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经济生产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物质繁荣和过度消费，由消费主义所导致的发展观，在逻辑与现实中造成人与自然的对峙，更在长远和整体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人们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思想观念的变革，提出诸如人类应该赋予非人类存在物以道德、主体等地位。“而事实上仅仅停留在道德领域这一区区“方寸之地”进行改革，是绝不可能实现消除生态危机之目的的”。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过度消费使整个社会消费日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极限。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莱易斯(William Leiss) 、阿格尔(ben agger) 、福斯特(Foster) 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集中阐述了异化消费的内涵、根源及其危害，并分析了异化消费的克服途径; 提出“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普通老百姓对环境的不道德观念上，而应当首先关注‘更高的不道德’，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科学地评价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分析河流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能为当今社会对河流的过度消费及河流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一、异化消费: 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消费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去耗费物质的一种行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有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以阿格尔、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在获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过度生产，以消费的多少来衡量人生的意义及幸福的程度，生产和消费日益膨胀，导致异化消费现象产生。“以欲求为指导的消费、夸示性的符号消费和跟风型的盲目消费刺激过度生产，而过度的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 首先，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 其次，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异化现象，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最主要而又最现实的深层根源; 最后，异化消费既在客观上严重扭曲人的本性，又在现实中破坏生态环境，更在长远和整体维度上影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本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一种实践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自己的“类本质”中无法获得满足，为摆脱这种异化，劳动者只能越来越依赖于消费。“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消费的真正意义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是指对使用价值的消费。但在消费社会，人的需要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为准则的，而是以“物”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异化”的文化，它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或者将消费本身作为人生之目的，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和实践。
资本逻辑下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下把追求消费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从而导致过度消费。“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被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支配的“异化消费”不仅不可能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必然会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异化劳动，使人们走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内化为人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现代性发展理念缘于对消费的无批判性崇拜和追求，它在经济生活中的集中表现就是异化消费或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势必对生态系统的有序运作和良性循环带来严重的甚至是‘功能性’损害，它在客观上也势必引导着人类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由此也造成人的主体性建构危机。
二、内在价值消失: 从异化消费到河流生态危机
河流既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又是人类消费的对象。河流与数以百计的物种共生共存，通过食物链、养分循环、能量交换、水文循环以及气候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河流具有调节洪涝、干旱、养分与沉积物持留等功能，同时为人类提供灌溉、航运、养殖、农田以及交通、发电、休憩和旅游等服务。河流生态系统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又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一旦有了价值就必然被消费，在河流的价值中，一部分是其生产的实物型的产品，即可以直接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河流直接提供的食品、药品和工农业所需原料，也包括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其经济价值可以在市场流通中得体现; 另一部分是非实物型的生态服务，包括生物群落多样性、环境、气候、水质、人文等功能。这些功能往往是间接的，却对人类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消费欲望的刺激下，人们忽视了人与河流的共生系统的平衡，不加控制地消费河流，漠视河流的承载力，航运、养殖、交通、发电、休憩和旅游等高生产、高消费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污水和水污染影响到河流中的鱼类生存、灌溉和人畜饮用等。过度取水、过度捕捞等不恰当的捕捞习惯、捕捞权利分配不当和较高的鱼类消费造成毁灭性后果。“在过去的 50 年中，缘于长江主河道上数以百计的城市的污染水平已经增加 73%，每年排放到河流里的污水和工业废水已达到约 250 亿吨，这是全国总污水排放的 42%，工业总排放的45% ”。航运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影响了水体的健康，同时“海洋、河流中的藻类大量繁殖，造成海水的水生植物急增，许多沿海出现赤潮，大量繁殖的藻类中有一种蓝藻会产生毒素，饮用这种水的人致癌率极高”。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河流的开发利用率不应超过 40%，人类消费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总量不能超过相应区域的环境容量，当前对河流的过量生产、过量消费导致大量的废弃物，正是人类对河流消费行为的扩张，使传统的人与河流之间亲密的共生共存成为不可能。
从实践论的关系看，人是主体，传统价值观以主体的偏好和欲望决定价值，把外部自然界看作仅供人占有、使用的对象。因此，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 对主体(人) 的意义或有用性。因此，自然界作为客体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有用性，就仅仅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河流的工具性价值使得人与河流之间的实践关系所引发的后果，一方面使人从河流获得了生活资料，满足了人的消费需要与欲望; 另一方面，对人类而言，河流作为人的实践和消费对象，当河流作为自然物进入人的生产实践领域，自然物是一种消费性价值，消费价值就意味着对消费对象的彻底毁灭，因而河流对于人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是通过实践对河流的毁灭实现的。
