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是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道路选择之中的价值信仰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走向和性质的核心和灵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着根本性决定作用和政治文化定力功效。要想增强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就必须充分发掘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让这个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充分展示其凝心聚气的独特魅力和政治文化的战略定力。
所谓政治优势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党或政治组织等政治主体的政治信念、政治决策、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公共政策等政治行为在社会生活和国家行动中所体现和展示出来的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它是这些政治主体对长期的政治实践历程的总结和政治文化思想的凝练，也是这些政治主体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凭借自己的政治功绩在人民心目中积累沉淀起来的政治优越性，是这些政治主体对历史的回答和人民群众对政治主体的历史抉择的充分信赖。
政治优势的形成是这些政治主体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凭借着自己正确的政治决策和辉煌的丰功伟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形成的崇高而伟大的客观印象和政治情感，是这些政治主体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财富。政治优势的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有利于政治主体总结和吸收过去成功的政治经验，获得宝贵的政治资源和广泛的政治援助; 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可以获得自己政治同盟的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政治主体的政治信念、政治基础、政治路线、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可以获得同盟内部的一致认同和坚持信仰; 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可以团结和协调自己的同盟力量，使自己的力量和盟友的力量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进程; 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可以增强自己的政治信心，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因为政治优势是在过去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经过实践证明是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总结，是政治实践经验的真理性升华，因而可以赢得广大政治同盟的信赖和认同，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无形的政治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运动或政治信念的实践过程，在她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淀成了许多宝贵的政治优势，需要我们好好总结和发掘，充分发挥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定信仰、增强认同、凝聚力量的巨大作用。
一、政治自觉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觉优势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自觉上。所谓自觉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认知的自由王国状态，客观对象对于主体而言是“人们支配和控制生活条件”，“熟练运用规律”、“人们的社会结合成为自己的自由行动”、“人们自己控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1］( 441)，因而，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得以充分体现，自我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合适的社会实践形式体现出来。主体能够理性地“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 153 －154)。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判断、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决定自己行为选择的目的和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完全受制于客观对象的必然性支配了，“理性与自由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2］。因而，主体通过认识客体的规律性，“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是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的自由王国的自觉自愿状态［3］( 926 －927)。
总的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自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客观规律、复杂形势和根本任务等客观对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认知的自由王国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与规律、复杂形势和根本任务等客观对象是我们党“支配”和“控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被我们党“熟练运用规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行动”，因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规律性、客观性和复杂性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大幅度地深化了，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把握从历史的“无可奈何的状态”变成了认知过程不断深化、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应对措施不断丰富的自觉状态。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性、规律性、复杂性认知和把握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性、能动性、自觉性程度就更加高了。
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理念是国家政治实践中的战略构想，是社会进步的指导原则，关涉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战略全局和发展模式，是国家政治主体治国理政方略的具体体现。只有国家治理者———政治主体对社会发展战略局势有比较全面的理性认知，才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进程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对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战略在内的政治实践决策及其顶层设计理念呈现出科学理性和高度自觉性特征，国家政治主体的理性判断与客观的发展进程才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主体的政治价值目的才能顺利地得以实现。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把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情况的应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层次矛盾的化解等方面已经从“一片茫然、无从下手”的“无可奈何的状态”逐步变得从容应对、游刃有余了。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考，到社会主义要如何发展、怎样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再到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到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思想的贯彻和落实，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全面建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再到“五位一体幸福中国建设纲要”的战略部署，无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自觉性，这是我们党政治自觉的充分体现和理论自觉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全面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复杂局势能力提升和政治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最宝贵的政治优势。
二、政治制度优势
着名的耗散结构理论有一个经典的原理，就是在一个基本上不均匀非平衡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中( 也叫做远离平衡态) ，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都一样具有这种特性: 如果这个系统通过不断地与该系统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个系统内部某个参量或因素的变化达到某个特定的范围或阈值时，这时通过系统内部某些因素或变量的无限涨落或功能放大，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结构上、功能上或发展秩序上呈现出的某种有序状态。这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该系统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和消化，必须有一个能够呈现出无限涨落或功能放大的可能性内在因子，否则就不会产生系统内部某些因素或变量的无限涨落或功能放大的客观效应。这不是回到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指标，着重分析某个因变量的还原论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走向综合兼容、辩证还原的方法论基础和新思维模式。
