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在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然而，任何理论创新成果的取得与理论研究方法的进步是一致的，“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判定研究法”.方法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科学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也因为理论创新同时具有方法创新的意义。“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法，对于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和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法是一个完整体系，通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四个方面表现出突出的方法论创新意义，这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在“坚持”中发展，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这同时也是一个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在“坚持”中发展，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坚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这是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真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特殊性之间关系上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品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所谓坚持，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决定的，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理论基础并指明前进方向；所谓发展，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必须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加以正确运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部分，在本质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然而，矛盾的普遍性总是相对于矛盾的特殊性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运用到具体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就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认识和运用。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特殊本质，才能真正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和普遍规律，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在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邓小平非常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时期都大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为解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探索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探索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其理论创新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形成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这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科学态度。
“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者关系问题的实质，这就意味着，在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具根本性意义，因为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美国着名学者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它来源于“同一套前提”,即规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凡是包含有这类前提的分析，都可以正当地将其分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使作者本人并不如此认定”.这“同一套前提”是：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唯物主义历史观，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海尔布隆纳虽然没有直接回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什么，但是他所说的“同一套前提”,则可以被认为指出了理解这个原理的一个大的方向，或者说回答了这个原理所包含的基本理论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问题上，也有学者主张不应以“开列真理清单”或“莫里逊氏丸”的形式进行，而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阐明它在思想理论上能够统领全局、贯彻始终的“精神实质”、理论“纲领”或“坚硬内核”,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
我国于2005年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中进行专门建设，这对于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不管人们从哪个方面或角度来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我们应该坚持的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无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和一贯坚持的原则。恩格斯认为：“结论在一定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摆脱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应当形成明确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在恩格斯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必定有着确定的、稳定的基本原理，但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则应当是具体的。邓小平也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首要方面，“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体系，就其性质来说，应该是历史的和开放的。一方面体现在已经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作或教材中的理论体系，只能被理解为是对原本的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中的基本原理体系的不断接近，而不是完全达到；另一方面，“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结论如果变成一种固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我们总是从一种变化了的现实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而在理解中总会赋予其新的涵义。这样一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既来自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要求我们必须以历史的和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科学地坚持和发展这些原理。
因此，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方法，但在这一方法中，如何科学地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这不仅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实现，还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进度、程度和效度。
二、在“问题”中突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中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精神，问题是人类思想和活动实现变革的出场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在方法上的第二个突出表现就是，在问题中寻求理论突破，通过不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问题是理论的起点，也是理论的终点。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基于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这是由问题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所具有的推动理论创新的功能所决定的。“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追问是人类的天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问题都是理论的起点及其发展的动力。所谓问题，就是人们提出的需要解决但由于某些原因而尚未解决的任务，它是思维对主客体之间矛盾的反映，即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客观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认识活动中的知与不知的对立统一。“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通常以问题的形式呈现，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以问题为基础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克服困难、认识规律、获取自由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问题处于未被意识到、尚未提出来或是暂无解决对策时，问题作为事物的矛盾规律在盲目地起着作用，这时人的活动也是盲目的、被动的；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发现问题、明确地提出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并积极地解决问题时，人的活动才能逐步进入到自觉状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得自由。因此，人的认识总是沿着“问题--问题的解决--新的问题”的路线向前发展。问题不仅预示着创新的契机，也蕴含着解决的方法，“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问题不仅具有认识论功能，还具有方法论意义，“问题，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哲学中都是思维发展的推动力量，是思想创新的推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离不开问题的这种推动力量，只有不断发现、提出、分析并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及其理论创新。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不断提出和解答“时代的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在哲学观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以往旧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并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石的新哲学；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并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实践经验，在相当长时期里都坚持以城市为重心的革命策略。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等发现这种策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并不相符，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搞革命，不能不重视农民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通过提出和分析中国革命到底应该以农村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问题，毛泽东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先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在提出、分析和回答这些重大基本问题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这其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突出地体现了问题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固守传统观念和理论，而是深刻反思苏联和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曾经出现过的急于求成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将社会发展阶段自觉“退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也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充分体现了问题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观念。