同时，自然物还具有内在价值，是一种非消费性价值，这种价值有其自身的内在目的性，不是通过对自然的消费，而是通过对自然的保护实现的。河流生态系统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具有一种超越于工具性价值之上的内在价值，如果要实现河流的工具性价值(消费性价值) ，就必须大量消费河流; 而要实现河流的内在价值(非消费性价值) ，就不能破坏它，而是保护它。也就是说，人类不消费河流，生活质量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消费了河流，又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这种生存也是不可持续的。任何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在质、量、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无限制地供给，也不能无限制地索取。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理解的工具性价值来说，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只有在人们的消费中(即对河流的消费中) 才能实现出来，而存在性价值只有在河流不被消费(即存在) 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消费价值消费了，内在价值也便消失了。“我们在实践中消费的，实际上不仅是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我们在消费其消费性价值时，连同它的内在的生存价值也一起毁掉了，这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价值论根源 ”。而一旦离开了河流的内在价值来谈论河流的价值，就意味着一种异化，即把河流的价值单一化和物化为工具性价值。对河流的过度消费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的道德危机，集中表现为社会、人、自然与河流之间的价值对立和结构性分裂。当代河流生态危机的产生和不断恶化同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深层次上变革人的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缓解河流生态危机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需求理论的重建: 从生态社会主义到河流生态消费
无止境的物欲与有限的河流资源的矛盾加剧，必然会强化人们对待河流的工具性思维，造成人和河流之间的紧张对峙，引发更为严重的河流生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根基。当生态系统不能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时，人们的消费期望就破灭了，这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福斯特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把危机根源深入到制度层面，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路径是实现生态道德与社会制度的双重变革，“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识到生态问题、异化消费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而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结果，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主张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试图建立一种回归人类合理需求的，以非极权化、非异化为显著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 。认为只有建立合乎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
生态文明不能仅停留于抽象价值观的说教，还要真正落实到现实层面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 。在实践层面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从生产的角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采用分散化、非官僚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方式，同时要用 小规模技术，建立稳态化的经济模式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从消费的角度，通过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于消费活动，并且强调只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才能使人们从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从改变无限增长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入手，建立一种稳态的合乎生态理性的绿色消费方式，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 。从观念的角度，重塑人的生态价值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肯定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及道德主体地位，树立一种能够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价值维度的和谐发展理念。当代河流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由制度与消费所决定的人和人之间在河流生态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是人类对待河流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失当造成的。人类对河流的开发和消费应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危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安全，减少人类对河流的消费，以维护河流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河流承载力决定了一个区域消费剩余的大小，这样必然强制每个消费主体改变消费行为，消费决策不再是一种纯私人决策，而会成为一种集体决策，从而实现可持续消费 。当代人在考虑自己的需求和消费时，也要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与消费负起历史的责任，把尊重自然及河流作为消费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研究，使人们从价值观层面来深入反思消费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异化消费和河流生态危机既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联，也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具有必然的联系。河流生态问题不仅是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问题，它始终体现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或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协调性本质。河流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人与自身生存的世界之关系的危机，人作为生态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并不能超越生态自然法则，人类对河流的各种消费活动必然受到生态自然法则的约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批判理论及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为我们积极探寻河流生态危机的根源，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消费观和幸福观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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