既摒弃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同时又摒弃和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政治哲学——“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没有把《资本论》设想成对客观的、自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个推理性阐释，而是看成一个对自认为是客观体系的——批判的、革命的和历史的分析，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批判则要求有一个立场和主旨，马克思的立场就是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立场；他的主旨表明，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总是一种“阶级的经济学”[4]。
在这一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因此罗尔斯强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旨，是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并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5]。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揭示剩余价值来源及本质的“劳动政治论”。
所以说，《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论的着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着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着作，这一着作毋宁代表了对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6]。也就是说，《资本论》是具有追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鲜明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着作。作为政治哲学着作，《资本论》的长处在于：它批评了早期着作中更概括的哲学抽象，并用这种更直接的批判性描述代替了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所谓黑格尔主义的抱怨[7]。可以说，《资本论》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既优于抽象的哲学术语，又优于更具体的经济学术语，同时是将二者的辩证融合。马克思雄心勃勃的研究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规划——革命的政治经济学，随着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而结出果实：资本主义不得不遭遇崩溃和全面危机的失败，这促使马克思去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中的秘密、动力来源和矛盾本质。然而，有人从纯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待《资本论》，认为《资本论》的论证结构太复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被视为“二流的后李嘉图派成员”。但如果我们转而从“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来阅读《资本论》，这种看法就会改变。正如哈里·克利弗所说：“这部书远离了一切超然的解释和抽象的说教，而是仅仅在具体的斗争总体性中把握概念。”[1]
在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遍及全球，回到《资本论》似乎是恰当的。认真阅读《资本论》，依然能有助于从根本上深刻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已经具有较少的宿命论，反而拥有了更多的“政治（现实）规划性”。作为“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论》，创建了一种革命的政治，一种救赎的政治，一种普世的政治[2]。如果说，巴黎公社属于实现“劳动解放的政治形式”，那么《资本论》就属于实现“劳动解放的经济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了他独特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但这绝不是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双重超越和重建。如果说，之前理论家们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别作为单独的学科来处理，而马克思则将它们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既借鉴辩证法超越古典经济学，又利用经济分析超越古典哲学。《资本论》成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语），而马克思则成了“一个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一个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拉萨尔语）。马克思的巨着《资本论》，以其特有的不同于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式研究了“经济－政治－革命”问题，它是经济、政治与革命的新统一体，它把求解放的理论和为自由的斗争很好结合了起来。
作为“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现代人生活的异化和工人不可避免地最终起来反抗“资本专制”。所以恩格斯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进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3]。因此，《资本论》出版以来，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资本论》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对此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那样，对于工人的解放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4]。《资本论》才真正是工人阶级走向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资本论》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参加在现实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它仍然充满着巨大的生命张力。所以，“我们不要把《资本论》当作重工业以前或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古典，而是应该作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起死回生的文本来阅读。”[5]
实际上，《资本论》仍然是思考和解决全球资本主义问题、推动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在《资本论》中，劳动者的自由解放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这既给这部巨着以深刻性，也给了它力量和方向。为此，马克思奋斗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政治剧变的守夜人”[6]，而《资本论》就是他守夜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