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于在三大理论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我们往往忽略了少年卡尔·马克思的家庭教育对他世界观形成的影响。笔者拟就马克思家庭教育与其新世界观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亨利希·马克思的人民主权观催生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卡尔·马克思在父母美满的婚姻中度过了他美好的童年。“他既不像歌德那样只受到母亲的影响,也不像席勒和莱辛那样只受到父亲的影响。虽然母亲对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但她完全被家务缠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儿子的思想斗争。他的母亲只是把卡尔称之为无往而不胜的幸运儿”。
然而,富有“辉煌天赋”的马克思却在父亲心中唤起了他无限的希望。这样在父亲看来,儿子有朝一日能把他卓越的才能,造福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马克思并没有辜负他父母的殷切期望。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注重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具有法国激进的民主思想。因此,他最终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
1824年,亨利希率全家人接受基督教洗礼,并改名为亨利希·马克思。亨利希学识渊博,爱好古典文学和哲学,特别推崇法国启蒙运动学者莱辛、伏尔泰和卢梭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民主进步思想。在政治领域中,他的民主进步世界观,与自由主义世界观并行不悖。他认为普鲁士,应该有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和一种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希望只能寄托在普鲁士国王身上,将来有可能会得到实现。
由于在政治上亨利希已经完全具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在1834年1月,他被普鲁士专制政府视为“可疑危险分子”。当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时,亨利希在特利尔市“文学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居然挥手向法国国旗致敬,还高唱起法国的《马赛曲》。他“放弃犹太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解放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自由行动”。
在“普鲁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当宽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谓理性宗教”。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德国农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犹太人加紧收购庄园和土地买卖行为,在德国莱茵省居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仇犹情绪,这也许是亨利希改信基督教的主要原因。
同时这也说明了这位犹太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兴起了一股特别民主的新观念和哲学世界观的新思潮。
亨利希·马克思改信基督教,他挥手向法国国旗致敬,高唱法国《马赛曲》被视为“可疑分子”,这说明他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并且逐步形成了人民主权观。实际上,莱辛、卢梭和伏尔泰三位启蒙大师,不仅对亨利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来的少年马克思同样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亨利希对少年马克思启蒙教育的重要影响,为他后来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亨利希背叛传统宗教,改信基督教。从追求启蒙主义文学艺术的真实性,转向对德国市民现实生活的关注。他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极力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就像市民戏剧代替贵族戏剧一样,提倡人类自由和平等,他甚至于同卢梭一样高呼“人民是主权者,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最高共同意志即全体人民意志。如果政府违反了全体人民的意志,篡夺了人民主权,那么全体人民就会站起来推翻它”,他的言行充分表明了他树立了“人民主权观”和现代人文主义复兴的伟大思想。实际这一伟大思想,使他彻底地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
于是,他把儿子马克思送进了特利尔市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学习。其目的就是:通过这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校,来树立马克思的人民主权观和人道主义启蒙思想。这正值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吹响了推翻一切封建专制制度的号角,人类正在呼唤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这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在少年马克思的心灵里播下了红色的火种。
亨利希非常及时地把英国洛克的经验主义和卢梭的自由平等的“人民主权”思想注入到少年马克思沸腾的热血之中,这有利于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家和共产主义实践者。当我们追溯到马克思家庭教育时,阅读亨利希写给马克思的许多信件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他每封信的字里行间,不仅仅洋溢着慈父般的殷爱,而更多的是流露出对儿子精神兴趣上的关注;他对儿子想做一个平庸的诗人,他坚决地而且完全有理由的加以反对。那么,作为卡尔的父亲,这种忧虑蕴藏在他心灵深处是不无道理的。爱子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并没有使他盲目地追求贵族奢华的生活享受,而是使他更卓有远见地、毫不吝惜地赠送给儿子的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的礼物,并不是要他去享受那种丰富宽裕而又庸俗的资产阶级奢华生活,而更多的是如何帮助他去解放那个危险的“魔窿”即指“上帝”,这个“魔窿”不知道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
