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发生了大规模的话语转向，其中，身体的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当代着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积极介入到身体话语的讨论当中，他认为身体话语不能停留于文化研究的层面，应该进一步注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活力。由此，哈维对处于资本罗网当中的身体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了身体的异化困境及其解放可能。并且，他从生态人类学角度阐释了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
身体是社会空间的最基本构成单位，理应得到重视; 不过，目前学界的空间理论研究，对身体的关注和阐释稍嫌不足，尤其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哈维的身体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阐述，具有显着的现实针对性和较高的理论价值，是空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值得我们不断的学习和思考。
一、身体话语的兴起
在西方文化中，长期以来，身体处于被轻视、被放逐的地位。虽然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1］; 不过，从柏拉图开始，身体和灵魂被正式分离，身体受到了敌视，被认为有碍于正确地进行认识，而且容易滋生各位任性的欲望和罪恶。传统的宗教禁欲主义以及落后的医学观念也强化了身体的负面形象。一直到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那里，身体仍然被看作是一部卑微的肉体机器，人之根本乃在于心灵。
只是到了晚近时期，身体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当代理论界，甚至出现了所谓“身体的转向”这种说法。“身体问题在后期现代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这一情形发端于 19 世纪中后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身体的地位，而法国哲学家比朗和柏格森也开始关注身体问题。我们尤其从 20 世纪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中看出身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2］哈维认为，身体话语自 1970 年代以来在当代思想理论界的兴起，与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等多重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之下发生的。
在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那里，身体( 女性身体) 既是出发点，又是焦点。她们断然拒绝长期以来处于霸权地位的父权制文化，在性和性别、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性欲和性行为、家庭分工和女性就业等各方面，对女性的权益、地位和声誉遭受侵害与剥夺的社会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和揭示。于是，身体话语随着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的迅速发展而升温和发酵。
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的蓬勃展开，则使原先那些似乎十分牢固可靠的概念和观点在经过一番条分缕析的解构之后发生了动摇，人们在疑虑之余，不得不重新寻找其他概念和话语，以弥补颇受打击的理论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则以其“不可还原”的品质而得到了青睐和追捧。
不过，在英国学者布赖恩·特纳看来，虽然目前的身体话语热闹非凡，却未能超出文化表现和社会建构的观念，局限于身体的表现性和文化性特征，对身体的政治学等方面缺乏深度把握，有一种“华而不实”的趋势［3］。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强势地位、社会 － 文化控制得到全面强化的状况下，身体是一个“制度控制薄弱的飞地”，于是，如果说政府、生产方式和公民社会这类比较抽象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将其政治注意力转移到像身体这类比较熟悉、近在身边而又刺激观感、挑动情欲的东西上……语言和文化是知识分子在家中就完全能够研究的主题，而不必到物质生产领域中去探索［4］。一言以蔽之，身体话语的兴起，呈现了当前理论界的一种退守姿态和无力感。
哈维认为，要消除所谓的“华而不实”、退守姿态和无力感，就必须把身体话语推进到伊格尔顿所暗示的“物质生产领域中去探索”，而不能停留于文化研究层面。显然，政治经济学是必不可少的理论武器，“我想将人们从‘纯文化’研究拉回来，带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想让人们理解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想，如何做的根本”。
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哈维对身体话语进行深入思考的最直接、最核心的思想资源。
哈维认为: “马克思为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身体生产的过程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工具。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他为研究如下问题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认识论( 历史 － 地理的和辩证法的) ，即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体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如何成为意义的能指和所指，以及内在化的身体实 践 又 怎 么 样 反 过 来 改 变 其 自 我 生 产 的过程。”［5］111具体而言，其一，身体是一种社会构造。因此，对身体的理解就不能离开那些围绕它并建构它的复杂因素。换言之，既然人类早已并且直到如今依然生活在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世界当中，那么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因素则必然成为身体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回避身体与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之间的内在关联，则无法完整地理解身体本身。
①就此而言，哈维借用女性主义者丹娜·哈拉维的话指出，“身体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积累策略”［5］93。其二，人( 身体) 与环境相互作用。因此，身体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被资本所主宰，恰恰相反，身体就其本性来看，始终是活生生的能动的力量。这种能动性虽然一再地被资本逻辑所压制和利用，但是如果被恰当地加以引导和激发，则可以转变“成为政治抵抗和解放政治学里的特殊场所”［5］14。所以，在哈维看来，身体作为社会空间的最基本构成单位，人们的身体解放诉求是亿万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原初起点。
二、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5］53。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6］653 －667。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
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 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 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5］105。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
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 “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7］34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5］97。
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 form-giving fire) ”，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5］99 －100。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7］34。
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 “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6］660 －661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5］107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
哈维指出: “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 “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 是 增 殖 已 经 积 累 起 来 的 劳 动 的 一 种手段。”［7］42 －43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三、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 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 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
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6］269。“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6］306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 上 再 生 产 出 旧 的 分 工 及 其 固 定 化 的 专业”［6］560; 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
所以哈维说: “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5］101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 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5］108。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扞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5］111，［10］319。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
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 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11］136。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11］133。
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 － 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 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 － 意识形态( 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 ，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
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 － 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
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 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 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 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 “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为，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四、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 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5］208。
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
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 见下文) 之中。这些基本技能( 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 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着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
威尔逊指出: “［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 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 Homo sapiens) ，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 －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5］203。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 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
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① 生存竞争和斗争( 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 ; ② 环境适应和多样化( 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 ; ③ 协作、合作和互助( 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 － 话语形式) ; ④ 改造环境( 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 ; ⑤ 安排空间秩序( 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 ; ⑥安排时间秩序( 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5］205。
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 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着不同后果”［10］217。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 身 体。一 言 以 蔽 之，人 成 为 真 正 的 类 存在物［15］。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着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
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 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16］; 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
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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