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研究者之一。五四时期，他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名重要旗手，尝试用唯物史观去解释当时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问题，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戴季陶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笔者不赞同一些学者所说他单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所需要的东西。首先，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国民党内以孙中山为首的理论家与革命家情绪低落，而国内帝国主义、军阀斗争乱象丛生，加之他们所向往的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暴露的缺陷，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民主革命的出路; 其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后俄国政府对华示好，使得他们对俄国政府的态度急剧转变，而孙中山首先表示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兴趣。最后，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鉴于此，可以说戴季陶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现实环境的考量和未来道路的选择，换句话说，基于他们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环境，不得不选择去学习和接触马克思主义这门新的学说。孙中山本人就率先垂范，而他的追随者戴季陶自然也是乐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一、戴季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 一) 劳工问题
劳工问题是戴季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比同时期中共理论家研究的还要深刻。粗略统计，戴季陶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劳工问题先后在《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等当时着名刊物发表文章达 10 篇以上，可谓是中国早期研究劳工问题的主要学者之一。戴氏的许多文章都有反映对劳工疾苦的同情，对资产阶级奢靡的憎恨，对雇佣制度的嗤之以鼻。“ 现代之社会经济制度，一般苦力工人皆被役于资本家。虽竭全身之力尽力工作，而所得工资仍无几何，且至不敷生活。资本家一事不作，反极人世之豪奢，悖仁悖理，莫此为甚。吾党当并力合谋，废除雇佣制度。”
这似乎说明他有决心要号召国民党逐步消除雇佣剥削制度，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还有一个方法—罢工，他也是清楚的，只是他认为工人罢工最终的受害者只能是工人本身。原因是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剥削制度就肯定会存在，“若一面认资本家为正当，一面又欲提倡工人之同盟罢工，其结果实归于工人之自苦耳”。这也就是戴氏早期的“阶级调和”理论。但是没过多久，戴氏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表示了拥护，他不再停留在理论研究上面，他实际考察了上海三新纱厂、恒丰纱厂等公司，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在《上海的同盟工》一文中介绍了一战以后中国产业界发生的一些变化，详细列举了日华纱厂、兴发荣机器厂、三新纱厂、英美烟公司等罢工情况。通过分析各次罢工的原因、经过、雇主态度、官厅态度、罢工结果，总结出当时工人罢工暴露的一些弱点: “各产业或职业部门内的劳动者，没有永久的周密的组织”; “没有工会”; “各工厂的罢工都是单独的行动”; “没有职业的人太多，平时想要做工而没有工作的人已经四处领满，形成一种劳动的预备队”; “ 社会一般对于劳动阶级帮助同情心非常稀薄”。并由此得出结论，“以上几种组织的势力不养成，‘同盟’这个目的就是没有达到，罢工的行为是很容易失败的。因为劳动者就个人来看，都是些弱者。一个人或一部分的人单独和资本家去决斗，一定斗他们不过。只有多数的劳动者一致团结起来，构成一个阶级的势力，以多数的力量去压制那些资本家，方才能够成功。”
在此，可以看出戴季陶极力渲染劳资之间的激烈矛盾，并从罢工运动中总结出工人罢工要团结一起，组成同盟一同对抗资产阶级，从而可以看出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极力拥护。这和有些学者认为戴季陶一直坚持“阶段调和”立场是不相符的。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劳工现状，戴季陶深入工厂车间，实际调查工人状况，这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中也都很少有人这样做”，可谓难得。
(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
戴季陶尤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介绍与宣传。他翻译了当时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人物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商品生产的性质》和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同时他在《建设》、《觉悟》副刊、《新青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面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剩余价值、资本集中等理论，戴季陶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 － 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一文中，他通过分析上海三新纱厂、恒丰纱厂等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每日的工银、工作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那就是通过延长廉价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获取巨额剩余价值。他说: 工人“一天拿了一角至三角的工银，‘嘿，嘿’的做十二点钟工，这种好劳动力的卖主哪里去找?