1841年4月,马克思用他心血凝结成的《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作为博士毕业论文,并且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当然,后来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以他杰出的才华和超人的胆识,震撼了整个欧洲学界,乃至全世界。在哲学上,他继承了伊壁鸠鲁积极的“能动性”,公开地反对神学和宗教,并从哲学的高度赞扬了普罗米修斯,这位“普罗米修斯就是人类哲学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为此,就连他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也大吃一惊。他以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公开赞扬普罗米修斯的伟大精神,是他第一个敲响了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和人类一切反动宗教统治者的丧钟。他吹响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角,他的博士论文为他后来撰写《共产党宣言》打下了坚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如果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的新世界观是对其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借以表达子弟崇敬之意”,那么《共产党宣言》就是对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人民主权观最丰厚的回报,他的伟大思想不仅仅造福于人类解放事业,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二、威斯特华伦的人道主义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马克思的岳父威斯特华伦善于用人道主义思想唤醒少年卡尔马克思,以此作为启蒙主义思想教育。这对求知若渴的少年马克思来说,从这位谆谆教诲的慈父般那里,获得了某种深刻的启示,这是学校和自己家里都得不到的启蒙思想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父亲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里向少年卡尔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从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那里促使他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他为卡尔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大厦。
燕妮的父亲威斯特华伦本人与其他同僚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特质。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对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及其文学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特别是他富有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吸引了少年马克思。卡尔在中学时代,他不仅仅是燕妮和埃德加尔的好朋友,而且对他们的父亲,更是尊敬有加,同时非常愿意接近他和了解他。威斯特华伦特别喜欢这个天资聪颖的少年,卡尔对他也是敬如慈父一般。
马克思曾经听威斯特华伦讲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神话故事。听他用英语和德语朗诵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之作,并且非常热爱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首先应该是深受亨利希和威斯特华伦的启蒙思想教育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荷马史诗对少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19世纪初,西方启蒙运动对荷马和荷马史诗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甚至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批评意见。显然“荷马问题”是19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发现的,也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声和历史主义创造的结果。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不管人们对荷马史诗如何怀疑,但是威斯特华伦对荷马史诗的兴趣依然不减当年,他仍然对这位伟大的历史英雄推崇不已。在威斯特华伦看来,只有伟大心灵的人,才能使这部伟大的著作相辅相成;只有伟大心灵的人,才能写得出这部伟大的著作;只有伟大心灵的人,才能读懂这伟大的思想,也才能感受到另一颗伟大心灵与时代脉搏的跳动。
这是因为伟大的著作,不是一时一地创作而成,而是通过他永恒的生命,构建起博大的思想宇宙,他会使许多无知的人迷惑不解。尽管人们不恰当地把《伊利亚特》比作旧约“圣经”,或者把《奥德赛》比作新的“圣约全书”,但是《伊利亚特》这种宏大的战争场面和无情的杀戮过程以及刚毅果敢的战士精神,最终铸就了《伊利亚特》的“荷马式”。因此,威斯特华伦通过讲述荷马英雄神话故事,给少年卡尔·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后来卡尔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是莎士比亚对少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早在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针对拉萨尔《弗兰兹·冯·济金根》历史剧中的概念缺陷,“你就会觉得他更加莎士比亚化”。
在马克思看来,应该是说比“哈姆雷特”还“哈姆雷特”,或者是比“浮士德”还“浮士德”;前者是指黑暗的丹麦王国是一个灵魂的地狱,那么后者浮士德就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人生搏斗,或者说是他人生的历练过程。我们从先王的幽灵身上,就能得到如是之启示:他主张艺术不是对自然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能动的创造过程。诗人“浑身充满了想象力”,他说把美与真统一起来,是艺术生命的永恒,真、善、美和假、恶、丑要在斗争中发展,善可能会因恶,变得更善,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对马克思后来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你父亲的灵魂,判断在某个时候去夜游人世间;白天只能空着肚子遭受烈火的燃烧,一直到我生前所犯的一切罪孽,完全烧尽才罢。我说:“如果你曾经爱过你亲爱的父亲,你就替他去报惨遭谋杀的冤仇”。
与其说这是哈姆雷特父亲的自白,还不如说是威斯特华伦和亨利希两位父亲的自白。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这也许就是亨利希和威斯特华伦两位父亲对莎士比亚伟大杰作最深刻的理解,也是这两位父亲生前没有实现的理想或者说他们用自己的灵魂在启蒙这位雄心勃勃的英俊少年,在此幽灵要做的就是对卡尔的启蒙思想教育。作为人的真正生存方式,也就是他不断努力的象征。