但是，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邓小平于1979年对此提出质疑：“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根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情况指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搞市场经济，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后来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善于发现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不仅是可贵的，也是艰难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史中蕴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正是在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深刻分析和竭力破解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进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和发扬这种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坚持从问题出发，在问题中寻找理论的突破点，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三、在“结合”中创造，“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辩证思维和科学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及其理论创新提供了突破点和动力源，但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则离不开“结合”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路径。在“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中国化”与“相结合”常常具有大概一致的内涵，或者说“相结合”就是“中国化”的解释性表述。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从“结合”的角度初步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由于我们“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准确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性质基础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结合”的方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这就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结合，努力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不仅适合于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搞建设也要坚持这一条。在改革开放中，“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这在胡锦涛所总结的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中得到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合”是一条重要的理论发展线索，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方法。在“结合”中，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成绩，还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创新成果，“结合”的辩证思维和科学路径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在方法论上的鲜明特色。
从理论上看，“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意义。在唯物辩证法中，“结合”就是对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恰当处理，就是“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列宁认为：“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
“结合”就是通过科学分析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分离状态，在对立面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实现对立面的统一，促进矛盾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也非常注重对“结合”辩证法的运用，“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结合”是处理矛盾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结合”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十个结合”经验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成功运用，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重要创新，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胜利。
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结合”的辩证思维和科学路径，这就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矛盾及其对立双方都有准确认识，在准确把握矛盾对立面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在“结合”中解决问题，在“结合”中创新理论。这其中，最根本的是，既要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准确理解，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正了解中国实际并切实从中国国情出发，更关键的则是要在结合上下工夫，不断探索这两方面“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能否实现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结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及其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影响。
四、在“总体”中建构“,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基础方法的本质”,总体性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建构和体系创新的重要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直接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然而，“真理只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尽管科学体系不是理论存在的客观根据，但科学体系却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除了要在理论观点、理论内容等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还应在理论形式、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等方面实现创造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总体性方法不断建构理论的科学体系，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形式上实现与其理论内容的同步创新。
任何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恰当和科学直接影响着理论体系的建构能否成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整体，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整体，这种整体性是其理论科学性和理论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学理基础和根据，全面把握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整体性的观点和总体性的方法。
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体性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也是建立在马克思所采用的总体性方法这一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1865年致信恩格斯时谈到，“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着作”.很显然，马克思采用的不同于雅科布·格林的方法是总体性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充分体现，如马克思将自然界视为是一个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社会看作是人与人彼此发生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方法的本质”.卢卡奇将总体性观点和方法视为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最伟大贡献。这种总体性方法，一方面要把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或总体来把握，只有根据部分或个体在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揭示其内部联系、结构和本质，正如马克思所做的比喻，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另一方面，事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坚持总体性方法，就要将事物或对象看作是一个过程的整体，将其置于历史过程的总体中进行把握，“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物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总体性方法就是把对象世界作为总体来把握，强调整体对于部分具有方法论的优越性，部分的本质必须依赖于整体才能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事物内部联系和隐蔽内容并揭示其本质。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判断，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认定，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质。总体性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建构中的运用正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这一基本判断和事实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思想整体，具有整体性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这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体系的前提。但是，在思想中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属性和特征与在学理上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结构和逻辑体系又不是一回事。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逻辑体系不是外在的、自成的，而是需要依据总体性方法进行建构的。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这里的“体系”更多具有文本意义或实践层面的整体性意蕴，而学理层面的整体性肯定不是这三个具体理论或文本体系的简单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也不能停留在对这已有三个自然形态的思想体系和文本的具体研究，它必然面临着建构自身独立逻辑体系的要求和任务，这已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直接研究，而是对其理论观点的有机整合和理论体系的再次创造，以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独立内容、严密逻辑和严整结构的以自觉形态存在的学理体系。
以总体性方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体系，有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以总体性方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内容上的整体性，其基本要求是，既不把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东西掺合或附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来，也不把本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中割裂出去，既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是一个理论整体，又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整体中把握其内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如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的逻辑关系，综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三位一体”关系；二是要以总体性方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结构上的整体性，“总体意味着实在是一个有结构的辩证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并通过这个整体，任何特殊的事实（或事实的组合、系列）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这就要求从现有三个理论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发现、提炼、综合、提升、创造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特有的立论基础、范畴体系、基本原理、理论主题等，从结构维度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体系。
只有以总体性方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体系，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自然形态的文本体系向自觉形态的叙述体系转换，才能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科学的整体性认识，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整体中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这是对形式与内容相一致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在理论形式和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中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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