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概念，对于两者的内涵和关系马克思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认识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第一次系统论述。之后，在《哲学的贫困》中彻底用生产关系取代了交往形式，使生产关系成为与生产力相对应的范畴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着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前所未有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完整的概述而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交往形式到生产关系的流变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系统再现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对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的认识过程，以及由此而实现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愈益准确的阐发，有助于我们在还原其生成脉络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阐发
综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阐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此时所倚重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交往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人之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必然是为了生存去生产自身的生活资料，“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开端，交往就已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出现在生产面前。
为了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此时马克思视野中的交往的内涵。交往与生产密不可分，交往是生产的前提，生产促进交往发展。交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十分广泛，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人或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交往。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不是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而分工作为改进了的生产方式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交往。这种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交往范围的扩大，从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到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世界的普遍交往；另一方面表现为交往形式的多样化，马克思甚至认为战争也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
与交往的丰富内涵相匹配，交往形式作为交往的实现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样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也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
可见，交往形式首先包含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的社会关系。伴随着交往的扩大，交往还包含着不同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势必改变人们在生产中的交往形式。其原因体现在生产自身的两重性上：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自然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人用劳动换取自然产品，是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社会关系是人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生产资料、劳动产品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每个时代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是奠基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它包括各个人和社会集团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一切交往形式。马克思这里讲的市民社会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结果，是人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物质交往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但此时的交往形式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还停留于笼统的社会交往层面——尚未分析交往形式中不同交往关系的区别。通过上面的分析，马克思总结说：“这种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由此，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整个历史的基础。此时的马克思因为还未发现生产关系在交往形式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也没有看到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在市民社会、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中的基础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历史发展的根源，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产生了城乡的对立和城市行会的发展；而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则使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商人阶级出现。与传统的师傅和学徒、等级资本相比，商人及其流动资本大大促进了不同城邦地区之间的交往，逐渐形成了不同城市间的分工，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工厂手工业的出现，工厂手工业中工人与雇主的金钱关系也取代了行会里学徒与师傅的宗法关系，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媒介，使交往对人来说成为偶然性的东西；交往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继而引发了技术革命，实现了最广泛的分工和世界的普遍联系。可见，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这句话包括两层含义：首先，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即一定的交往形式；其次，一定的交往形式反过来成为带引号的生产力，意在说明一定的交往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到后来时代，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先前时代的交往形式就不再适应了。“在后来时代被看做是偶然的东西，也就是在先前时代传给后来时代的各种因素中被看做是偶然的东西，是曾经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据此，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由于尚未认清生产关系对其他交往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对历史发展根源的认识还不够准确。
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数次提及了生产关系，但这里的生产关系概念还十分狭隘，仅仅指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例如在论述封建时代的所有制时，马克思直接使用了这一概念：“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还有随后的一句总结：“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手稿此处的最初方案中马克思也记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
从马克思此时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同样可以得到例证：“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
这段表述中马克思将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置于一句话的并列位置，从侧面也进一步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关系是不同于交往形式的另一个范畴。总之，此时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认识尚不准确，对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两者的关系也尚未理清，与之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并未得到科学、准确的阐发。
二、《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概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并未停止，伴随着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哲学的贫困》成书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但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未及时发表，《哲学的贫困》事实上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阐发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第一次运用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引言中提到，马克思思想中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书中得到了科学的概述，其中就包含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边缘性概念，而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跃升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地位。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确立了生产关系的基本内涵，即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的社会关系，而且通过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关系，确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位置。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批判了其经济学背后的哲学方法论，进而阐发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首先指出蒲鲁东的经济学没有时间的历史性，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既不承认人的现实活动，也不承认人的社会关系。紧接着马克思引入生产关系的概念，并把生产关系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主导。“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抹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抹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改变生产中人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其他人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引起了人们一切社会关系的改变，因而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并主导着一切社会关系。
不难看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突出了生产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用具体的生产关系取代笼统的交往形式，成为与生产力相对应的范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符合自然规律的关系，因而也是支配社会的永恒关系时就尖锐地指出：“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
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而上学的努力是徒劳的，生产关系不仅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是必然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的东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源。但是当具体的生产关系取代笼统的交往形式成为与生产力相对应的范畴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发展的根源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每个时代的分工决定相应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而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剥削和被剥削的不同地位，即资本家和工人。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利益又使社会日益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因为“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因此阶级是生产关系在社会中最集中的表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
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关系才能解放自身。同时，马克思又创造性地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集中代表，因此革命阶级可以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考察：首先，“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的生产过程通常包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每个社会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在各个生产环节中的生产关系，但是每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又会形成一个与当前生产力相适应的整体。而蒲鲁东却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相互产生，一个来自另一个。这种观点实质上割裂了生产关系，看不到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生产关系的整体思想对马克思后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随后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并证明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生产决定着其余要素，其余要素对生产有反作用，从而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两重性。“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少数拥有巨大财富的资产阶级和广大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越发展，阶级对立就越明显，阶级斗争就越无法避免。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一切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就越可能成为现实。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普遍交往使各个民族都存在广大无产阶级，地域性上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上、经验性上普遍的个人并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就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自此，马克思不仅将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引出，而且给予生产关系以科学的定位，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生产关系取代交往形式走上理论前台，成为马克思研究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核心线索。
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成熟
生产关系尽管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科学的定位，但就理论高度而言还并未达到成熟。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马克思还没有发现，随着手工业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转变，原本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会演变成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或者说演变成资本自身的增值过程”，即马克思还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资本与雇佣劳动。到着述《雇佣劳动与资本》时马克思对生产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所谓资本，马克思认为包括所有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材料。资本不仅包含物质产品，同时还包含交换价值，因此资本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雇佣劳动。换句话说，资本不仅维持着资本主义劳动产品的再生产，而且还维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被进一步强化：“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资本主义使劳动异化，使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否则生存就难以为继。资本不断再生产着劳动产品，更重要的是不断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马克思基本上形成了对生产关系科学成熟的认识。此时的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做了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从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之所以是一定的是因为它始终是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关系，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它不可避免，人们既不能选择也不能任意改变生产关系。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高度概括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并对社会结构有了更科学的理解：“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时社会的经济结构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主导决定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科学表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一经得到就马上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生产关系的准确理解成为马克思解开人类历史发展线索的一把钥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用科学的生产关系理论概述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演进史，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个性。人对人的依赖性指的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结成共同体并通过联合行动来进行生产生活，人与人之间广泛存在着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对物的依赖性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彻底打破了人对人的依赖，伴随而来的是人对物的盲目崇拜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人的“自由个性”是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并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同时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
其次，对生产关系的科学认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资本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不得不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因而推动生产不断社会化，个人也越来越局限于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所划定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势必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日益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一定会被新的生产力所突破，并在更高的生产力上建立起社会财富归全体个人所有的无产阶级占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有制。
综上所述，从交往形式到生产关系，马克思经历了艰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厘清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更迭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最终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从交往形式范畴到生产关系范畴的理论递进，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精确化、彻底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