上述理论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从这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准确发现和善于把握那个起决定作用而又无限涨落和功能放大的变量因素，以便充分利用它对系统的积极的有效的质量改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这个理论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因为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整体的还是局部的因素永远都是复杂多变的，一般不会呈现出与时间年代形成某种线性的规则的状态或变量关系，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的制度体系就是在这个系统的无数变量中那个充满自我更新活力而又不断完善的无限涨落和功能放大的变量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发现和有效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根本因变量的意义、作用和规律，并牢牢地控制和引导着这个因变量的魔法力为社会发展系统产生积极有效的质量改变。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不断学习国外党外先进做法基础上———信息、能量的交换和消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而提炼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哲学思想: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制度体系，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起着战略性、决定性和历史性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人们具有有限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哲学思想，一个国家和社会里，“人们的各种行为和活动要有效运行就必须遵守某种制度和规则，否则就不能降低社会的无政府行为，就无法抑制经济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4］( 3，67)。新制度经济学派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是由制度环境和制度选择构成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法律基础规则”，“可以说是对于可供人们选择的制度安排的范围设置了一个基本的界限，从而使人们通过选择制度安排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增进受到特定的限制”［5］( 27 －28)。制度环境就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体制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础和基本制度形式，包括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人们社会行为活动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前提。
所谓制度选择就是人们基于自己特定的价值目标，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讲就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可能的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例如特定制度环境下具体的党派活动体制、政府组织形式、企业的组织形式、社会的治理模式等等。制度选择是制度环境下国家和政党政治意志的体现，制度环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义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而制度选择是政治行为主体可以根据各自历史时期的不同任务和价值目标，在基本制度环境下作最有效益的选择和最有价值的安排。评价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的优劣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效能的最大化。当然这个效能的内涵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主体的政治效能、经济效能、文化效能和社会效能，还包括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效能。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布坎南认为，“促进效率的增长、不断满足人的根本需要、不断促进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6］。
相反，如果一种制度选择，是“一个由于缺乏一套把人们的最大化行为不断引向社会性生产的活动、激励主体发挥自身潜能的制度选择，因而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不仅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反而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诱发大量的机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资源配置浪费和社会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扭曲及人们利益心理预期的错位，从而使经济增长长期陷入无效率的状态”［6］，这样的制度就不应是合理和道德的制度了，这样的话“维护它就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至少是不人道的”［5］。
经过人类社会长期的社会实践，人们对制度体系的魔法力的认知和把握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了，尽管社会制度环境不同，但是人们都很清楚: 什么样的制度选择是最有效的，什么样的制度选择是不合理的，什么样的制度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了在社会政治系统中，政治制度这个因变量的巨大威力和重要作用，探索和总结出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哲学思想，选择和构建起了一整套科学合理而最适合中国制度环境的政治制度体系。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和制度魔法力才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才被世人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 “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7］
三、政治基础优势
一个政权或政治组织，有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牢固的群众基础，就能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岁月和艰难困苦的建设实践中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凝聚巨大的政治力量、树立崇高的政治威望、发挥无穷的政治优势，就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凝聚力、社会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奉行人民主体的价值目标，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的价值原则［8］，认真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牢固的阶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无穷力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和展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战胜敌人夺取政权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主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 118 －11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英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验证。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保护是我们革命事业发展和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法则，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遵循了这一真理法则，凭借着小米加步枪和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战胜了强大的反动统治势力，夺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朱德同志深刻地总结道:“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10］( 13)没有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所以胡锦涛同志告诫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11］。我们党正是靠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之本和力量之源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自肺腑的情感倾向和衷心拥护的情绪反映才会油然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有可能确立”［12］。这个最大的政治基础优势才会发挥其巨大的无穷力量，才不至于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素。
四、政治资源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告诉我们，某一个政治组织要想获得政治实践的成功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必须获得在政治实践中可供使用的政治资源。
政治资源是可以为不同的政治主体所利用的，政治资源的使用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 它的表现形式是可以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政治道德传统和政治作风风范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的政治资源，政治组织机构和政治武装力量等则是非常重要的物质形态的政治资源。一种政治资源可以为不同人群所利用，剥削阶级利用它可以为剥削阶级服务，打击被剥削阶级的反抗; 被剥削阶级利用它就可以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用来打击剥削阶级势力，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 在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同一种政治资源其能量的发挥和作用，对于特定政治主体来说可能形成正效应，也可能形成负效应。政治资源的有效可整合性是把政治资源看作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政治资源文化系统内，以各式各样的资源形式出现，不同的政治资源其作用大小和性质优劣也是不同的，不同政治资源的优化组合可以起到不同的政治效应，多种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会产生单项资源所不能起到的政治效应，从而提高政治实践中政治资源的整体效能。当然，这种效能的整合一定是以主体政治价值目标为核心的，在主观动机上决不会去为了减小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目标实现的正效应而进行整合。