如果我们从哈姆雷特这种完美的人格中,能够得到充分肯定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梅菲斯特和天主打赌的过程即他要把浮士德的灵魂弄到手,要让浮士德下地狱。同时梅菲斯特又跟浮士德打了一个睹,如果你对生活感到满足了,就会有停止奋斗的惰性。那么,浮士德的生命马上就会要结束。
在这里,梅菲斯特是作为对生命否定形式出现的,他同天主、同浮士德的较量是生与死、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此浮士德用生命作为赌注时,他把这人间地狱作为赌场,将整个生命历练出太阳般的光辉。他说:“我才感悟到,是什么从最内部,把世界结合在一起,才能观察到所有的效力和根基,而不再去搜索故纸堆”。
这就是他对浮士德生命的第一次否定。
接着是浮士德对生命第二次否定。浮士德本人知道是谁把他打倒在地上,然而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又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光芒万丈的太阳和烈火般的光辉,正在向他感召着一种最神圣的理性观念,也许正是这种太阳理性的光芒过于耀眼,使浮士德只好背对着这理性的光芒,他仿佛陷入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冥想之中,继续攀登人生最高的理想。他发现引领他向前的不是别人,而是梅菲斯特本人,他们已经领略到世俗的风暴和人性的残酷以及理性的扼杀,这就是浮士德向人间地狱最低一层发动最后的冲锋。
梅菲斯特看到浮士德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坚韧搏斗的精神,敢于用生命的头颅去撞开这人间地狱之门。用浮士德自己的话来说:“我浑身都在颤抖,噤若寒蝉,简直是喘不过气来,肯怕这是一场噩梦……。梅菲斯特正在等待这个即将毁灭的结局,这种结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梅菲斯特又一次用生命之否定方式向人类展示了生命的热烈与悲壮。浮士德的灵魂经历如此的充实,不久他将再次获得新生,经历着这种地狱般的锤炼,浮士德在这龌龊的世俗风暴中,屡战屡败,被碰得头破血流,伤痕累累,但失败更加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他誓死要用生命和鲜血构建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要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要让自己的理性来操控整个宇宙自然法则,以自己的意志来表述人类最高的生命理念。我想马克思是不是从浮士德生命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对他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有什么样的启迪作用?我想这个答案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我们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解读都是不言而喻的。
从卡尔·马克思家庭教育影响来看,父亲亨利希和岳父威斯特华伦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就像亨利希阻止马克思去做一个平庸的诗人那样,这就意味着像他一样要放弃犹太教,改宗基督教一样,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自由的解放行为,更重要的这是一种解放全人类社会的自由行动。
三、威斯特华伦的人文启蒙教育孕育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
“几十年以后,马克思回忆说,我正是在威斯特华伦家里,第一次听到了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卡尔童年时代,他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个挤满贫苦农民的中心广场。在这样很长的一段路上,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贫民区的惨状,而且是这位慈父般的朋友,经常指控特利尔市贫民备受折磨的悲惨状况。少年马克思总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愤怒的控诉,特别是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他后来撰写《共产党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思想家欧文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学说总的来说是空想的,是无法变为现实的。但这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天才的预测。列宁曾经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化英雄”。少年马克思怀着极大的敬意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建设性的批判,同时教育了现代工业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即广大的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对这些文化英雄特别关注,并对他们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一直到今天,我们并不十分清楚:马克思的父亲和他的岳父是怎样培养这位伟大的天才———马克思的,或者说卡尔在中学时代,谁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成长过程和经历是不是与他的良师益友有关。他们两家曾经给予过什么,尤其是卡尔自己也很少提到他的成长和经历。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和肯定:那就是他的父亲亨利希和岳父威斯特华伦以及他的老师胡登巴赫对少年卡尔的影响是有史料可查的。但是人们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形成,与其家庭教育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父亲、岳父和老师对他的启蒙教育。实际上,作为卡尔的父亲丝毫没有那种狭隘的德国小市民意识,而是他首先为马克思树立了现代“人民主权观”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伟大思想。他对儿子想要做一个平庸的诗人加以反对。
在那个时代,亨利希毫不吝啬地把资产阶级教育理念,这一份厚重的礼物赠给他的儿子,这在当时是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这对后来马克思解放那个危险的地狱,他不知道究竟是天主,还是“浮士德式”的英雄。我们似乎从歌德的《浮士德》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梅菲斯特就是他的父亲亨利希的形象或者说就是威斯特伦的形象。很显然,亨利希对卡尔的成长及其影响是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也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亨利希在文学俱乐部,向法国国旗挥手致敬,并高唱法国《马赛曲》的动人场面,同样表现了一个有志热血男儿的壮怀激烈,这也许正是父亲没有实现的伟大理想,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父亲却成了梅菲斯特式的人物。