有了这种好劳动力的卖主，方才可制造许多剩余价值来，使他们分到 40%的红利。照这样的膨胀法，一百块钱放下去，两年功夫就会变成两百。……红利 40%，这是刺激中国绅士爱国心的最大兴奋剂。”
而这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如何产生的呢? 他认为“不用说，就是近代产业革命后所发生的资本家生产制的结果”。
他还试着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乱源，从他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一文可以看出。“中国向来的生产品，抵挡不住机器生产品，向来的手工制造，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中国自己又没有机器制造品来供给，所以各国的机器制造品就乘着这个新机运，一天加多一天的输到中国来。……工业革命的事实不从本国里面发生，机器力的压迫都从外面输入。这一个极大的压迫加到中国人的身上来，于是乎就引起了一个极大的生活不安的事实来。”
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乱源“根源都是在机器制造品输入一件事上的。所以，说破坏就是经济上的旧物破坏，说建设也就是经济上的新物建设，战争的原因就是在此，一切政治的思想的争斗都是为此。”
( 三) 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等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福地源一郎将英文socialism 汉译而成。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这样描述: “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所谓统筹全局，百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代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
这种解释并不奇怪，那个时代不同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截然不同。戴季陶就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提倡，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阶级，人人平等是也。”
戴氏把社会主义看做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政治、警察、军人等的社会。于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固然好，但对于当前的中国，是不适合的。可以说，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他有时候又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人道主义，“则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之别名也”。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层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认可却逐渐加深。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时，就向人们展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和平之始基也”。这种解释或许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戴季陶歌颂社会主义，却对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字不提。因为他口里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如此，由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使得他常常发文称赞马克思、恩格斯，赞扬社会主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
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戴季陶曾经在文章里说自己是赞同唯物史观的。不过，纵观他发表的文章，唯物史观并没有成为他研究的重点。在一些文章里，他赞扬唯物史观，而且试图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去解释中国伦理、经济问题。其代表作《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他分析了古代伦理“三纲五常”在中国逐渐崩坏的现状，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组织形态变化了，伦理的规范也就随着变化”的缘故，“我们不是要破坏他，他的基础早就没有了”。另一代表作《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他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的第一人”。这说明戴季陶潜意识里已经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并用来分析现实问题。
二、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
( 一)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五四时期的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文章中多次称赞马克思，说马克思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肇造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肇造者，是国际社会运动的肇造者。最近五十年来，激荡于全世界的社会潮流，或直接，或间接，没有不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作理论的基础。”随着中俄关系的转变，对俄国革命也投以赞许的眼光，对俄国的革命更是钦佩。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促使他仔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资本论》等原着，并在当时国内着名刊物《星期评论》、《觉悟》、《建设》上发表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其次，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有助于他更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他是最早向中国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据陈望道说，他所依据的《共产党宣言》日文本就是戴季陶提供的。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着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戴季陶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已经小有名气，“他的理论不仅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崇，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瞿秋白等各个党界人物对他的思想也极为赞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为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能够达成共识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 二)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时期，戴季陶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同在上海，彼此走得非常近，大家一起相互交流、学习。尤其是与陈独秀，“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两人朝夕相处，常常交流思想，关系简直甚是亲兄弟。”
当时共产国际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专门派了维经斯基来中国指导工作，陈独秀把他介绍给戴季陶，他们会同陈望道、周佛海等一起为建立共产党出谋划策。他们大家经过多次商讨，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鉴于戴季陶在马克思理论方面的才能，陈独秀将起草党章的工作交给他。”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党章起草完成后，戴季陶并没有出席正式成立党组织的会议，与会代表谁都没有想到。因为“凭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谁缺席也不可能是他。”
对此，戴季陶的解释是“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他就不可能参加其他任何政党”。虽然戴季陶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但是他为共产党的建立所贡献的力量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戴季陶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分析
从戴季陶发表的文章来看，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也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他的许多言行也一度达到资产阶级所能承受的边缘。于是，戴季陶为何最终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颇具争议。
首先，戴季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想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作为国民党重要骨干力量，深受孙中山培育之恩，对他来说，于公于私都不能背弃孙中山而加入共产党。孙中山修订的国民党《规约》里明确规定: “党员不得兼入他党。并不得自行脱党。”这种两难境地，使得戴季陶痛哭流涕。
其哭泣的原因“一方面是为是否参加共产党的事左右为难，内心矛盾至极，同时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而感到羞愧; 另一方面是受不住大家的批判”。从中可以窥测戴季陶对于是否选择共产党的一种复杂情绪。这也可以看出戴季陶缺乏为真理而抛弃党派观念的勇气，这是人格懦弱的一种表现。
其次，虽然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存在许多错误与偏见，这些错误与偏见使得他没有彻底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导致这种错误与偏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和客观上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观点混乱的理论环境。同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存在许多误解和不足之处。他的错误与偏见主要体现在: 1． 在劳工问题上，前期他曾经一度主张阶级调和，并号召政府学英国政府的退让精神，尽管后期他的“阶级理论”一度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斗争”，可是在实践中，他又不敢发动工人大规模罢工。他虽然对俄国革命表示钦佩，可是又担心中国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方式。2．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尽管戴季陶后期逐渐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他又是迷茫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固然好，但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对当时中国人民外受欺凌，内受压迫的现状，他认为从救国的角度讲，此时不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时候。相比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戴季陶眼中的社会主义也是存在一定差距的。3． 在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问题上，《从中国经济观察中国的乱原》一文中，他虽然准确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凋敝，百姓疾苦的乱源是外国机器的输入，可是对于解决的对策，他却急速调转马头，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生策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此外，由于阶级本性使然，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有选择性研究了一些可以为他的政治理论服务的观点并加以利用，舍弃了一些激进的、于他“不利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正是一个人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深层动力和强大武器。
基于此，戴季陶最后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他后期抛出反共理论，充当反共先锋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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