当然，在消除了对抗性特质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资源还具有广泛的公平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在民主政治实践中，每一个政治主体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交换都是平等的，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不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其公民权以及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资源一律均等［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行为选择或社会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实践，其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她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累起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宝贵的政治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包括党的作风、传统和成功经验等、党的历史功绩和政治威望等政治文化、革命和建设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成果和精神财富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等等，包括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成就，已经形成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积极影响的运行机制和社会资源等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积极影响的国际国内社会关系和政治盟友等等，包括国内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切人们，国际上理解和同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团体和友好人士，海外和港澳台中理解和同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爱国人士等等。
政治资源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启动与积极有效的推进都必须全面发掘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来凝聚自己国家和国家以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凝心聚力，同心同德，为了共同目标奋力前行。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要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14］( 129)。亨廷顿这里所说的“新的社会势力”其实就是特定社会中的政治资源，虽然它是在传统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会以新的社会势力的形式出现，对新的社会发展进程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就必须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资源的积极效能。
首先要保护好和发掘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优质政治资源的流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原有的和现有的政治资源进行加工整理和优化配置; 其次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进行准确而有效的宣传和弘扬，教育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研究学习优质政治资源，以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形成正确的认知、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认同，培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文化定力和牵引力; 再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建设实践中积极主动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开发和培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资源，促进新时期政治资源的增量提质，开拓和创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资源发挥巨大作用的新途径，让这些新的政治资源发挥出无穷的政治魅力。
五、政治舆论优势
舆论工具是社会管理者通过特定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的灌输和教育、对社情民意和社会思潮的引导和控制，将主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潜移默化为人们的自觉言行，以实现主体特定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思想，不仅是宏观社会管理和国家战略实践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运行实际中微观社会治理的调节手段，是社会管理者和国家执政者普遍认同和高度重视的社会掌控手段，在社会发展和特定战略目标的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实际意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社会舆论工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作用和社会发展的掌控质量，无论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在内困外忧的环境下动员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宣传动员中，还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号召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动员中，无论是 1978 年以后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战略转移的宣传动员中，无论是本世纪初国际经济危机复杂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宣传动员中，还是在党的十八以后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反对社会腐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宣传动员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积累了一系列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凝聚力量、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舆论政治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质和实践效应的政治舆论优势。
社会舆论的产生是广大社会民众思想交流的过程和对社会现象有所反映的结果，“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15］( 1)。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教育在社会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领作用，强调宣传思想工作的党性原则是社会舆论的根本和灵魂，强调新闻媒体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提高对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掌控能力，总结和凝练出“五 个 有 利于”［16］的社会舆论政治标准。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的文化思想来引领舆论导向，构建舆论主体的价值认同是发挥政治舆论优势的基础和前提。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在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和意义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思想和文化风格并不改变历史———至少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历史。但是它们是变革的必然序幕，因为意识上的变革: 价值观和道德说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17］( 527)。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是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基础和文化前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安排和体制”的发展动力［18］。
核心价值体系的这种文化张力和精神影响力最直接而又现实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意义就是在社会舆论中得以体现和反映的。由于舆论在传播中具有扩散速度快和扩散面广的特点，特别是在现代多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作用“无所不能”，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和震慑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增强，社会舆论通常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有时候特定社会舆论会随着“别有用意”的“网络大亨”的推波助澜，使社会舆论功能加以无限放大，舆论所反映的事件真相和本质会不断走样变味，酿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有社会主流价值观支配下的社会舆论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和积极效应。“媒体作为宣传者对受众的认知与态度是可以产生影响的，一个具有正常公信力的媒体在恰当的宣传内容和技巧作用下，一般都能对改变受众认知和态度的方向与强度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
［19］因此，把主流媒体办成社会舆论的方向标和稳定器，体现着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营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良好舆论环境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的独有的价值文化魅力和政治舆论优势。作为各类舆论的主体，特别是社会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要求在舆论的传播和扩散中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应有的社会良知，需要广大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不断树立起正确的思想理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提供强有力的文化定力和深厚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明确主流媒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要责任和神圣使命，有效提高党和国家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和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条件和有效保障，这一点在社会舆论媒体纷繁复杂、媒体主体杂乱丛生的新形势下尤为重要，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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