当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时,却完全忽略了他父亲亨利希和岳父威斯特华伦对他的深刻影响。如果我们能深刻地理解威斯特华伦对少年马克思的启蒙教育,同样可以折射出他给少年卡尔讲述荷马史诗中的历史英雄主义对他幼小心灵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把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浮士德》四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话,这正好是一种历史的叠合,催生出伟大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居然就在这毫不起眼的特利尔市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内就有好几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崇尚自由主义的胡登巴赫为卡尔提供了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精神土壤,这就是他的父亲、岳父和一位老师,不仅仅是从文学世界向少年卡尔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民主权观”,而且从自然哲学领域为卡尔提供了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特别是德、法、英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术思想对少年马克思的影响。威斯特华伦教育少年卡尔如何观照现实社会问题,这样我们能更早地从哲学领域里确立马克思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时在资本家奴役工人的工厂、矿山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他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他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仅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命运,而且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少年马克思在他的《青年选择职业的思考》中,我们就能领略到少年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自私自利的世界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青年马克思成长过程来看,就完全摆脱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他在文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基于物质利益来选择职业的做法。青年马克思认为“对于那些思想高尚,致力于为全人类服务的人们,历史称之为‘最伟大的人物’;对那些能使绝大多数人幸福的人,可以称之为‘最幸福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人民服务,并能切实可行地为人民做一点好事,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对于我来说是幸福的。在这里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对职业选择的崭新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并与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彻底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实质就是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批判,自觉树立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自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崇高的行为,是一种最幸福的理念。他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和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终身职业的选择,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和新的世界观,也的确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终身实践了自己的世界观,并且使其成为一名真正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家。
马克思终身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并将自己的承诺,永远作为行动的指南:“如果我们选择了为全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的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到那时候,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
我们的幸福将会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会发挥它的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在我们的骨灰盒上洒下热泪。”年仅十七岁的卡尔·马克思,就闪耀着为人类服务的思想火花,后来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实践自己这一伟大思想,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当我们即将结束本文时,总感意犹未尽。在我们这个泱泱马克思主义的国度里,面对中西方无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三大来源注解马克思文本,可是这三大文本未必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和新世界观形成及其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其中使我们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世界观形成的许多具体历史细节。实际上,我们用三大理论来源注解马克思文本,这已经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基本形成的历史事实,或者说是马克思对其他理论批判的结果,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马克思早期世界观形成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从家庭启蒙教育和他的父亲、岳父那里以及他的老师———符登巴赫的教育对马克思早期世界观的形成,以此寻找新的历史线索,力求找到新的注解文本,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和新世界观的形成,这是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一种新的认知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